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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数据还显示,在面对用户协议或隐私政策时,仅188名学生会仔细浏览并注意到其不太合理的地方,仔细思考是否同意。在选择忽略隐私政策的学生中,超过59%认为反正要同意后才能使用,阅读隐私政策与否并无意义。

以自动售卖机为例,调研问卷作了进一步的验证。在校使用过自动售卖机的学生占比为74.04%,他们在面对“必须关注公众号或绑定手机号或刷脸,才能消费”的情况时,有85.5%的人选择接受,如此做的原因包括:1.认为该要求合理(43.16%);2.虽然觉得不合理,但无关紧要(44.56%);3.虽然拿不准,但是其他人都如此,我也照做了(42.69%)。只有51人表示会向客服反映情况或依法举报。

该如何保护大学生的个人信息?刘杰及其调研团队认为,首先,完善相关立法,加强法律宣传教育。其次,督促企业履责,并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同时,指导制定“用户友好型”隐私保护指引和分级服务政策。最后,吸纳社会力量,推进舆论监督。

此次调研问卷共收集有效样本1000份,涵盖各专业本硕博学生。调研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访者对个人隐私信息具有一定的鉴别能力,其中,对姓名、身份证号等传统隐私信息的关注度最高,达59.29%,而新业态下的声音、人脸等生物信息已成为关注度第二的隐私信息,其比例已高于家庭和工作情况、手机号码等。由此可见,在信息化和智能化趋势下,保护个人生物信息已成为网民们的重要需求以及网络治理的重要内容。

ab欧博国际调研了45台大学校园内的自动售卖机,有40台存在过度索取个人信息情况。这是由上海一名高校教师刘杰(化名)指导,七名法学生自发组建了“银河信息警备队”,聚焦无人消费场景下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从身边常见的自动售卖机为切入口,进行实地体验和调查研究的结果。

首先,完善相关立法,加强法律宣传教育。我国《网络安全法》《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都对个人信息的使用规定了“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的基本原则,但缺乏具体标准,这也容易使权责边界模糊化。因此需要完善相关立法细则,如《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及时扩大法律保护范围,涵盖更多个人信息类型以及新兴消费领域和场景。此外,还要加强法律宣传教育,普及个人信息保护知识,如投放公益广告、播放纪录片等,营造良好的个人信息保护社会环境。

此外,在这1000名学生中,有308名学生认为,当前个人信息保护的整体效果一般,这也说明当今的社会环境还未完全形成有利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良好社会风气。调研团队认为,尽管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正在逐步完善,但尚未达到善治的状态。

在这1000名学生中,有57.82%的学生,经历过被骚扰或收到不期望的推销电话、短信、邮件,52.21%经历过大数据杀熟,33.24%遭遇过电信诈骗,只有5.01%的学生表示从未有过前述经历。

最后,吸纳社会力量,推进舆论监督。无人消费场景下的个人信息保护需要动员更多力量参与。建立便捷的公众举报和监督平台机制;联合行业协会制定相关合规标准或行业指南,如《上海市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个人信息和用户权益保护合规指南》,定期开展个人信息保护专业培训;邀请独立第三方机构或专家对企业的隐私保护措施进行定期评估和审计,通过媒体对侵犯个人隐私的事件进行曝光,形成舆论压力,引导公众关注和讨论,推动个人信息保护的社会共识的形成。鼓励和支持公益组织、律师事务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等多方合作,共同推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建立公益诉讼联盟,集中各方资源和力量,提高诉讼的效率和效果等。

到底多少台自动售卖机在索取个人信息?自动售卖机一定要获取手机号码、微信号等隐私信息吗?刘杰想搞清楚。经查证,该行为确实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两个最小”的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从而避免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近日,刘杰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通过对上海28所高校内的45台自动售卖机实地测试发现,仅有5台未收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另外40台中,多数需要绑定手机号码,有的要在关注公众号的同时,还需要绑定微信号,有的还存在诱导消费者使用微信或支付宝刷脸支付的情况。

联想到此前他接到的疑似诈骗电话,对方曾准确说出他的姓名等个人信息。由此,自动售卖机索取个人信息问题,让刘杰陷入了思考。当天晚上,他又来到办公室旁的另一个牌子的自动售卖机,结果这台机器同样要索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

