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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李锦表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央国企投资决策短期化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更多机制上的改革和落实，比如建立中长期的考核机制、采取终身负责制等。开发商不仅要关心项目初期的投资回报率，更要形成顾全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投资理念。“只顾眼前，不管今后”的投资方式对于项目、新能源厂商和社会而言都是一种伤害。

一位负责招投标业务的企业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对比过去，当前参与招投标的企业有所减少，同时参与招标的门槛更高。有的集采方会对投标企业注册资本、出货量等方面有要求，有的则会限制最低价，防止部分企业牺牲未来的产品质量以换取眼下的竞标优势。

第一财经记者注意到，近期已有多个新能源招标项目非最低价中标，某种程度上说明一些企业正努力在质量和服务等环节拉开差异，并得到了招标方的认可。比如，布尔津100万千瓦风电项目风力发电机组(含塔筒、锚栓等)及附属服务项目，第一中标候选人为东方电气，投标报价为23.7571亿元，第二中标人金风科技的投标报价为23.5028亿元。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对第一财经强调，内卷的本质是基于“同质化”的竞争，如果不同企业的产品间技术含量或者服务差异很大，那么内卷的问题将会大大缓解。正是在技术、服务和质量等各个方面提升空间不大的情况下，内卷需要淘汰部分落后产能，从而大浪淘沙促使行业回归到正常发展期。

“去年有个企业在西南地区同一个时间点投了五个电站，其中一个电站用的就是我们的解决方案，今年电站的持有者在做集团的框采(框架协议采购)的时候，我们就顺利入围了。我们自己复盘认为，这既是因为随着电站运营使用，技术的差异化部分有明显的反馈，也是因为目前国内对于电站的安全要求标准在不断抬高。”王琛分析说。

而在七大风电头部企业中，尽管有四家营收、盈利同比双增，但即便是以第三季度156亿元总营收问鼎国内整机厂商峰值的金风科技，利润也主要来自风场运营，而风机业绩则在继续亏损，其余多家风电上市公司相关业务的净利润普遍表现为亏损或者盈利微薄。

对比风电和光伏的价格战，除了结构性产能过剩和招投标规则取向的共性以外，储能更为特殊的一点在于，储能本身并不能是发电的电源，其价值体现作为发电高峰时储存电量、发电低谷时送出电量的载体，但是谁应为此支付较高的充放电成本，目前缺乏成熟的商业闭环。这意味着，许多风电和光伏项目配置储能产品逻辑在于“符合要求，有就行了”，而不愿为品质更优质的商品支付溢价。

改变需要多方的努力。多家行业协会就“反内卷”发声以后，有从业者感受到了行业自律的暖意，也有从业者认为声明能起到的效果或许有限。“由一些行业协会发起的公约缺乏强制约束力，此前行业内也有类似的宣言，但是形式本身似乎大于实际影响，同时协会本身也会受到来自不同企业和不同方面的复杂影响，很难期待它成为一个完全中立客观的主体。如果由政府出面成立组织管理机构，或许才会具备更强的影响力，但目前我还没有听说这样的机构存在。”一位行业人士对记者称。

第一财经从业内人士处获悉，近期某央企针对其拟招标的储能项目修改了评标办法，将技术评标权重、价格评标权重从原来的50%、45%，分别调整为55%、40%。修改后，评标基准价变更为，有效投标人数量超过五个(不含五个)时，以有效投标人评标价算术平均值下浮5%作为评标价基准值；当有效投标人数量未超过五个(含五个)时，以有效投标人中的最低评标价为评标基准价。

王琛对此表示认同。他进一步分析，针对新能源产业而言，目前产能过剩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更多是阶段性产能过剩、结构性产能过剩，市面上真正能做到品质高端且价格实惠的产品并不算多，能够完成上述目标的厂商也将拥有更多订单，从而在这场激烈的战事中幸存。

据第一财经记者观察，受产业链产品价格大幅下滑影响，硅料、硅片、电池、组件这些环节多数都在亏损。过去几年，隆基绿能因表现出较强的盈利能力被称为“光伏茅”。但近期披露的财报显示，该公司前三季度亏损65亿元，成为近10年来的首次亏损，也是公司有史以来的最大幅度亏损。

