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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石又叫过水石，由一块块青石板平铺而成，石板间镶嵌铁锭榫，防止石板错缝移位，石板的缝隙间又填满砂浆，这是为了防止渗水。

遗址陈列的最后，对元代著名水利专家和画家，主持这项水利工程的修建者任仁发的生平事迹进行简要介绍，展出了相关实物资料。

从更大层面也反映古代城镇、城市发展跟水的密切关系。上海自古以来就是水乡，它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都是跟着水来迁移的。比如唐代上海的经济政治中心除了华亭，青龙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心，为什么在青龙镇呢？因为青龙镇在吴淞江边上，当时的交通和贸易主要通过水路、河道来进行，所以在吴淞江的边上形成了这么一个重要的市镇。唐宋以后，随着河道逐渐淤塞淹没，给人们的生活也带来了非常大的障碍，市镇也就逐渐荒废了，被埋在了地下了。到明代，上海的城镇、城市中心也从吴淞江转移到了黄浦江。

眼前的水闸遗址面积约为1500平方米，遗址主体由闸门、闸墙、底石等部分组成，都为700年前的原物。水闸平面大致呈对称“八”字型，东西长42米，进水口宽32米，出水口宽33米，河水由西向东流入闸内。

据文献记载，任仁发在吴淞江支流上建设了多座水闸，有木闸、有石闸。其中木闸的效果不理想，甚至有刚建成不久就因水势湍急被冲毁的。因此，泰定二年(1325年)任仁发上书朝廷，称“吴淞江若不安置石闸，通泄江水，江湖泛涨，海潮带沙入港，易于埋塞，虚费工物”。这段史料被记录在任仁发撰写的《水利集》中。朝廷随即批准了这个提议，任仁发奉命在吴淞江流域建造了多座石闸。他在《水利集》中谈到“潮来则闭闸而拒之，潮退则开闸而放之，滔滔不息，势若建瓯，直趋于海”，因而他认为在吴淞江支流上建造石闸是疏浚吴淞江最好的办法之一。

我当即就通知了我部门同事，就是现在的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他当时正在华东师大读博士，住处离遗址很近，我让他赶紧到现场去看一下。我结合他对现场情况的描述以及照片断定这将是一处重要发现，就希望施工方务必保证五一节期间先不要动工。

宋建：志丹苑水闸是一项国家工程，设计和施工都严格按照当时的规范。它的做法与元代《水利集》卷十中“造石牐”的记载基本相同。另外在考古发掘时不仅发现了木桩上有官方戳印，而且在木桩上部还有许多墨书题记的木桩编号，说明工程中每一个细节都有详细的记录，也是对工程施工工程中的一种监督措施，反映志丹苑水闸工程的重要性和施工过程的严谨。

另外我根据地图上它跟苏州河的距离约一公里。苏州河在古代称吴淞江，文献记载，“吴淞古江，故道深广，可敌千浦。”从唐代开始，由于淤塞，吴淞江水道收窄，从唐代的二十里，至宋代的九里，明代时江宽已经不足一里了，到现在成为苏州河这么小小的一条河。所以当时这个遗址所在的地方可能靠近吴淞江，我据此判断这个建筑可能和吴淞江有关，那一定是跟水有关。跟水有关的建筑构筑物像水坝、水闸、水关都有可能，我就给了它一个比较宽泛的名字叫水工建筑，这样我的初步结论就出来了，它是埋藏在地下7米深的，面积在1000平方米－1500平方米范围的宋元时期的水工建筑。

地下7米多深，普通的考古钻探方法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幸好我有一个朋友是上海岩土检测中心负责人，我立刻跟他联系，请他务必要帮我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宋建：它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起到了以物证史、与文献记载的当时朝廷对水患治理工作的重视相佐证，通过实物资料反映当时的治水活动是确确实实存在的，通过考古发掘复原元代的治水工程，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现实意义。

虽然我们在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确凿的文字证据，证实水闸的名称或建造者，但是依据以上推测，志丹苑水闸很可能是任仁发当时建造的石闸之一。

