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历典八州，从筑堤防洪、兴修水利，到赈灾施药、关怀百姓，他始终常怀爱民之心，常谋利民之事，通过实际行动践行着他的“民本”思想，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与仁政德行。

苏轼赞同刘向“礼以养人为本”的说法，认为礼的根本目的是养护人民，即使礼的实施过程中有小的偏差，也无碍其核心功能的实现。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环境的恶化使箴文创作相对衰微。然而，战国末期秦国的官箴文献《为吏之道》却值得注意，强调为官者在道德、行为、政策执行等方面应以百姓为中心，并避免私利、暴政和苛政。

在继承与发扬古代“民本”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与发展需求，有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世界意义的人权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

探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不仅是为了继承并发扬这一优秀传统文化，更是为了在新时代背景下，将其精髓融入并推动中国当代人权事业发展。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官箴文化作为古代政治智慧的重要载体，其蕴含的“以民为本”治理理念与人权思想紧密相通，为研究古代人权保障的实践模式提供了生动案例。

第一，礼治为本、德法相济。苏轼在“礼法”的关系上，明确提出“礼本法末”的主张。苏轼的礼治观突出“以民为本”，从“民本”角度看礼的起源、嬗变等。他指出，礼源自人情，礼制的设定应基于人们的实际需求和情感，而不应拘泥于固定不变的形式。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明确指出“箴”这一文体的起源可追溯至夏、商、周三代，在西周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例，它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文辞劝谏君主。著名的《虞人之箴》就是一篇典型的劝谏箴文，以后羿沉迷狩猎、忽视政务致使国家灭亡为戒，规劝周成王节制狩猎，以保障国家政务的稳固运行，突出体现了“以百姓为本”的治理理念。

苏轼的官箴法律文化以“民本”思想和“德治”理念为核心，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现实价值，体现了传统“民本”思想在法律领域的深刻影响。苏轼凭借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深厚的人文关怀，将“民本”思想贯穿于其官箴法律理念与施政实践中，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完)

通过对古代官箴文化的梳理与解读可以清晰地看到“爱民”“重民”“亲民”的思想在官箴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无论是规范、告诫还是建议，官箴的最终目的都是围绕服务百姓和改善民生展开，这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强调以民为本、关怀百姓疾苦的理念高度契合。

柴荣：“箴者，缀衣箴也。”“箴”最早指缝衣的针。古人通过针灸等疗法治病救人，且针本身具有精细、精准的特点，寓意是为人指出病痛所在，由此引申出规劝、告诫的意思。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箴文成为劝谏君主、督促官吏履行职责的重要文体，伴随着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演进而发展。

第二，法贵简约、吏治清明。苏轼主张“法贵简当”“临下以简，御众以宽”，反对“法令滋彰”。苏轼以汉高帝约法三章、萧何定律九篇为论据，建议朝廷对官吏的要求应简明扼要，其清廉公正应为根本；治理民众要宽宏大量，制定的法令不要太多太严。

柴荣，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院党委书记，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研究领域：传统法律文化、土地法、文化遗产保护等。在包括《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重要核心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获得过省部级等各种奖项10余项。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十多项。

苏轼在政治治理中坚持“节用以廉取”的主张，反对铺张浪费。“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是苏轼廉政思想的提炼。他一生清廉，为官四十载，历经多次贬谪与重任，始终保持两袖清风。在从政生涯中，他与百姓有着深入的接触，“民本”思想不仅深植于其内心，还贯穿于他的一系列政论与为官实践中。

《尚书》中提出“养民”的治国理念，孔子在《论语》中所言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均深刻体现了古代中国对民众福祉的高度重视。这些思想不仅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民本”基调，也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及免于贫困、免受侵害的权利置于国家治理的核心位置，成为历代王朝确保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石。

第三，慎用刑罚、益国利民。在刑罚方面，苏轼始终坚守着“仁者爱人”的儒家信条。认为刑罚应当慎重，适用法律应宽严相济。苏轼在《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中说：“臣闻以物与人，物尽而止；以法活人，法行无穷。”“以法活人”的理论基础是人本主义，他认为不仅要以法惩罚罪犯，还要以法使人活命。这反映了苏轼深厚的人文主义关怀。

“明末清初官箴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与当时的经世致用思潮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时代越往后，官箴文献越呈现出细密复杂的景象。”黄六鸿的《福惠全书》被称为“清代县政百科全书”。

柴荣：作为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苏轼的政治、法律思想多散见于政论、史论、上书或奏议之中，其官箴中治国理政的智慧对当代依然有着深刻的意义和实践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国际学术研讨会18日至20日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受邀与会的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柴荣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进入唐代，官箴文化日益成熟，官箴文献经历了从“箴文”到“官箴书”的重要演变。这一变革在武则天的《臣轨》中得到显著体现，特别是第十章《利人章》，系统探讨了惠民之道，内容紧密围绕民生问题进行论述，观点明确且论证详尽，进一步深化了“民本”思想在官箴文化中的体现。

《福惠全书》的结构和内容都是以“民本”思想为主线，深入探讨了如何通过实际措施将“以造福之心，行惠民之事”的“民本”思想转化为实践层面的方法原则，并运用于州县治理的各项事务中。这一时期的官箴文献不仅形式上更加丰富，内容上也更加精细，展现了官箴文化的集大成。

bob官方体育appios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存在着怎样的人权理念？官箴文化作为中国古代劝谏君主、督促官吏履行职责的重要文体，其中蕴含了怎样的人权思想？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苏轼的官箴法律文化中又有何“人权”因子？

柴荣：我认为，人权是指人作为人应该享有的自由或资格。人权基于道德的基本要求而存在，表明人生存的基本资格。在中国传统法体系中，虽然没有“人权”的明确概念，但存在着人权思想和人权保障的历史事实。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影响广泛，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人权价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