这种“增收不增利”甚至“卖得越多，亏得越多”的窘境，迫使新能源厂商主动求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改变靠厂商的“一厢情愿”并不能促成，有关部门和资方对于安全和质量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标准越来越严是背后的重要推动力。

约定之后，成果如何？第一财经记者梳理发现，近期部分项目低价竞标的情况有所改观，但是仍有一些领域还在延续低价竞争的趋势。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储能系统中标均价相对稳定，但进入到三季度，中标均价达到历史新低0.58元/Wh。不过，公开资料也显示，近期国内多个风电和光伏的项目招标价格正在企稳或回暖。

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回到现象的本质。业界存在三种主流观点：一是认为这是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众多厂商为了占领市场或消化产能而抢夺订单的结果；二是认为受一些央国企招投标中惯用的“最低价中标”规则影响，所以价格成为竞争的最大方向；三是认为以储能为代表的部分新能源产品，盈利模式不清晰，强制配置建而不用也就无所谓品质之说。

王琛表示，当前他所接触的客户对储能产品质量以及指标的关注程度也发生了明显改变。2021年开始，由于国内多地的大型储能电站陆续投入使用，电站持有方对于电站的运营指标以及转化质量的高低，已经有了真切的“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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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有行业人士对记者表示，由于风光储的投资逻辑是“新基建”，开发商以央国企居多，一些开发商领导避嫌、省事的心理，也是招投标中选择最低价中标方式或者将价格比例调至很高的主要原因之一。“一般一个任期是三到五年，如果项目出了事查起来，选择价格低的中标人至少看起来是无话可说的，但是如果不是价格最低的可能就会有一些嫌疑。所以只要眼下项目不出事，质量次点但是价格最低也可以接受。”

李锦表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不仅是新能源，很多行业发展初期都曾因行业标准不完善、质量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导致招投标过程中缺乏一个相对全面的评价体系，而过分看重价格因素的影响，但是通过后期的实践推进往往能够及时纠正。

“在法治的前提下，按照市场规律去衡量考核标准，建立起一套综合考虑安全、质量、技术、服务等多维度的合理考核体系是非常有必要的。让标准更健康，才能推动买卖双方的互惠共赢，这也是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李锦称。

11月6日，工信部发布的《新型储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7年，要实现我国新型储能制造业全链条国际竞争优势凸显，优势企业梯队进一步壮大，产业创新力和综合竞争力显著提升。高安全、高可靠、高能效、长寿命、经济可行的新型储能产品供给能力持续提升。新型储能系统能量转化效率显著提升，热滥用和过充电不起火、不爆炸，实现新型储能电站电池模块级精准消防，保障全生命周期使用的安全可控。

国内某头部储能厂商创始人王琛(化名)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断言这些迹象能否成为众多新能源厂商翘首以盼、改变命运的“拐点”，或许为时尚早。但值得庆幸的是，开发商的招投标环节已经成为全产业链统筹考虑的焦点，以价格主导的习惯正在被动摇，以及电力市场改革有序推进，这些因素将为新能源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打下可观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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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王琛也称，虽然这种趋势使深耕技术的储能厂商成为受益方，但是短期内他并不会抱有过高期待。“我觉得储能真正能够完全实现商业价值的那一天，前提一定是完全的市场化。只有这样，所有人才会以算账的逻辑来看待产品，而不是为了强制配储应付差事。”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王永利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储能在电力市场中的价值更多体现在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以及电力现货市场。目前，国内的中长期交易和现货市场交易推进到了一定程度，但是辅助服务市场的交易流程、规则、价格等机制却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因此，储能所具备的调频调压、短时调峰等价值没有在辅助服务市场交易得到反映，而这些功能当前主要是由火电、抽水蓄能等传统的灵活性资源来满足。

尽管文件尚未正式出台，但多项政策释放的信息已经明确。一位曾参与有关政策前期座谈的企业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管理部门对于储能产品和行业的认识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成长，从早先的模糊到当下的明确。从上述政策呈现的结果来看，安全和可靠无疑被摆在了非常靠前的位置。“这几年事故频率有点多，以价格换质量的交易取向很难再延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