我是怎么判断而得出这个结论的呢？一个是根据5月3日钻探出来的铁锭榫，我把它的造型和流行于元代前后的银锭，当时叫元宝进行比较，比较相像，就大致给它确定年代在元代前后。

华侨大学澳门校友会会长颜奕嘉表示，多年来，澳门校友会秉持“爱国、爱澳、爱母校”的创会宗旨，凝聚广大校友，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等贡献华大人的力量。

7天时间太短了，我听完当即面露难色。汪庆正先生说，现在的争议是很大，因为那个地方要开发房地产，你让人家停工，政府出了钱以后，结果你挖出一个比较晚近的什么东西，我们上博脸上肯定挂不住。后来我跟他讨价还价又宽限了3天。我说如果10天之内拿不出初步的结论，我没话好说，还给开发商让他们去造房子，10天之内拿出初步的结论，那么再由各方定夺到底怎么办？

“澳门文化周活动不仅增进了华大师生对‘一国两制’的了解和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也密切了澳门校友与母校的联系，增强了澳门学生爱国爱澳的意识。”华侨大学副校长王秀勇表示，该校已培养澳门学生8000余人，目前有在校澳门学生1395名，“希望校友们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母校，常回家看看。”

考古揭示志丹苑水闸总面积1300平方米左右，平面呈对称八字形，方向为西北——东南走向，整座水闸由闸门、闸墙、过水石面、木桩等组成。

现场文艺表演精彩纷呈，鼓声磅礴，锤棒齐舞，二十四节令鼓《归》拉开晚会序幕。《一个神奇的地方》旋律优美，歌词深情，澳门学子用他们的声音唱出了对家乡的热爱与眷恋。

一个根据我过去对上海考古的了解，上海考古从1950年代末起步，一直到新世纪，已经有差不多四五十年的时间了，对上海古代遗存的分布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和宽泛的了解。

2006年，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入选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12年，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2013年，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月8日工作日第一天，我就立刻向上海文管委作汇报，当时上海文管委和上海博物馆还是合署办公，当天下午文管委召开工作会议，当时的意见还不怎么统一，怀疑上海在7米深的地底下还能有什么古代遗迹存在，个别人认为那可能是过去战争年代留下的防空洞或者地堡。但是我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不能够在我们手上把这么重要的遗址漏掉了。

项目施工方认为地底下可能有重要发现，就把信息转到上海博物馆。这个事情是由我领导的考古部负责管理的，所以电话就打到了我这里。

宋建：在确定它是水闸遗址以后，我们查阅了很多古代文献，据文献记载，吴淞江的水患到了元代依然是老大难问题，朝廷不断地派人来治理水患。而上海本地人任仁发他治理水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建造水闸。

宋建：应该其他地方还有，但是现在被发现的就这一处。当年我们在志丹苑附近做过一些调查，据一些市民反馈说他们小的时候还在一些地方看到过类似的两个石门柱。但是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现在真正发现的和发掘出来的就只有这一个。

闸门又称金门，是水闸最关键的部分，矗立在水闸中心位置的两根石柱就是闸门柱，由两根完整的青石制成。两柱之间宽6.8米，较高的一根是北门柱残高6米，较低的一根是南门柱残高4.6米。

宋建：我根据管钻探到的铁锭榫，它是古建筑里边很重要的建筑材料，主要连接石材拼缝的地方，所以我认为地底下的遗迹不可能是近现代的东西，肯定是古代的。我汇报完以后，时任文管委副主任的汪庆正先生也认可铁锭榫的价值，因为铁锭的形状跟古代的银元宝很相像，他也认为这个东西所属年代不会晚。但是这个事情又很复杂，一则遗址埋藏在地下7米深，再则这块土地已经拍卖给房地产开发商，所以他也很难拍板，于是他就跟我说，我交给你个任务，你在7天之内把遗址的年代、性质搞清楚，得出一个初步结论进行汇报。

