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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每年应当作为主办检察官或者独任检察官办理一定数量的案件,并带头办理重大复杂敏感、新类型和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

下级人民检察院有关人员故意隐瞒、歪曲事实,或者因重大过失遗漏重要事实、证据或者情节,导致上级人民检察院作出错误命令、决定的,由下级人民检察院有关人员承担司法责任;上级人民检察院有关人员存在故意和重大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

检察官办案组可以相对固定设置,也可以根据司法办案需要临时组建。由检察官办案组办理案件的,检察长应当指定一名检察官担任主办检察官。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参加检察官办案组的,应当担任主办检察官。

(二十二)检察长可以对检察官职权范围内决定的案件或者办案事项进行审核。检察长审核案件,可以要求检察官重新审查或者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也可以直接作出决定。

(二)基本原则: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责;坚持遵循司法规律,符合检察职业特点;坚持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坚持突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与加强制约监督、强化检察长对司法办案工作领导有机结合;坚持惩戒与保护并重,主观过错与客观行为相一致,责任与处罚相适应;坚持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监察以及新闻媒体等社会各界的监督,自觉接受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制约。

(四十)检察办案工作原则上应当在检察业务应用系统上运行,实现办案信息网上录入、办案流程网上管理、办案活动网上监督。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对检察官办理案件的程序进行实时、动态监督,发现问题的,应当提出意见,通报案件承办部门、承办检察官或者移送本院检务督察部门。

(二十一)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司法办案工作的领导和监督。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错误决定,或者依法撤销、变更下级人民检察院对案件的决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司法办案工作的指令,应当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以人民检察院的名义作出。

2.经检察长授权,对检察官办理案件的起诉书、不起诉决定书、抗诉书、检察建议书、检察意见书等重要法律文书进行审核,审核范围可以由各级人民检察院结合实际依法确定;

(六)独任检察官、检察官办案组办理案件,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作出决定或者依法提出处理意见。检察官办案组办理案件,主办检察官作出决定或者提出处理意见前,应当组织办案组检察官进行讨论或者听取办案组其他检察官意见,并将不同意见记录在案。

(八)办案事项应当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的,检察官办案组或者独任检察官应当提出处理意见,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检察长决定或者报检察长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四十三)健全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常态化落实机制,严格执行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的记录报告制度,完善记录报告内容核查、违纪违法案件倒查等机制。

检察官办案组办理的案件,由主办检察官和其他检察官共同负责。主办检察官对其职权范围内决定的事项负责,其他检察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二十五)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业务部门负责人以及其他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检察人员,怠于履行或者不当履行监督管理权,对检察人员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失职失察、隐瞒不报、措施不当的,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承担监督管理责任。

检察委员会作出错误决定的,检察委员会委员根据错误决定形成的具体情形和主观过错情况,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不承担司法责任。

(四十七)本意见第(十一)(十三)条所列案件由检察委员会、检察长决定的,指的是以人民检察院名义作出是否起诉、抗诉、发出检察建议等对案件处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项。其他事项需要报请检察委员会、检察长决定的,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规定和各级人民检察院职权清单的规定执行。

jfm4app《关于人民检察院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已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重要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

(三十五)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检察官惩戒委员会,从专业角度对检察官的司法责任进行审查。人民检察院承担检务督察工作的部门经调查认为检察官存在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需要追究司法责任的,报检察长批准后,提请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后,提出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一般过失或者没有违反职责等审查意见。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提出审查意见后,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相关规定作出是否予以惩戒的决定,并给予相应处理。

7.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等的规定,其他需要由检察长决定的办案事项。

对于检察官在职权范围内作出决定的事项,检察辅助人员不承担司法责任。检察辅助人员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导致检察官作出错误决定的,应当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

(三十三)检察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虽有错误后果发生,但已经尽到必要注意义务,对后果发生仅有一般过失的,不承担司法责任。

(四十四)进一步完善案件信息公开平台建设,优化检务公开工作,统筹信息公开与维护国家安全、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的关系,进一步规范向当事人公开和向社会公开的范围、标准、程序,以公开促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

(十六)省级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实际,制定辖区内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职权清单。省级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检察官职权清单,应当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三)检察委员会是人民检察院的办案组织和重大业务工作议事决策机构。检察委员会由检察长、副检察长和若干资深检察官组成,成员应当为单数,并设专职委员。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提高检察委员会工作规范化、专业化、信息化水平,发挥检察委员会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的决策功能。

(三十七)检察人员能够主动纠错、说明情况,如实记录报告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违规过问案件、不当接触交往等情况的,可以从宽处理。对抗、阻碍或者指使他人对抗、阻碍司法责任调查和追究的,应当从严处理。

