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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华文明的“一元多支一体”格局，从根本上与史前中国相对独立又广大多样的地理环境有关。“相对独立”既决定了早期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一体”性，也决定了其“开放性”，使其有机会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发展自身；“广大多样”既保证了一个伟大文明必须具备的足够大的地理空间，也使中国文化具有“多支”系统，拥有变革的多种可能性，决定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古史传说中的中华先民，远以伏羲女娲为祖，近以轩辕黄帝为宗。韩建业认为，考古发现不断证明，文献记载和传承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有真实历史背景：距今8000多年中华文明起源之初大致对应伏羲女娲时期，距今7000年至47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大致对应黄帝炎帝部族发展壮大期，距今4700年进入轩辕黄帝期，4000年前进入夏代。

考古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在其最新出版的考古研究学术专著《中华文明的形成》中提出，早期中华文明是“一元多支一体”格局，主要体现为8000多年前已出现“一元”宇宙观，具有“多支”文化系统，6000年前形成文化上的“一体”，4000年前进入夏代初步形成政治上的“一统”。

韩建业表示，具有“一元多支一体”格局的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至今，既不同于西亚、希腊式的“城邦文明”模式，也不同于社会文化高度同质的“埃及文明”模式，而是将具有共同基础(“一元”)的多个支系的区域文明社会统一起来形成的特殊文明，可称为“天下文明”模式。这是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跌宕起伏仍能连续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根基所在。

快易典h17资料下中新网北京11月20日电 (记者 孙自法)中华文明探源相关研究长期以来备受关注。在史学和考古学界，“夷夏东西说”“三大集团说”“中原中心说”“区系类型说”“多元一体说”“重瓣花朵式”“中国相互作用圈”等学术观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韩建业教授近日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就《中华文明的形成》相关学术观点进行解读指出，早期中国共有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统合形成“一元”的“敬天法祖”信仰，又分解为“天圆地方”“天人合一”“和合大同”等共同的文化基因，同时存在“多支”文化系统和多种文明起源路径或子模式，并发展交融形成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多层次“一体”文化格局。

他说，中华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古西亚文明是亚欧大陆三大原生文明，这几大原生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节奏基本相同，既有诸多共性，也各有特点，彼此之间从距今五六千年以来就存在交流。(完)

中华大地上这样一个萌芽于8000年前、形成于6000年前的超稳定的“重瓣花朵式”文化格局，也就是“早期中国(中华)文化圈”或称“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后世则发展为“文化上的中国”，并成为历史进程中“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