澳门开奖结果819292中新网厦门11月3日电 (李思源 吴江辉 张怡芬)“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今年恰逢澳门回归25周年，2日晚，华侨大学庆祝澳门回归25周年主题活动暨第十三届澳门文化周在该校厦门校区启动。来自华侨大学的海内外师生、澳门校友代表等千余人聚首。

宋建：挖掘比较慎重，实际上分两阶段挖的，第一阶段2002年是小范围的试掘，确定这是一处水闸遗址，证实了我们的钻探结果和判断；2006年正式发掘，揭开了志丹苑水闸遗址的全貌，并且入选了200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美食节上，来自澳门等地的境外生同学精心准备了家乡的特色美食，香气四溢，令人垂涎欲滴。咖喱鱼蛋、辣鱼包和西多士等美食琳琅满目，让人应接不暇。学生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感受着澳门文化的独特魅力。文化游戏体验区更是热闹非凡，投“石”问路、澳门碰碰游、葡砖DIY等游戏吸引了众多学生参与。

第二天他就组织一批专业的地质勘探人员到现场，用了各种方法把地下遗址的范围搞清楚了。大概是1000~1500平方米。他帮我摸清楚了这个范围，具体是什么性质还是要由我来研究和判断。

知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曾这样评价：“这是上海的主要历史遗迹，实际也反映了元代长江下游接近出海口地区的经济发展，大致反映元代江南的发展。”

志丹苑水闸是中国水利工程史的标志性遗存，它为研究古代水闸类工程做法提供了最好的实物材料。水闸建造者把自己历年治理吴淞江的经验都记录在《水利集》中，我们今天可以将文献资料结合志丹苑遗址的考古发现，完整复原元代水闸的建造过程。

近日，澎湃新闻记者来到上海市普陀区志丹路、延长西路交界处，周围民居环绕，人声鼎沸。上海元代水闸遗址博物馆便坐落于此。馆舍建筑外观型似一座水闸，呈对称“八”字型，中部高高耸立的是“闸门”，建筑顶部，钢架玻璃结构的透明屋顶则形似行进中的波浪。

为了让观众更清晰的了解水闸在700多年前是如何运转的，在遗址旁边的一个小展厅内，陈列着一个复原的完整的水闸模型，滚动播放的多媒体数字屏对水闸的功用和运作原理进行详细介绍。水闸的功用是泄水挡沙，以助吴淞江的防淤和疏浚。涨潮时关闭闸门，使泥沙沉积在闸门外。退潮时开启闸门，利用水闸内外的水流落差，将沉积的泥沙冲走。

水闸底部打满了地钉，地钉其实就是一根根高约4米的木桩子，而在水闸的四周，也布满了木桩，据估算，整个水利工程中使用的木桩有上万根。部分木桩上墨书文字和八思巴文戳记，反映了当时严格的管理制度。

宋建：对，确定是水闸遗址以后，市里就决定要建水闸博物馆。因为它的发现很重要，它是在上海市区范围内第一次发现的距今七百年左右的古代遗址；其次，当时我们中国已经开始有了新的考古发掘理念，不为考古而考古、发掘而发掘，考古发掘要与保护、展示结合起来，已经初步形成文化遗产的概念。所以在发掘的时候就确定下来要建博物馆。

志丹苑水闸的发现在中国水利工程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对研究宋元时期江南地区的水利工程，吴淞江流域的历史变迁、吴淞江对整个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及对上海城镇、城市发展所起的作用都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宋建：其中最主要的证据是我们在木桩上发现了八思巴文的戳记，由此推断志丹苑水闸建造于元代。八思巴文是元代官方文字，由当时的国师八思巴创造并在至元六年(1269年)颁行全国，伴随着蒙元帝国的消亡，八思巴文也被废弃。

宋建：志丹苑的重大发现是在2001年的五一劳动节期间。当时现场正在进行志丹苑小区商品房建设打桩，打到地下7米深左右打不下去了，他们就专门做了一个钻管，从地下钻取出由两块石板拼成的圆形石板，应该是一个石板构筑物。在两块石板拼缝的地方，还用一个铁锭榫将两块石板进行固定。