(四十二)综合运用常规抽查、重点评查、专项评查等方式,对检察官已经办结案件的质量进行检查评定。加强评查结果运用,将案件质量评查结果作为评价检察官办案业绩的重要依据,纳入检察官考核管理体系。

(二十六)检察人员应当对其履行职责的行为终身负责。在司法办案工作中,检察人员故意违反职责,或者因重大过失违反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司法责任。

检察官授意、指使检察辅助人员实施违反检察职责行为,由检察官承担司法责任。检察辅助人员执行明显违法的指令且未提出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

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推动检察权公正、规范、高效、廉洁运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三十四)检察人员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办案程序、文书制作等方面不符合法律和有关规定,但不影响案件结论的正确性和效力的,属司法瑕疵,不因此承担司法责任。

关于司法责任追究、检察官惩戒的具体情形、程序等按照《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检察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等相关规定执行。

(七)独任检察官、检察官办案组办理案件,可以提请业务部门负责人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意见是独任检察官、检察官办案组办理案件的重要参考。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情况和意见应当全面记录,经参加会议的检察官签名后附卷保存。

(四十八)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高检发〔2015〕10号)同时废止。其他文件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本意见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四十一)完善检察人员考核机制,综合考评办案数量、质量、效率、效果等。考核结果作为干部评先评优、晋职晋级、检察官员额管理、绩效奖金发放的重要依据。

(五)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根据履行检察职责需要、案件类型及其复杂难易程度,可以由独任检察官或者由两名以上检察官组成的办案组承办。

(二十)司法警察负责办案场所警戒、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案件犯罪现场保护、人员押解和看管、保障调查核实顺利进行、维持听证秩序、参与检察官履职保护等警务事项,依法履行《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条例》规定的职责。

(四十五)本意见所称检察人员包括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其他检察官和检察辅助人员。检察辅助人员包括检察官助理、书记员、检察技术人员、司法警察。业务部门负责人包括具有检察官身份的部门正职、副职。

(十二)检察委员会的决定,检察官应当及时执行。检察官因特殊原因无法及时执行检察委员会决定或者在执行完毕前出现新情况的,应当立即书面报告检察长。

检察官故意隐瞒、歪曲事实,或者因重大过失遗漏重要事实、证据或者情节,导致检察委员会、检察长作出错误决定的,主要由检察官承担司法责任。

(三十)独任检察官、检察官办案组根据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业务部门负责人对案件重新审查的要求,改变原决定从而作出错误决定,前述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人员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承担监督管理责任;独任检察官、检察官办案组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承担司法责任。

(二十四)业务部门负责人审核案件或者重要法律文书时,可以要求检察官对案件重新审查或者补充相关材料,但不得直接改变检察官意见或者要求检察官改变意见。业务部门负责人与检察官处理意见不一致时,可以召集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也可以将审核意见连同检察官处理意见一并报检察长决定。检察官处理意见与检察官联席会议多数检察官意见不一致的,业务部门负责人应当将案件报检察长决定。

(一)主要目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建立权责明晰,权责相当,公正、规范、高效、廉洁的检察权运行机制,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6.协助检察官出席法庭,经检察长批准,高阶段的检察官助理可以在检察官就主要事实和法律问题发言后,辅助进行举证质证、补充发表出庭意见、参与法庭辩论;

6.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等的规定,其他需要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检察长对办案事项作出的决定,检察官应当执行。检察官执行检察长决定时,认为决定有错误的,可以提出异议;检察长不改变该决定,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检察官应当执行,执行后果由检察长负责,检察官不承担司法责任。检察官执行检察长明显违法的决定且未提出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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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漳州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林微看来,引入生态环境技术调查官制度,很好地弥补了司法审判中法官专业知识不足等短板问题。“技术调查官在调查取证、庭前会议、开庭审理等各个环节全程辅助参与,用专业的技术协助法官解决审判中的难题,如为环境损害程度、生态修复方案、修复费用等核心要素提供技术支持,从而取得了生态司法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提升’。”

沿着木栈道,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教授陈鹭真为来访者介绍起以补植红树林修复生态的实践。从事红树林生态系统研究20多年,陈鹭真在去年有了生态环境审判技术调查官的新身份。

如何修复受损的海洋生态,让案件不止于一判了之?东山法院聘请长期参与湿地生态系统修复工作的漳州市林业局高级工程师林国洪作为生态环境审判技术调查官参与案件审理,并对生态修复方案进行论证。

郭日增与法官、当事人深入涉案林地现场勘测毛竹存量,并结合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及无人机系统航片判读调查方法,推算出毛竹亩立竹量为100株。列数据、摆事实、算经济账……庭审过程中,郭日增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勘查结果,并耐心回答当事人质询。