该如何保护大学生的个人信息?更大意义上来讲,如何保障无人场景消费中的个人信息权益?经过此次调研,刘杰及调研团队认为,这项复杂的工作需要加强综合治理。

至于信息泄露的方式,有66.57%的人认为主要是因为“使用App、小程序时被强制或频繁索取个人信息”。虽然普遍感知到隐私泄露问题,但并未引起消费者的重视。有44.35%的人表示还可以接受目前的泄露程度,无法接受的比例仅36.48%。

在针对上海市内28所高校校区内的45台自动售卖机进行实地测试发现,仅有5台未索取消费者个人信息,可直接扫码付款,而另外40台中,多数需要绑定手机号码,有的要在关注公众号的同时,还需要绑定微信号,有的还存在诱导消费者使用微信或支付宝刷脸支付的情况。

同时,指导制定“用户友好型”隐私保护指引和分级服务政策。由国家相关部门牵头,联合行业协会,指导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两个最小”规定,制定“用户友好型”隐私保护指引和分级服务政策,确保消费者方便、准确地知晓和理解个人信息处理情况,享有基本的信息服务及功能。

其次,督促企业履责与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企业应履行个人信息保护的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处理个人信息,加强企业内部和外部信息安全管理,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手段,降低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政府执法部门承担管理责任。以负面清单为抓手,制定“纯净版”个人信息保护执法的合规指引,开展事前审查与检测、加强日常主动监督、加大惩罚力度和警示宣传,从而引导企业依法依规处理个人信息。

这次走访多个高校的调研,起源于一次消费经历。因为赶“早八点”的课,来不及在家里吃饭的刘杰,第一次在学校的自动售卖机上买东西。而当他扫码支付时,机器弹出了两个选项,一个是绑定手机号码,一个是不绑定手机号,当他选择不绑定后发现,页面自动跳回前一页,也就是说,如果不绑定手机号,就无法完成付款,无法购买。

作为消费者的大学生们,是否具备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和能力?如今针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效果如何?带着这样的疑问,刘杰团队开展了针对大学生群体的问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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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事休息后,这对父子又踏上了骑行之路,孩子骑着明显比自己还大的车,站起来猛蹬了几下,迅速蹿了出去,很快消失在记者视线中。

并非所有孩子都能如此幸运“逃过一劫”。一瓦告诉记者,她在上海热门骑行路段苗江路骑行时,就曾经目睹一场意外。“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夜骑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年幼的小男孩。因为那段路比较黑,夜骑视线也不好,那个孩子和拉货的三轮车撞上了,车和人都倒在地上。”最后,警方和医护人员到场处理了这起意外。

来自上海的骑行运动博主一瓦告诉记者,随着骑行运动在近年来热度的攀升,在上海部分热门骑行路段有骑行者“低龄化”的趋势。“我了解到有一些自发的骑友群聊,还会相约带着孩子一起骑行。”

当记者问及是否可以带孩子同行时,客服仅简单回复“身高够一米二,有经验的那没问题”,但对于报名儿童的年龄以及怎么算“有经验”,并没有进一步说明。

受访的业内人士和专家一致认为,针对“低龄儿童骑行上路”的问题,在法律限制低龄儿童骑车上路之外,更应该在增强儿童的骑行安全意识上下功夫,比如可以借鉴一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打造更多更适合儿童认知的骑行公园。公园内除了能提供安全的骑行道路外,还可以模拟城市交通环境,比如红绿灯、斑马线、路口等设置,让孩子们在练习骑行的同时,也能够了解并掌握必要的骑行安全常识。

在长白山某骑行驿站组织的骑行活动中,记者查看文字介绍发现,单项骑行活动包含了镇内骑行、村庄骑行、森林骑行等,这类活动的报名费用并不包含相应的意外险,亦不提供安全保障车服务。当记者询问客服“小朋友是否可以报名”时,客服并未确认小孩的任何信息就回复“可以报名”。

