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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1971年东盟五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签署《吉隆坡宣言》，其中开宗明义地声明：其目标旨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和平自由中立区”，维护本区域“不受任何形式的外部大国干涉”，以利“扩大合作领域”。这一目标显然呼应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事后看来，这对中国与其东南亚邻国关系的解冻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尽管当时不无阻力。

东盟对五项原则的承诺在1976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一年，《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成为东盟与世界交往的基础性和平条约，体现了东盟成员国与世界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普遍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契合被誉为“亚洲智慧”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是当时不结盟运动指导思想的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持续承诺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当代促进全球南方发展的工具，有望进一步加强南南合作，并在日益两极分化的世界中弥合全球南北的鸿沟。

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宣言》，明确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涵在内，当时中国尚未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说明，当国际社会的理智尚存时，可以超越“政治正确”和冷战带来的意识形态对峙，为了全人类利益而接受全球公共产品。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所说，在世界和平面临危机之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了解决当前冲突和安全挑战的中国方案之基础，无疑为世界和平注入了新的活力。

西方国家对己有利的“双重标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愈发猖獗。当美国这个单极大国试图干预热点争端时，占世界人口88%的全球南方国家愈见脆弱，在亚太地区尤其如此，美国遏制和围堵中国成为了首要议程。如果任由当前的好战叫嚣毫无节制的扩展，引发全面热战的几率是存在的。

70年后的今天，中国被美国视为一种影响其存亡的“威胁”，而“基于规则的秩序”则成为了美西方集团尝试遏制中国多维崛起的最常用关键词。在迎接挑战方面，美西方已日趋缺乏实力、信心和安全感。相对的，它只能诉诸武力威慑。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小多边安全联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几年前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Quad) 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到最近的美澳日菲安全联盟，无一不是以牺牲多极世界和平为代价，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服务。

它们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管理跨越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职能。面对当前外部干涉所引发的不稳定挑战，全球南方迫切需要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这些原则的重要性理应得到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承认和尊重，特别是在当前这样一个危机与冷战年代极其相似的关头。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及三大全球倡议，正是对时代召唤的回应。中国的全球倡议秉持建设包容性、共生和平等合作的全球共同体的愿望，实际上植根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本质上讲，这些全球倡议在当代视角下赋予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的生命力。

近日，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这不仅是一场纪念活动，不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也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从中国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外交基石转变为解决争端、建设和平与促进国际合作的基础。

最明显的例子是，美西方多次以“民主”之名在其他国家策动“政权更迭”，一再引发广泛的人道主义灾难。最近，美国罔顾联合国安理会绝大多数成员国要求立即在加沙停火的意见，一再动用否决权，其所展现的政治虚伪即是无与伦比的典型写照。这个自称“世界警察”的国家，一方面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进行的种族灭绝式军事行动视若无睹；可另一方面，它此前给其他国家扣上所谓“种族灭绝”的帽子，并加以制裁的伪善行为，对他国来说，却是记忆犹新。

在全球和平日趋脆弱和信任赤字加剧扩大的背景下，中国智慧认为经济繁荣和安全并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相互依存且相互加强的。相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认为，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影响力，天经地义就是为维护其霸权地位服务的。昔日的“门罗主义”不再局限于西半球或美国周边，而是实质上进一步扩大到了全球范围，将整个世界视为美国的“后院”。在单极霸主的视野中，只要合乎其自身霸权利益，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互不侵犯的承诺皆可做出妥协。

在和平前景黯淡的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得我们重新审视。70年来，无论是过去的两极和单极世界时代，乃至当今的多极化时代，这些原则都始终具有其契合时宜的意义。

盛世云商采购平台官网首页导读：70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接受和认可，成为现代国际关系重要准则。中国近年来提出的“一带一路”等倡议理念，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新体现。但西方国家仍在打着“民主”“航行自由”“基于规则的秩序”等旗号，继续推行单边主义，尤其是在中国周边制造事端，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他们不惜以牺牲多极世界和平为代价，维护其摇摇欲坠的霸权地位。

西方国家持续以“维护航行自由和基于规则的秩序”为借口，并以其舰艇在遥远的亚太地区耀武扬威作为一种“新常态”。它所彰显的并非意识形态的对峙，而是更多地反映出一种格局演变：一股顽固势力正为维护自身摇摇欲坠的霸权，与捍卫脆弱的多极和平的新兴愿望发生了冲突。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出现在1954年的《中印协定》中，并成为1955年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十项原则”的主要内容，为世界所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