目前,福建高院已在全省聘任104名专家,组建起闽东北、闽西南协同发展区两个生态环境审判技术调查官库,实现生态环境相关技术领域全覆盖。

jfm4app2020年,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导下,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国首创生态环境审判技术调查官制度,即法院在审理生态环境案件中聘请生态科学领域专家,作为审判辅助人员中的司法技术人员,全程参与案件审理,并重点针对环境损害程度、生态修复方案等核心要素给予技术支持。

案件回溯至2018年,尤溪县某村委会与陈某满签订毛竹林经营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满必须留有150株/亩的毛竹交还村委会等内容。合同期内,陈某满因无力经营毛竹林欲提前解约,并于2021年开始拖欠租金。双方当事人对于解除合同及陈某满是否过度砍伐毛竹等情况存在分歧,遂诉至尤溪法院。

2023年7月,一起非法采矿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在云霄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人袁某、晋某未经许可向非法采砂船过驳运输海砂6790.5立方米,经评估造成海域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价值达15817.9元。

调查结论得到双方当事人认可,双方达成和解,陈某满继续履行合同并缴纳欠款,双方各自撤诉,该纠纷得以妥善解决。这是全省首例法院根据生态环境审判技术调查官技术意见认定事实的民事案件。

“涉林纠纷往往标的额不大,但审判需要专业技术意见支撑,请鉴定机构又需当事人支付较高费用,这让我们很为难。”承办法官黄文兴说,去年10月,为更好地查明案件技术事实,尤溪法院聘请县林业执法大队新阳中队副队长郭日增作为该案件的生态环境审判技术调查官。

“纠纷解决了,毛竹林也管护得更好了!”不久前,三明市尤溪县某村民委员会主任陈其熠高兴地与前来回访的尤溪法院法官黄文兴分享近况。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有利于推动‘谁破坏谁修复’的理念得以落实。”袁春怡说,适用该制度审结的破坏生态环境案件均实现“一案一修复”,并累计为当事人节省鉴定费用86.3万元、生态修复费用86.69万元。同时,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生态环境审判技术调查官协助法院总结出“植物净化”“科学放流”“造林增汇”等类型化修复模式,已经在全国多地得到推广运用。

“传统的专家陪审、司法鉴定等专家辅助制度存在着专家参与度低、司法成本高等局限。生态环境审判技术调查官作为技术助理参与诉讼全过程,协助法官查明、理解技术事实,也让裁判结果更有公信力。”福建高院生态环境审判庭副庭长袁春怡说,适用该制度审结的案件不仅一审服判息诉率大幅提升,评估、鉴定费用也大幅降低。

2023年,该制度在全省推广运用。截至目前,全省法院共适用该制度审理生态环境案件近30件,涵盖水利、土壤、矿业、海渔、林业等领域。这一制度被写入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专项报告,并获评2023年全省改革优秀案例评选活动“试点探索先行”类案例。

在充分评估方案后,林国洪于庭审现场对修复方案的落地提出进一步的建议:要因地制宜选择苗种、适合的潮汐和天气时间进行海草移植种植,并做好定期监测、总结评估等工作。最终,被告人林某莲、汤某玉自愿认罪认罚,出资委托专业机构拟在东山县相关海域进行海草床实验性生态修复,并购买碳汇替代性修复受损的海洋生态。

2021年10月,漳州中院指导诏安县人民法院审结了王某高等人污染环境案。审理该案过程中,诏安县法院法官与聘请的生态环境技术调查官——闽南师范大学教授黄旭光团队到涉案电镀作坊现场开展调查、取样等工作。为避免对外部土壤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审判团队和技术团队确定以“异位淋洗+植物富集”模式来修复污染土壤,最终取得了较好的修复效果。这次尝试,也使该案成功入选《中国审判》2021年度十大典型案例。

不仅如此,漳州中院与黄旭光教授课题组将上述修复技术形成学术成果《一种化学淋洗修复重金属污染土壤的处理结构》。2023年2月7日,该技术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该专利成果的获得,为今后生态司法修复模式类型化提供了有效支撑。

案件审理过程中,云霄法院聘请陈鹭真对红树林补植方案进行进一步论证。陈鹭真认为,替代性修复方案具有可操作性,修复费用也较合理,但补植方案较为简单,建议要进一步明确红树林的种植物种、苗龄、种植密度和种植时间,细化费用项目,确定技术指导单位和验收监管单位。

“传统的专家陪审、司法鉴定等专家辅助制度存在着专家参与度低、司法成本高等局限。生态环境审判技术调查官作为技术助理参与诉讼全过程,协助法官查明、理解技术事实,也让裁判结果更有公信力。”福建高院生态环境审判庭副庭长袁春怡说,适用该制度审结的案件不仅一审服判息诉率大幅提升,评估、鉴定费用也大幅降低。

