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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一直都不支持我维权，他说我就是心疼钱，根本不是真心实意关心他。”张剑坦言，，“我现在是把他当成有心理疾病的人看待，除了想让他戒了直播外，也想过让他接受一些心理咨询”。

“去年我回家的时候，突然发现家里多了学习机、点读笔等老人根本用不上的物品，于是我让我妈不要再乱买东西。可家里还是会陆续收到各种快递。”王婷察觉不对劲，于是劝说母亲退货，却遭到了强烈反对。“她坚信那位老师是个大善人，不断跟我说对方卖东西是为了帮助别人，我才意识到她陷得有多深”。

“她每天看直播比上课还要认真，准时拿着手机，又是哭又是笑，情绪完全被主播掌控了。”王婷还发现，母亲积极地向身边的朋友推荐起了这位“正能量主播”，不断和大家讲述着这位主播的“善举”。“她已经完全认为自己在直播间买东西是既能行善又能买到好东西的好事儿了”。

在老师的号召下，直播间观众纷纷出钱抢购这款低价玉石，来自江西的王婷的母亲便是其中一员。王婷告诉《法治日报》记者，母亲就像是着了魔似的追随这位老师，两年时间不到，“我妈已经掏光了自己十多万元的积蓄，换回来的只是一堆次品和破铜烂铁”。

“她买的最多的是各类玉石，我专门带着她拿着这些玉石去鉴定，结果证明这些东西根本不值那么多钱。”王婷不断地告诉母亲，直播连线都是套路，母亲却斩钉截铁地表示“直播间里的那位大好人不可能欺骗大家”。

紧接着，这位连线求助的女子为了回报老师的恩情，当即表示愿意将自家的和田玉低价出售给直播间的观众。随着主播的“三二一，上链接”，直播间里的商品被一抢而空。记者注意到，在接连几天的直播里，都有类似做保健品、学习机、护肤品等生意的人连线“报恩”。

“我尝试过举报这个直播间，但没多少效果。”王婷发现，母亲所崇拜的主播有多个账号，每次开播的账号并不固定，“而且他们之间还有‘暗号’，即使主播一个号被封马上又会在新号上开播，老人们总能通过暗号第一时间进入直播间。”

“网络直播及营销活动确实导致了冲动性消费及非理性打赏，在没有完善法律规制的情况下，对于直播平台而言，应该担负起与其盈利相对等的社会责任，建议对于判断能力弱、认知能力衰退的老年人设置相应的退款机制，在亲属提供充足证据确实能证明打赏行为缺乏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可予以退款，以避免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和纠纷。”常莎说。

有子女将直播间套路的证据摆在了老人眼前，可为何他们还是选择不相信，还会心甘情愿地掏空大半辈子的积蓄在直播间打赏、网购？

外围体育app近日，在某平台直播间里，一位自称能够解决家庭、婚姻、亲子关系问题的男主播(粉丝称其老师)，正深情开导一位连线诉苦的观众。这名观众对老师的开导感激涕零，当即表示要把自家经营的玉石以低价卖给老师的粉丝们以作回报。

受访专家认为，老年人被诱导打赏主播，既有他们为找到情感寄托而甘愿付费的因素，也有孤独生活拉低他们心理防线的因素，还有短视频平台缺乏类似“青少年”模式预防机制的因素。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家庭和子女给老年人应有的关爱，也需要短视频平台加强监管，针对判断力弱、认知能力衰退的老年人设置相应模式，让老年人远离大额直播打赏。

“我妈砸了很多钱在买和田玉上，在鉴定之后发现她买的虽然是和田玉，但不像主播说的那么值钱。而且和田玉的种类很复杂，有一些价格很贵，但难以鉴别价值。”在鉴定后，王婷帮母亲退掉了小部分和田玉，而更多大数额的东西已无法退货。

面对在直播间一掷千金的父母们，王婷、张剑都踏上了维权之路，可想为上了年纪的父母维权并不容易——平台虽然有禁止未成年人充值规定和未成年充值退款操作流程，但针对老年人群体却缺少相关规定。而让老人家属感到更难解的问题，是如何帮助老人戒断对于直播和网络的沉迷，让他们的生活重回正轨。