“公路车冲起来非常快,而且户外的团队骑行有时追求‘破风效果’,速度会飙到很高,且骑手之间会跟得非常近,一旦摔车或突然刹车,后果不堪设想。”齐海亮说。

记者观察发现,特别是周末,有不少青少年在马路上骑共享单车,或和家长一起或独自骑行。这些孩子普遍看上去较年幼。有的孩子由于身高不够,骑行时还需要站起来蹬几下;有的孩子骑车时脚够不到地面,停车时需要整个人从车上跳下来;有的孩子车技并不熟练,颤颤巍巍地前行,骑几米的距离车把七扭八歪的。跟在一旁的家长,看到孩子没骑稳时,有的会直接骑到共享单车侧后方,扶着车座给孩子助力,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挡住了后面的骑行者,甚至已经串行到了机动车道。

“首先要明确的是12周岁以下的儿童是不允许骑行上路的,另一个是即使到了可以上路的年龄,也要匹配一系列安全教育和措施。”一瓦说,骑行活动应当由特定的专业组织进行准备,尤其是针对青少年的活动,应当提前做好道路科学规划。同时,一些保障装备也必不可少,例如头盔、定位装置、对讲机、补给物品等。

“在城市里骑车可能容易发生‘小磕小碰’,但如果在国道上,大车多、车速快的情况下,一旦发生意外就是严重事故。”齐海亮曾经带着女儿“六一”进行长达一年的环中国骑行,他坦言,即使在自己有20余年的骑行经验、女儿已满12周岁且有较好的反应能力,同时有安全保障车跟随的情况下,他们还是难免碰上意外情况。“当时我们骑车爬坡,坡上有水,有一辆轿车超车时后轮打滑,把‘六一’撞到了沟里。车摔坏了,人住院一个礼拜。”

一瓦认为,会骑车不等于能骑车上路。在“青少年骑行热”之下,一些安全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青少年儿童的骑行安全需要多方共同保障。“有一些青少年可能看到专业的新型车手或是博主觉得很帅,所以跟风去骑。一些家长也觉得骑行能够锻炼身体,放任青少年上路。表面上看这些孩子们好像会骑车,但实际上必要的安全意识和措施并没有跟上。”

除了家长自发带着孩子骑行,记者还发现,在暑假期间,一些旅行社、骑行俱乐部等开办了“亲子骑行营”。这些“骑行营”招募亲子组合,或由儿童“独立”参与骑游,在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公众号等多个渠道都能看到相关招募信息。

一瓦还提到,家长和孩子最好能够在骑车前接受一些基础的启蒙培训,而非贸然购入公路车等有驾驭难度的车辆骑行。“在购车时,不论家长还是车店老板,都应当帮助儿童选购合适尺寸的车,选择专业的头盔、手套以及骑行服,同时装好前灯、尾灯。如果夜骑的话,还建议穿好反光背心或佩戴反光标志,这样可以有效地规避一些风险。”

前不久,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贾光乡发生了一起令人扼腕的交通事故。一名11岁小男孩跟着父亲以及自行车队在双向公路上骑行,结果在接近中线时不小心摔倒进入对面车道。男孩被对面车道上正在行驶的一辆小汽车辗轧身亡。

根据近些年对行业的观察,齐海亮发现,骑行对于大多数青少年来说具有“竞速”的魅力。“现在很多小孩骑车是有攀比心的,他们对于交通安全没有成熟的认知,但对于速度却有追求。尤其是公路车让不少青少年觉得‘帅’‘炫酷’,但它能达到极快的速度,对于没有足够把控意识和能力的孩子来说非常危险”。

一个工作日的晚上7时许,仍是下班晚高峰,马路上车流混杂着人流,十字路口被堵得水泄不通。伴随阵阵不耐催促的汽笛声和嘈杂的人声,不时有骑行者从空隙间穿梭而过。在其中,记者看到了一个“小不点儿”——一个小男孩在临近路口的路边停了下来,骑的山地车比他个头还大。因为车座太高,他刹车时向前趔趄了一下,脚勉强够到地撑了一下才稳住身体。男孩父亲骑了一辆普通自行车跟在后面。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岐龙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了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由于不满12周岁儿童不符合骑行条件,如果骑行活动的组织者明知其不符合骑行条件,还让不满12周岁儿童参与具有一定危险的骑行活动,造成骑行者损害的,组织者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齐海亮说,他常能看到低龄儿童骑行的危险动作。“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开车,有个妈妈带着小女孩骑车,绿灯亮了之后女孩控制不好车把一直晃悠,一下就拐到我车前了。如果不是我及时刹车,肯定就撞上了。”

