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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城二中的师资流动性强，人员变动频繁，尤以主科数学教师最为紧缺。今年，我们四名支教队员全部担任数学教师，各自负责两个班的数学教学，课时安排及任务量与当地老师无异。

教数学是不小的挑战。倘若面对语文或英语学科，我有信心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与学科背景，带学生们初步跨过语言文字的门槛。但我的初中时代几乎有一半时间都在与数学死磕，成绩始终在全班三四十名徘徊，即使是最简单的概念，也需要花费比别人多一倍的时间弄懂。开学前两周，我常在困惑中度过：面对这样一门“痛苦的学科”，我真的能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带他们学会数学，学好数学吗？

今日再回想起一个月前的困惑，我会意识到自己的视角其实是有点傲慢的。希望去更艰苦、更困难的地方发光发热本没有错，但倘若妄图以物质或精神世界的差异为切口，居高临下为孩子们“带来”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实则只是满足自己的救世主情怀，那些所谓“改变”“创造意义”也只能停留于个人英雄主义的幻想。而“支教”的意义，本应在历次切实而具体的考验中自然萌生。

我亦希望他们首先成为健康的“人”。每次作业、小测后，我总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没有人生来就聪明，也没有人生来就是笨小孩，面对数学不要害怕，不要畏难，相信自己有潜力。我向他们耐心讲解每道题的解题思路，希望培养他们规范的答题格式，就像面对当年抱着数学月考卷号啕大哭的自己。面对一沓相互抄袭的作业，我发了一次火，告诉他们比起做对一道题，诚实、正直才是一个人最珍贵的品质——虽然我知道，这些话对于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而言，大多时候可能依旧是“老太太，叨叨叨”。

“优秀”“乖巧”“勤奋”终归只是标签化的形容。有的学生虽然调皮，但内心纯粹，乐于助人；有的学生基础薄弱，但每次作业都认真完成，及时订正；有的学生虽然成绩在班级下游，但课余时间用心帮助家里的店铺招呼客人；有的同学平日里安静，不引人注意，但当我记住她的名字时，可以明显看出她笑得很开心。当真正投身具体的工作，投身于每件琐碎的日常，投身于具体的“人”，那些形而上的困惑反而变少了。

swag入口报名参加研支团的初衷总是带点理想主义情怀：譬如作为侥幸享有过西部地区优质教育资源，从西北故乡考到上海的学生，总想回过头为生养自己的西部做点什么；譬如就读于人文社科专业，便不再甘于本硕七年都固步自封在象牙塔里；譬如仅仅是想与社会时钟逆向而行，“挥霍”一年时间追求一些意义与价值……

李尚阔老师与同学们眼中作业不写、上课不听的“问题学生”谈心，不断追问下得知其在维语环境里长大，对汉语的理解能力差，又几乎没有小学数学基础，便将晦涩复杂的数学语言拆解成生活化的表达，甚至用维语翻译软件逐字逐句翻译，终于让他理解了有理数加法的基本概念。或许是察觉到老师对他的关心，又或者被老师反复讲的某句道理所触动，如今，这名学生每天都主动来办公室请教问题。我们相信，许多改变就蕴藏在这样日复一日，微小而琐碎的努力之中。

我时而困惑于自己的教学能力，是不是自己本身数学基础不扎实，知识点讲解不够详细，解题思路不够清晰；时而困惑于学生的学习态度，譬如反复强调过的基础概念，第二天抽背时仍有大量学生磕磕绊绊，答不上来。再譬如，头一天让半个班的学生反复画数轴，第二天被罚的这些学生依旧画不对，等等。得知有学生回去向家长谎称“这个知识点老师没讲”时，我也会怀疑这份工作的意义，是不是不如带孩子们读读诗、唱唱歌？

然而，当我真正踏上拜城的土地，踏上三尺讲台，我意识到自己的许多想法一度略显天真。成为支教教师的第一个月，褪去支教的美丽幻想与神圣面纱，学习如何脚踏实地，慢慢来。

拜城坐落于天山脚下，是一座被河流与湿地环绕的小城，天气好时，看得到远方天山覆盖着雪色的峰峦。“拜城”其名为维语“巴依”音译，意为“富庶丰饶之地”，城中现代化设施完备，工商业有序发展，步行街、服装城一应俱全。