由于涉及金额较大，张剑选择寻求法律途径维权。“但现有证据较少，我父亲已经在主播的引导下删掉了大部分的内容。”同时，张剑无奈地表示，相关平台并没有对于老年人刷礼物的明文规定，“律师告诉我，胜诉的概率不大”。

“有主播自称是心理学老师，甚至自称‘希望导师’，套路都差不多，先是声称宣传正能量，帮助连线的人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后连线的人为了答谢老师，表示愿意在老师的直播间低价出售商品，从而诱导老人们抢购。”在与受骗者家属的交流中，王婷发现，这些在常人面前容易识别的“套路”，在老人眼里却成为能够引发共情的感人故事，“他们现在对这种主播非常崇拜，子女怎么劝都不听。”

来自江苏的张燕就是群内的一员，她的父母离异，64岁的父亲一个人退休在老家居住。一次回家，她从邻居口中听说父亲成为某同城女主播直播间里的“榜一大哥”。“我爸在这个直播平台的等级已经达到了48级，在村里很出名。”

“在老年人参与打赏场景中，要区分自愿打赏、自主打赏以及诱导式、误导式打赏，后两者根据程度不同，可能涉嫌构成欺诈或诈骗。”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社会治理发展研究部部长李俊慧分析，由于老年人对智能手机或电脑的使用能力较弱，不排除部分操作行为虽然是老年人自己实施，但其主观上是在被诱导、误导情况下实施的，其对相关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存在不准确认知，甚至对特定操作行为可能产生财产转移支付没有准确认知和判断，此时还是要给老年人设置申请退款的机制。

自从退休后，张剑60多岁的父亲便迷上了看直播。张剑注意到，父亲大多数时间都在观看同一位女主播的直播。他查看了父亲的平台打赏记录——开始的几个月还是几百元、几千元地刷礼物，到后面最多一个月刷了十几万元。

“我看了他们的聊天记录，发现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父亲有过退出直播间的念头，但被这位主播劝住了。”张剑说，该主播曾在私聊中告诉父亲“自己离异还一个人带着女儿”，向父亲诉苦并求他帮帮忙，“后来还以退为进，在说完自己生活不容易这种‘心里话’之后让我爸赶紧离开，不要被她拖累，不用担心她”。

经历几轮“情感攻势”后，张剑的父亲选择继续“驻守”，并给这位主播刷了更多的礼物。“这位主播非常谨慎，在我和我爸一次次的交流后他才告诉我，主播教他删除了不利于她的聊天记录和通话记录，而我爸一一照做，就像‘着了魔’一样。”张剑说。

“在我们那个受害者家属群里，大家觉得最棘手的事情其实不只是维权，还有不知道怎么和自己的父母开口。因为我们现在也意识到，自己平时确实很少陪伴父母。他们的网瘾也有一部分是我们造成的。”王婷说，现在他们即便回家较少，也会经常给父母打电话、视频聊天，“网瘾问题，可能最终还是家庭问题”。

一年时间，父亲刷光了自己50万元的养老金。“以前父亲对这样的刷礼物之类的操作并不熟悉，他告诉我，是主播教会他怎么充值、怎么刷礼物。我父亲对这位主播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张剑说。

“主播会打感情牌，说什么老人就信什么。”张剑说，“在直播间里，我爸刷礼物就会得到回应。主播一步步教他，他每刷一次礼物，主播就会跟他‘说情话’，跳‘擦边舞’。”

张剑等人一直在寻找让沉迷直播间不断打赏的老年人“刹车”的办法，比如：能否借鉴青少年模式，由短视频平台设置老年人充值退款申请区，专门为认知能力衰退的老人解决打赏退款问题？

记者查看了该平台的消费等级对应表，48级需要消费26万元才能达到。“我爸的退休金也就3000多元，他根本没有那么多钱打赏。”张燕家庭条件一般，在意识到父亲超额支出后，她私下里查看了父亲的手机，才发现他在多个网贷平台借了贷款，最多的一个平台借了3万元，目前都还没还清。