记者浏览上述骑行营客服发送的往期活动视频发现,参加该骑行营活动的均为低龄儿童,且骑行路线包括崎岖的沙路、仅有单条车道的乡野道路及夜间闹市公路,甚至在下雨天仍然坚持骑行。其间,跟队的仅有一两个骑行领队,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车辆。

ab欧博国际有孩子在绿灯亮起那一刻立即加速冲出骑行道,在人流与车流间横冲直撞,把家长甩到了“九霄云外”;也有孩子骑着尺寸比自己小小的身板大出不少的自行车,摇摇晃晃、吃力地蹬着前行;还有孩子和身旁的伙伴玩起了“竞速”……

“这么小的孩子,骑山地车上路太危险了吧。”在二人休整间隙,记者上前询问。孩子父亲称,孩子今年10岁,“车是觉得帅闹着要买的。在路上我们家长跟着,别骑太快就行”。

近年来,骑行运动热度不断攀升,骑行爱好者队伍日渐壮大,其中不乏青少年的身影。然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未满12周岁的儿童不允许上路骑行。

在记者观察的几个十字路口,以20分钟为限,有数名低龄儿童在家长的带领下骑着自行车上路。在这些低龄儿童中,没有人穿着骑行服,几天下来记者只看到一名儿童佩戴了头盔。

“小孩是一定不能跟着成人的骑行团一起骑的。”齐海亮说,在成人骑行团中,大部分骑行者骑的是公路车,而公路车的轮胎较细,且把横更短,对于儿童来说更加难以操控。同时,公路车对于路况要求较高,在跟队过程中哪怕“压到两厘米的小石子”,对于孩子来说都是难以控制的。

“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广大骑行爱好者都应当理智对待骑行,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更不要挑战规则。”一瓦说,要对骑行运动保持敬畏心。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去年发布的一组数据表明,暑期少年儿童单独或结伴出行的情况增加,骑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事故风险也有上升。近年来不满12周岁的孩子骑自行车(包括共享单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占骑行事故总量的7.5%;2022年自主驾车死亡的儿童中,骑自行车的占总死亡人数的3.8%。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城市骑行,部分家长会利用暑期带着孩子进行长途骑行甚至公路骑行。有家长带着自己11岁的孩子,驮着行李从上海一路骑行至北京。途中,父子二人骑过不少国道,经历了“雨骑”,也经历了车轮爆胎的意外。

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黄海波介绍,由于12周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发育尚未成熟,如平衡能力、反应速度等无法达到骑自行车的最低要求,因此,相关规定明确,12周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不得在道路上骑自行车。这一规定不仅是对少年儿童自身安全的保护,也是对其他交通参与者负责。由于少年儿童骑行技术不熟练,缺乏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伤害。因此,家长和社会各界需要共同努力,加强对少年儿童骑行安全的教育和监管,确保他们遵守交通规则,远离危险。

有部分成人骑行营亦标注了“可亲子”。记者随机查看了一个户外机构组织的“青海湖骑行360KM”项目。活动介绍显示,该项目在高原进行骑行,是“无保姆式服务的半自助游”。项目共有5日行程,骑行包含公路路段,其中日骑行最长距离为110KM。

在招募信息中,记者注意到了一则“儿童骑行营”的宣传——“驭风骑行,做一个追风少年,挥洒肆意的年华”。该骑行营对于报名儿童的年龄并无限制,“身高1.2米以上,熟练骑自行车”则可独立参加。

“很多家长出于自己的爱好带着年幼的孩子骑行上路,但实际上,低龄儿童骑行的危险系数是很高的。”定居浙江杭州的24年资深骑行者齐海亮告诉记者,城市路况相对复杂,而骑行运动要求骑行者对于交通规则、路况有较高的把握能力以及快速反应能力,这是低龄儿童难以做到的。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实践中,上路骑行的年龄“红线”在一些人和机构眼中形同虚设。不少家长带着不满12周岁的孩子约伴上路骑行甚至跨省长途骑行。此外,一些骑行社团、户外组织等机构专门开设“亲子骑行营”,还有成人骑行营对儿童“来者不拒”。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低龄儿童参与的骑行活动,并没有配备充分的安全保障装备。