场馆分序厅和遗址陈列两部分，序厅在地上，介绍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的发现故事。步入遗址厅，才发现里边别有洞天，水闸遗址所在的遗址陈列厅位于地表以下10多米深处，从入口沿着楼梯缓步下坡，7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设施遗址赫然出现于眼前。环形玻璃栈道悬空搭建在遗址边缘的上方，沿着栈道走一圈正好环绕中间的水闸遗址主体一周。“你们站在栈道上往下看，凡是手不可触摸的地方都已距今七百多年了，包括一块砖，一个石子，一根木桩。”展厅内的保安对前来参观的观众说。

任仁发是松江府上海县人，主要贡献是水利治理和工程建设，曾先后主持修治吴淞江、大都(今北京)通惠河等工程，并有水利工程著作《水利集》传世。他官至浙东道宣慰副使。 此外他还是元代著名画家，擅长书法、绘画，画马尤其出色，曾奉敕画御苑马厩中的名马。上海青浦区重固镇是元代任氏家族墓群所在地，出土有数量不菲的瓷器、漆器、铜器、金银器等精美文物。

宋建：有些人觉得我胆子太大了，万一讲错就不得了。但是我以考古工作者的敏感性和责任感，或者说多年来积累的一些经验所作出的判断，是有一定依据的。如果我下的结论模棱两可，领导肯定觉得这个结论太模糊，不具有说服力，不能够引起上头对这个遗存的重视程度。

由此也给我们现代城市管理者带来启示：城镇、城市的中心跟河道密切相关，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河流，保护好水道。这对于我们去探讨上海将来城市的发展也是有很好的启示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根据河流、水道来研究城市的发展过程，城市的迁徙过程，规划好今后的城市。只有把水治理好了，城市才会变得更好。水没有治理好、管理好，那么很容易给城镇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同时还有一件很巧的事情，当时文管委的一个同事带队去北京考察，看到金中都水关遗址，跟我们的发现各方面都非常像，也更加佐证了我所说的宋元水工建筑的概念。在这些因素的综合推动下，文管委的领导决定要保护，经过他们的积极沟通，最后市委市政府认定这是上海一处非常重要的古代文化遗址，要保护要发掘。

本届文化周由华侨大学、华侨大学澳门校友会联合主办。文艺晚会、境外生美食节同期举行，现场设置了澳门文化游戏体验、澳门特色文创产品展示和澳门历史文化长廊展等，仿佛流动的诗篇，诉说澳门与华侨大学的不解之缘。

在华大澳门校友会的推动下，当晚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与澳门妈祖文化村天后宫签约共建教学与研究基地，将为更多的澳门学生提供学习科研、实习就业的服务。(完)澎湃新闻联动长江经济带和长江沿线共13省(区、市)主要媒体，近日陆续推出“文化中国行｜长江之歌”之《溯江而上》专题报道，从长江下游溯江而上，对长江文化进行报道。本期走进的是地处上海市中心的元代水闸遗址。

宋建：严格意义上讲即便到现在它还是唯一的遗址博物馆。虽然现在有的博物馆也叫遗址博物馆，比如青浦的崧泽遗址博物馆，它确实也是建在遗址之上，但它展示的东西不是遗址本体，是遗址的出土物，志丹苑发掘出来以后，它是展示遗址的本体。严格意义上所说的遗址博物馆必须要展示遗址的本体。所以我们才说志丹苑元代水闸博物馆是上海的第一个遗址类博物馆，是这么一个概念。

2001年5月，上海普陀区在建造志丹苑商品房打桩时，偶然发现一处元代水闸遗址。其后经过考古专家不断考古勘探、文献查证、专家论证，确认了这是一处与吴淞江有关的元代水闸遗址，而主持这项水利工程的正是元代的水利专家、书画家任仁发。文献记载，任仁发曾在上海嘉定的吴淞江支流上修筑石闸6座(1304年-1325年)，目前能够勘探并完整留存的遗址仅此一座。

第二、反映出当时水利工程的一个精细程度，它的工程营建是有严格规范的，说明我们国家的水利工程发展到宋元时期，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代江南的经济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