根据王婷提供的线索，记者近日进入该直播间，看到一位女子正和主播连线哭诉着自己的悲惨经历，在主播的点拨下，女子的问题迎刃而解，她对老师感激涕零，评论区里，许多粉丝们刷着“老师大爱无疆”等赞美的话语。记者点开排在粉丝榜前面的用户主页发现，其中大多为女性老年人。

当下，许多老年人主动投身于网络经济新业态的消费之中，在此背景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指出，为了防止老年人陷入权益纠纷，平台方应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特别是在保健品、文玩等需要严格监管的领域，应主动向老年用户发出提醒，加强资质监管与内容筛查。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常莎曾调研过老年人直播打赏问题。她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一般情况下，老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包括实施打赏行为。

王婷告诉记者，自己曾为了维权建立起了名为“抵制网络行骗”的群组，她发现，在直播间的受骗老人中，大多都被主播用感情牌套牢。

“但在三种情况下，用户打赏主播的钱可以追回：一是未成年人、成年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打赏主播；二是用公款打赏主播，赏金属于违法犯罪所得应予追缴；三是如果成年人有配偶，配偶一方可以主张自己对巨额打赏完全不知情，该行为侵犯了夫妻双方对共有财产的处分权，向法院起诉撤销赠与。”常莎说。

梁州曾注册过匿名账号登录一个老年人集体连麦聊天的直播间，发现聊天内容其实很寻常：“今天喝的什么茶”“路好走不好走”“下雨了，千万别出门，鞋子会沾上泥”……

梁州是社交平台上一位知识型博主，她曾在一家MCN(多频道网络)机构任职。在她看来，最吸引老年粉丝的还是主播提供的情感价值，只是这种价值往往需要金钱供养。

她进一步介绍，除此之外，实践中，公序良俗是对法律行为效力的有效规制。若民事主体的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则究其行为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也是无效的。老人及家属如果能证明在直播打赏中存在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则会导致打赏行为无效，平台也应当协助退回打赏款项。

对此，上海的张剑感同身受，自己父亲的钱被人白白地骗走了，花了大半辈子积蓄的他连“破铜烂铁”都没见到。张剑的父亲退休后便迷上了直播，在女主播的教学下，平时跟人打字聊天都费劲的父亲竟完全掌握了直播打赏的方法。在女主播的“甜言蜜语”下，一年内，父亲竟心甘情愿地刷光了50万元的养老钱。

张剑告诉记者，像这样沉迷直播和打赏主播的老人不在少数，为了维权，他们建立起了一个“受害家属群组”。群里不仅有老人花光存款疯狂网购、打赏，还有老人为此借了网贷。

“这位主播还会连线其他主播‘PK’。我父亲不懂这些，他觉得如果输了真的会有惩罚，为了不让自己喜欢的主播受到惩罚，他就不断地刷。”张剑发现，该主播私下里也与自己父亲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每次我一跟她提起来，她就开始闹。我说什么她都不信，也不愿意退货，更不愿意关掉那个直播间。她觉得我是在阻碍她和主播做好事，我成了‘恶人’。”王婷发动了母亲身边的朋友，可都劝不动。她也曾较为强硬地给母亲手机装上软件管理程序、取关了她所关注的主播，可母女俩除了大吵一架外起不到任何效果。“现在她的积蓄已经花光了，没有钱再网购，可还是拦不住她每天看直播。”

然而，目前的状态是，父亲既不配合维权，也不配合就医，“我还发现即使我拉黑了主播各个平台的联系方式，他们私底下的电话沟通还在持续。其实他心里还是没觉得自己是被诱导了”。

“在大多数相关案件中，用户作为原告均主张其与主播之间构成赠与合同关系。如果因为主播采用一些欺诈等方式来诱导打赏，可以要求撤销合同，但是欺诈的认定比较困难。”长期关注此类问题的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说，首先要确定确实有欺诈行为存在，如果仅仅是常用的直播话术则不能归为欺诈。虚构事实、歪曲事实，然后去诱导打赏则可能构成欺诈。

赵占领举例说，有些主播编造说自己患病或遭遇家庭重大变故，生活非常困难，希望大家打赏，助其渡过难关。但他所述与实际不符，这就属于虚构事实，通过欺诈的方式诱使粉丝去打赏，这种打赏就是基于欺诈而订立的合同，属于可撤销的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