记者检索社交媒体注意到,在全国各个地区,均有这样的“骑行群”存在,群聊里的家长大多是骑行爱好者,在周末、假期时会带着孩子一同组队上路骑行。

对此,资深骑行者和业内专家指出,12周岁以下儿童不论在生理上还是心智上均不具备上路骑行的能力,监护人或家长不能将他们等同于成年人对待,“会骑车不等于就能骑车上路”。在“青少年骑行热”之下,需要引导青少年养成足够的安全骑行意识,同时应当选购合适的装备、在合适的地点科学安全锻炼。家长和孩子都应当保持理智平和的心态,对规则及骑行运动保有敬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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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孙华山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事故的发生往往是因为每个环节都心存侥幸,层层失守,就像瑞士奶酪,每层都有孔洞,当这些孔洞对齐时,风险就像光线一样穿过所有漏洞,导致事故发生。

孙华山早年曾在央企任职,2000年进入国家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从事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其间历经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管局升格为总局,以及总局撤销,组建应急管理部。

当时江苏正向安全事故、隐患“宣战”,这些内容正是各级政府、安全工作从业者和民众所需,省领导以十分恳切的语气提议他整理成书籍,供领导干部学习借鉴,“这都是活生生的教材,不利用好太可惜。”2021年后,孙华山开始认真考虑并收集资料,花了一年多时间写了这部《重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手记》,先后修改四五稿,交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出版。

如2003年12月的重庆市开县(今开州区)天然气井喷,“每个环节的初始阶段其实都有预兆,早发现并及时处理就不会向下个环节发展。”孙华山说,先是工作人员钻井时没有在钻头安装回压阀,导致井内液体、气体从钻杆喷出,第一道防线被攻破;第二道防线是气井观察员,负责观察井下泥浆是否异常外溢,可这名女员工只顾打毛衣,没有及时发现泥浆快速溢出;尚未发展到井喷阶段时,防喷器本可派上用场,却偏偏少装一个部件,以致井口火焰无法被及时扑灭;随后,天然气喷涌而出,连带喷出高毒性的硫化氢,这时工作人员又没能及时点火燃烧硫化氢,转化为低毒性的二氧化硫,结果毒气扩散。

孙华山:党的十九大以后,我国的安全生产形势大幅度好转,尤其体现在重特大事故大幅下降,但在某个阶段、某些领域有反弹的情况。疫情以后安全生产形势有所反弹,与生产的不连续性有关。一般来说生产必须是连续性的,机器一停一开、人员出现变动,风险就会增加,煤矿如果连续开采,下面的瓦斯可以不断被抽掉,如果停下来,瓦斯就开始积聚,易发生事故。

“整理书稿过程中心情沉重,回顾事故始末,心中反复出现的就是‘如果’:如果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不存侥幸心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尽职尽责,许多悲剧可以避免。”孙华山在序言中写道。

另外,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快速发展,也出现一些新风险。如果地方政府认识不到位,监管一时跟不上,就可能酿成事故,比如新能源产业发展,电池的安全性问题就是挑战,这需要各级政府提升认知能力,采取防范措施,尤其是监管措施要尽快落实到位。

再如2018年的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起因是错过站的乘客要求停车未果,引发司乘冲突,导致公交车失控坠江。其他乘客的沉默、未加制止也是酿成悲剧的原因之一,“但凡有一名乘客劝一下、拉一下,可能都不至如此。”他说,从环境因素分析,社会上有见义勇为者“背锅”的事例,应当完善法律法规,对见义勇为之士加设兜底责任保障。

孙华山说,写这本书的初衷是希望给各级领导干部、安全从业者乃至普通民众带来启发,从源头上减少风险,有了风险就要防控,防控应主动作为、消除风险,力争实现“本质安全”的目标。

孙华山:2019年,江苏发生多起安全事故。当年3月21日,响水县发生天嘉宜化工特大爆炸事故,反映出当地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盲目引进化工项目,安全生产落实流于形式主义等问题。