因无法对被破坏的海域生态进行原地修复,而鉴定机构给出的异地海滩回填海砂方案各项费用过高,且查扣的海砂已被依法处置,无法回填,检察机关遂聘请公益诉讼技术官进行论证,提出以补植红树林替代性修复生态的方案。

“海草床是海马等海洋生物的主要栖息地,根据历史记录,东山曾有海草床资源分布。修复东山的海草床资源,是恢复当地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措施。”东山法院院长林跃轶多次牵头组织承办法官陈剑峰与林国洪、东山县相关部门开展沟通,共同探讨海草床生态修复的可行性,并促成被告人委托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出具修复方案。

据此,在依法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上,袁某、晋某缴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13.5万元,委托第三方机构在漳江入海口补植红树林30余亩,以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该案也是全国首例运用“检察公益诉讼技术官+法院生态环境审判技术调查官”审结的涉生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入围“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3年度十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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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找儿子,曹某山夫妇经常关注新闻,只要看到报纸刊登公安找回走失或被拐儿童的信息,他们都会长途跋涉去看是不是自己的儿子。“这些年,我们去过广东、岳阳、湖北、四川等多个省市,哪里有希望,我们就去哪里。”曹某山夫妇哽咽地说道。

随着时间的流逝,曹某山夫妇对能找到儿子所抱的希望越来越小,直到2022年9月的一天,夫妇二人接到桂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让其重新采集血样完善生物信息的通知。

贝赖洪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法治建设成就表示高度赞赏和由衷钦佩,表示愿与中国司法部进一步深化交流,推动双方在被判刑人移管、律师管理、法治领域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交流合作。

“只要人活着,就有希望找到”民警的这句话,让他们再次点燃了能找回儿子的希望。为帮曹某山夫妇找到儿子,桂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多次在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信息系统中补充曹某山夫妇及其女儿的相关信息。

自公安部、湖南省公安厅部署开展打拐团圆专项行动以来,桂阳县公安局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全面开展失踪被拐妇女儿童查找工作,致力于帮助每一个破碎的家庭重燃团聚的希望,让失散多年的亲人早日实现团圆梦,至今已成功找回失踪/被拐人员11人,其中失散时间最长的为46年,帮助11个失散亲人家庭实现了团圆夙愿。李明征对贝赖洪率团来华出席中埃塞被判刑人移管条约及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谈判表示欢迎,并重点宣介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中国法治建设取得的成就,表示中国司法部愿同埃塞俄比亚司法部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共识,以法治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双边关系健康发展,为两国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双方还就司法行政领域尤其是立法程序、监狱管理和律师管理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对拓宽交流渠道、深化司法合作达成重要共识。

经多方努力,今年6月28日传来喜讯:曹某山、李某凤夫妇的血样与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居民袁某伟的血样初步比中。为进一步确认袁某伟就是其夫妇寻找多年的儿子曹某,湘粤两地公安调查取证,再次采集曹某山夫妇和袁某伟的血样进行鉴定复核,复核结果显示曹某山、李某凤就是袁某伟的生物学父母。

据曹某山夫妇介绍,1993年,李某凤带着3岁的儿子曹某和4岁的女儿在樟市镇的戏台玩,因与其他孩子的家长聊天时疏于照看,待后来寻找时,才发现曹某走失。曹某山夫妇称,当时在场的小孩都说曹某跟其他小朋友起了争执,哭着走开了。当时李某凤以为曹某跟着姐姐一起在周边玩或者是已经回家,便没当回事去买菜了。直到买菜回家得知曹某并没回家,才开始四处寻找,没想到这一找,就是31年。

据曹某的姐姐介绍,其父母于1994年外出时将只身一人、破烂不堪且自称没人要的曹某“捡”回家,因长时间没人来找,此后,曹某便跟着家人一起生活。多年来,曹某的养父养母一直将其视如己出。

2011年4月,桂阳县樟市镇曹某山夫妇到桂阳县公安局求助,称希望帮其找到失散多年的儿子。接到求助后,桂阳县公安局民警详细了解了曹某山夫妇基本情况,同时按程序采集其夫妇及女儿血样,并送检入库。

jfm4app31年了,做梦都没想到我还能找到我的儿子!”7月17日,“让爱重聚助力团圆——湖南公安在行动”的一场感人至深的认亲仪式在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公安局隆重举行,曹某山、李某凤夫妇与失散31年的儿子曹某的亲情重逢,为一段跨越31载的寻亲之旅画上了圆满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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