但我和我的队友们依旧为此努力着。黄榕老师牺牲自己下班和午休的时间，为基础薄弱的学生补课。汪圩嘉老师观察到一名学生对数学产生茫然和恐慌的心理，从日常生活中的数学出发，重建她对数学学科的信心，当看到这名同学第一次在课堂上举手发言时，他感到“整个教室都亮了起来”。他常向学生强调，不仅要在数学上取得成绩，更要意识到全面发展的重要性。面对一名数学成绩欠佳，但对诗歌文学感兴趣的同学，他认真阅读学生的作品，鼓励他发挥自身天赋特长，让学生体会到成就感与获得感。

正式上课前夜，原本已进入英语备课组的我被临时告知，由于数学教师人手不足，我被紧急调入数学组，担任七年级两个班的数学教学工作。

真正走上讲台，我不再觉得支教是“点燃希望之光”这样宏大的形容，我更希望自己是在种一棵植物，或许种子依旧尚未萌芽，但那些不时浸润土壤的阳光和雨露，总有一天会变成有用的滋养。

来到支教点后，我一度在困惑中反复翻阅前几届研支团学长学姐的支教心得，一名学长的话曾给我鼓舞与启发：“‘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只能是一时的浪漫，真正服务西部的态度应当是‘少想、多做’。”褪去支教的理想主义光环，去做那些想做的事、应做的事、能做的事。

得知征稿的消息，我一度不知从何下笔。来到拜城仅一个月，还没有经历过一次大考检验，没有对接足够多的资助和活动，甚至来不及和每一个孩子深入谈心，了解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小小的心里装着哪些快乐和忧虑。这样真的足够吗？

然而我也深知，这些问题并不能简单归咎于任何个体。受制于南疆地区有限的教育资源，孩子们的基础较为薄弱，许多漏洞亟待弥补，甚至有极个别学生的汉语尚不熟练，连九九乘法表都背不熟，更不用说理解复杂拗口的数学语言。更重要的是，许多学生来不及在小学期间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更未树立正确的学习动机，倘若习惯性地接受打压式教育，亦容易丧失对学习的信心。满篇错题只是表象，如果只是急于求成，站在一个成年人，站在师生权力关系上位者的角度一味指责，企图让学生多记住一句话、做对一道题，这样真的能够触及问题的本质，帮助学生成长为健康、勇敢的人吗？

九月的拜城，空气里已经渐次弥漫起秋夜冷而锋利的气息，骑车穿过校园时总有戈壁的风浩浩荡荡扑面而来，在这里我刚认清九十名孩子的姓名和面容，还有许多故事尚待发生。于是我告诉自己，慢慢来。

我们所在的支教点——拜城县第二中学，亦超出了我们对一所南疆支教学校的想象：与上世纪“一盏孤灯，几张桌椅，孩子们渴望知识的大眼睛”的支教事业不同，也不同于其他支教点队友所在的乡镇初中，拜城二中的校园硬件设施完善，每间教室都装有先进的多媒体设备，学生们的基本生活保障不成问题。在教学方面，学校不断跨地区、跨省汲取优秀教学经验，教研制度完备，在历年中考中取得过不错的成绩。来到拜城的第一周，骑着电动车去城郊的喀普斯浪河散心，傍晚湿润的风扑面而来，我忍不住反问自己：“在这样的条件下，作为一名支教老师，你还能做些什么？”

有一次，我问同在数学备课组的另一名年轻教师：“怎么办，不论我怎么努力，这些孩子都记不住，甚至不愿记最基础的知识点。”她说：“只能像老太太一样跟在他们后面叨叨叨，不要嫌啰唆，也不要怕他们嫌烦。”

第一次单元考后，我与部分学生家长通了电话，逐渐认识当地复杂的学情，亦期望掌握每个学生、每个家庭遇到的客观问题。由于经济、家庭、父母工作等多方面原因，他们并不能像许多发达地区的孩子一样享受父母无微不至的陪伴，心无旁骛地投入学习。当我向一名学生的家长汇报她的学习情况，表扬了她的考试成绩后，家长问我：“孩子平时借住在大伯大妈家，她最近心情怎么样？”我感到一丝汗颜，心知对他们的关注尚且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