地方领导不说实话,我非常生气。幸好,我事先从唐山开滦煤矿国家救援基地调来大型水泵,大水泵放下去抽水,井下水位快速下降,83名被困人员安全升井。

客观讲,江苏是制造业大省、化工大省,发生安全事故的概率较高。中央对江苏开“小灶”、开展专项整治,说明确实存在问题,应该吸取教训。在这一年里,江苏层层抓落实,成效显著。一年后,各级领导干部对安全生产的认识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一年“小灶”后,中央以点带面,在全国开展“三年大灶”,推广江苏的经验和做法。

2017年10月,辽宁阜新市一家煤矿发生水害事故。我到现场后,当地领导说,矿井的水马上能抽完,被困人员很快可以出来,可等了几个小时不见水位下降。没多久,井下工人情绪激动起来,反馈的消息是水位还在涨。我安排助手下到矿井,他们说4个水泵只有1台在工作,其他3台坏了。

孙华山:压力最大的是2007年内蒙古包头市豪赖沟铁矿特大透水事故,井下巷道被泥浆和水淹没,35名矿工被困。我和有关司局负责人赶到现场,对抢险方案进行分工、部署。经过21个小时开掘,6名矿工被救,但其他竖井救援遇阻,100多名武警官兵和矿山救援人员到井下清淤,进展缓慢。我和专家进行探察,发现井下岩石石壁有大量水渍,判断原泥浆水位异常,随时可能发生大量泥浆喷涌,存在重大危险。

ab欧博国际这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原主任孙华山在其新著《重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手记》序言中写下的话,“目睹令人心痛的画面,面对无法弥补的遗憾,回顾各式各样的教训,我会陷入沉思:难道这就是人们讲的‘是祸躲不过’吗?但一份又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又让我坚信:许多事故,如果加以防范完全可以避免。”

具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在人均GDP低于1135美元时,事故死亡人数随人均GDP的增长而上升,进入“高位波动期”;2002年~2012年,人均GDP越过1135美元后,死亡人数随人均GDP增长开始下降,随后进入“快速下降期”;2013年,人均GDP突破5430美元后,死亡人数随人均GDP的增长而持续减少,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

孙华山:重特大事故救援人命关天,我有个信条:杀鸡也要用牛刀,但地方领导往往担心被追责,悄悄地干,不敢向上求援、调集更先进的装备和救援力量。越想把事情捂住,越是捂不住,还可能贻误时机,酿成更大伤亡。

孙华山:是这样。司机家庭不和睦,有人说他报复社会,相关部门一度有这样的怀疑。我建议不要贸然下结论,把公交车和黑匣子打捞上来再说。黑匣子打捞上来后,还原了事故经过。由于道路维修改道,公交车不再经过一名女乘客的目的地,她反应过来后要求停车未果,与司机争执并升级为肢体冲突,司机往左急打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撞断护栏坠江,造成15人遇难,并不是故意坠江。只有还原了真相才能正确复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事后,我们与公安部、交通部商议,推动在公交车司机驾驶室增设了隔离门。

事故的发生有规律可循,通常可以用“瑞士奶酪模型”诠释——瑞士奶酪发酵后每一层都有孔洞,孔洞间不完全吻合,一旦这些孔洞对齐,光线就能穿过——风险就像不间断的光源,当它刚好能穿过所有漏洞时,事故就会发生,如果有一道防线,事故可能就不会发生。

2019年底,应急管理部牵头成立国务院督导组,对江苏省的安全生产问题“开小灶”,进行专项整治,孙华山带队进驻江苏。那段时间,省领导常咨询整改措施及办法,孙华山打开话匣子:其他省市曾发生什么事故,是什么原因、有什么教训……

“安全工作属于高风险岗位,精神长期高度绷紧。”孙华山说,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睡觉时放在床头,怕声音小了错过。他有两套行李,家里一套、办公室一套,在哪接到任务就从哪出发,直奔现场,“有一年,几乎每个月都有一起特大事故,每次出差一待二三十天,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扑在事故处置上。”

孙华山介绍,2013年开始,我国建立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倒逼地方政府加强监管。三次修订《安全生产法》,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为安全生产确立了法律和制度保障。

“但在某个阶段、某些领域,重特大事故有反弹的情况。”孙华山分析,原因来自多个方面,有思想的松懈麻痹,也有可能是疫情前后生产不连续导致的风险累积,更有对新问题、新风险的认识不足,如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产业发展中,电池的安全性是很大的挑战,需要各方面形成合力,采取防范措施,尤其是监管措施要尽快落实。

