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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还建议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和保护农民利益并重，将最低收购价“一年一调”改为“三年一调”，稳定较长时间的种粮收益预期；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增列国标一级、国标二级高档优质粮的价格标准层次，推进优质优价政策；构建农资市场干预机制，在价格过快上涨时出台限价令，稳定农资价格；电力部门对粮食烘干机械用电按农业生产用电价格从低执行，对使用柴油的按照稻谷烘干量给予补贴，降低成本、提升烘干质量和效率；降低大户融资成本，提高规模经营户信用贷款额度和贴息额度，适度延长还款期限。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面向的多数是收入水平较低、缺乏一定生活保障的群体，具有兜底和社会福利性，可适当放宽补缴条件。”庹庆明建议，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缴政策，对已年满60周岁，累计缴费又不足15年的参保人员，应允许他们一次性补缴保险费满15年，确保他们60周岁时能按时足额领取待遇，让每一位年满60周岁的城乡居民都有一份养老金，用以保障老年的基本生活需求，同时也增加居民消费信心，促进经济发展。

陈椿认为，一方面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公立养老机构的床位日趋紧张，很难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这使得失独家庭在寻找合适的养老机构时面临较大的困难。而另一方面，民办养老机构虽然数量较多，但由于其高昂的收费标准，很多经济拮据的失独家庭望而却步。由于失独家庭经历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他们更需要心理疏导和精神抚慰。社会整体对失独家庭的扶助普遍还是集中于经济层面，对其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特别是针对失独家庭的心理疏导和精神抚慰还远远不够。

他指出，我国农村常住人口严重老龄化，绝大多数农村的集体收入和居民收入较少，农村养老资源不足、分布不均，农民基础养老金仅为城镇职工养老金的5.26%。为此，建议切实提高种粮农民养老待遇，真正到了60岁，尤其是70岁以后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才能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才能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此外，通过政策、项目等手段，吸引返乡农科大学生，扛起种粮大任。

为此，陈椿建议完善失独家庭养老保障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建立以经济扶助为基础，涵盖精神关怀和情感关怀的失独家庭心理扶助机制。在此基础上，陈椿认为，还可设立失独家庭养老专项扶助资金，定期向符合条件的失独家庭提供经济援助。

“事实上，人社部和国家医保局2018年发布的《关于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的指导意见》提到了，‘完善并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缴等政策，确保60岁以上超龄未参保老年居民能以补缴社保费等方式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并享受待遇’，但至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缴政策仍未落实。”庹庆明补充道。

比如今年备受网友关注的一件关于农民养老问题的提案，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稻研究所所长胡培松带来的《关于如何提高种粮农民积极性的提案》。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雅安市教育考试院院长、雨城区第二中学校长庹庆明今年则带来了一份《关于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缴政策的建议》。

胡培松表示，当前，我国粮食生产总体稳定，单产不断提高，总产稳定增长；但随着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农资成本不断上涨，政策激励效应下降，农民种粮效益低、原粮销售价格不稳定等不同程度出现，严重影响主产区重农抓粮和农户种粮两个“积极性”，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与此同时，江西赣州兴国县方太乡井口村的90后村支书温善连在村里工作时也了解到了农民养老金低的问题。今年她也提出了提高农村养老金标准的相关建议。

皇冠老牌网官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注意到，今年有不少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纷纷就养老方面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养老金、关照失独老人养老问题等方方面面提出建议。

胡培松指出，当前种粮农民主要有四个痛点：第一、种粮效益低，原粮销售价格不稳定。第二、农户卖粮不易，政策保障农民利益不足。第三、补贴不足，政策调整损失大。第四、灾害重，保险力度不足。

他建议，立法中应构建多方参与的养老服务工作格局，明确政府职责，强调政府的“兜底线、保基本”责任，鼓励家庭及社区承担养老义务，引导养老服务市场化发展。鼓励并规范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在养老设施、监测、健康管理等方面的应用，建立养老服务申报、评估、监管系统，满足紧急救助、生活照护、家政服务、健康预警、远程诊疗、物流配送等养老服务需求。

庹庆明发现，《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第七条“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中规定：“新农保或城居保制度实施时，距规定领取年龄超过15年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不少于15年。”按此规定，到2024年，全国首批启动试点的县（市、区）已出现大量年满60周岁、缴费又不足15年的参保人员，不能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他们只能继续按年缴费，直至缴费满15年。

同时，促进养老服务市场发展。张天任表示，立法中应明确提供税收、用地、融资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吸引地产、保险、医药等领域的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并加强监管，应立法规定养老服务机构必须提供合理的服务合同，明确老年人知情权、隐私权等，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监管机制，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处理养老服务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