如果继续清淤、不及时撤出,一旦发生次生事故,将直接危及救援人员的生命。鉴于被困人员已无生还可能,我下达命令:迅速撤出井下正在施救的所有人员。撤出1小时后,发生大面积泥浆溃入,地表塌陷。我惊出一身冷汗。此次事故救援让我意识到,救援必须科学,如果强行救援,可能造成重大次生事故。

孙华山曾现场指挥调查组,调查“东方之星”客轮翻沉事件、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20余年中,他带队处置重特大事故50余起,思考最多的是:如何避免悲剧重演。在《重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手记》中,他用冷静又不乏温情的文字还原各类事故的发生经过和应对过程,解剖原因,给人带来启发。

“与欧美发达国家比,我国的安全生产形势提前迎来拐点。”孙华山说,欧美发达国家人均GDP在3000~5000美元时,安全事故达到峰值。我国安全生产形势的拐点出现在2002年,当年人均GDP为1135美元,因事故死亡的人数约14万人,达到最高峰,到2022年降至约2万人。相比欧美发达国家,我国安全生产形势的好转进程大为缩短。

“经济学上有一条‘库兹涅茨曲线’(又称‘倒U曲线’),我国的事故死亡人数与人均GDP之间也存在这种关系。”孙华山表示,随着人均GDP的快速增长,安全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大幅上升,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临界点后,事故死亡人数由高趋低,安全形势改善。

FAQ

这份发表于2024年7月的研究结果显示,冰川末端冰洞内存在较高的甲烷累积现象(高达5.7 ppm,比大气中甲烷浓度高约3倍),对应于较低的二氧化碳浓度(低至168 ppm,比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低约2.5倍),数据表明冰川消融伴随着甲烷的排放和二氧化碳的吸收。此外,研究发现,冰川末端融水亦存在甲烷的排放(3.7-108.3μmol m-2 day−1)和二氧化碳(−65.76−-8.32 mmol m−2 day−1)的吸收现象。值得关注的是,冰川融水中甲烷的排放和二氧化碳的吸收随着融水向下游迁移,甲烷的排放和二氧化碳的吸收表现出减弱的特点。

同位素研究结果表明,甲烷的生成主要归于乙酸发酵型,但是热成因甲烷生成方式并不能排除。本研究强调,山地冰川如同一个个“烟囱”正在向大气排放甲烷,但是与高纬度极地地区发育的大冰川相比,其浓度和通量大小处于“中等水平”。特别是中低纬度山地冰川退缩区,温室气体排放后与大气中温室气体快速混合,如何准确并系统化地监测山地冰川温室气体排放量是目前最大的挑战。

基于此,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以下简称“西北研究院”)冰冻圈科学与冻土工程重点实验室杜志恒副研究员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单位科研人员,选取我国祁连山最大的大陆性冰川——老虎沟12号冰川作为研究对象。首次对我国山地冰川不同消融季节冰川末端冰洞、冰川融水中甲烷和二氧化碳浓度及其同位素等指标开展了原位在线监测。

甲烷作为地球的第二大温室气体,在全球变暖过程中导致的增温强度远高于二氧化碳。该研究成果为更好地认识山地冰川融水区以及下游河流或溪流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研究证实了山地冰川消融过程中伴随着甲烷的排放和二氧化碳的吸收;未来仍需进一步加强冰川消融与温室气体源汇过程研究,特别是随着冰川不断加速消融,冰川及融水系统温室气体源汇如何变化、未来温室气体排放量级等科学问题亟需进一步研究。

ab欧博国际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山地冰川加速融化,我国山地冰川也正在经历强烈消融,冰川径流总体呈现增加趋势。冰川加速融化是否会促进底部的温室气体释放至大气,以及冰川退缩后融水系统是否会释放或吸收温室气体?冰川融水横向迁移过程会对下游补给区水生生态系统碳循环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科学问题在中、低纬度山地冰川鲜有报道,需要进行基础性监测和深入研究。 

该成果以“Characteristics of methane and carbon dioxide in ice caves at a high-mountain glacier of China”为题发表在期刊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西北研究院杜志恒副研究员为第一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王磊博士后为通讯作者。该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项目和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项目等联合资助,以及祁连山冰冻圈与生态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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