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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残奥会上，中国残奥代表团取得优异成绩，“神勇”之名便成了这支队伍的精神内核和奋进动力。3年后，从东京到巴黎，面对较短的备战周期、更激烈的竞争环境，这支平均年龄25.8岁的“神勇之师”依然不辱使命，不仅创造了“断层领先”优势，也在赛场内外的交流中展现了友好、积极的中国运动员形象。

在中国残奥代表团中，无论是参加多届残奥会的名将，还是首次参加残奥会的年轻运动员，都在向全世界传递着“勇气、决心、激励、平等”的残奥价值观。19岁的游泳小将蒋裕燕参加9个项目获得7枚金牌，23岁的“飞鱼”郭金城获得4金2银，23岁的羽毛球选手屈子墨收获2金……“年轻一代运动员成为我国残奥运动不断向前的强大驱动力，而老队员也展示了顽强的拼搏精神和不俗的实力。”常征表示，如举重运动员崔哲参加5届残奥会，最终圆梦金牌；乒乓球运动员冯攀峰在男子单打3级实现五连冠，获得个人第十枚残奥会金牌；田径运动员姚娟第七次参加残奥会，依然以超高竞技状态夺金；乒乓球运动员熊桂艳等名将和自己的弟子一起参加残奥会，上演传承与超越的动人故事……

赛场外，暖心的一幕幕也在上演。举重运动员崔哲在领奖环节主动推扶尼日利亚队轮椅运动员一同上台，赢得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田径运动员史逸婷夺得女子200米T36级决赛金牌后，和获得银牌的新西兰队选手紧紧相拥；埃塞俄比亚盲人运动员的眼罩和垫片用完了，他们第一时间想到“有困难，找中国队”，中国代表团第一时间予以解决。

常征表示，中国残奥运动员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在国际赛场充分展现出新时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传递出残奥会团结和友谊的理念。

但在吴雪萍看来，相较于我国残疾人运动员在赛场上拼出的亮眼成绩，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工作完善等赛场外的“必答题”，还需要更快、更优的解答，“当赛场内外都能让残疾人便于享受运动，乐于参与体育，中国残疾人体育才能交出一份更高分的成绩单”。

走下赛场，文晓燕进入北京体育大学，通过专业学习更了解自身的优势和瓶颈。回到队里，她便鼓励队友争取上学的机会，创造带大家出门的时机，“我是受益者，也希望他们能有这样的平台，而且上学不是终点，只是刚刚起步，我们得不断往上走、往前走”。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她便建议，在残疾人竞技性体育运动方面，建立贯通式的残疾人运动员教育体系，扩大中职院校招收残疾人运动员力度，全面提高残疾人运动员基础学历和职业技能；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开设残疾人体育运动相关专业，全面提高残疾人运动员专业知识和运动成绩等。

12年前，初中毕业的林细妹加入广东省残疾人硬地滚球队“要争取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磨砺12年，巴黎残奥会硬地滚球女子个人BC4级决赛中，林细妹夺得冠军，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为中国硬地滚球项目实现了残奥会金牌零的突破。

可以赚钱的游戏排行榜1984年，中国首次组团参加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7届残奥会。在这届残奥会上，视障田径运动员平亚丽为中国夺得历史上首枚残奥会金牌。此后40年，一代代残疾人运动员传承接续，帮中国走出了一条从0到624枚金牌的荣耀之路，展现了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发展脉络，也翻开了“如何让体育向更多残疾人开放共享”的未来答卷。

“很多残疾人朋友不敢走出家门，更别提参与体育运动，其实，体育能增强我们的身体机能，也有助于乐观性格形成。”文晓燕在巴黎残奥会上共参与4个田径项目，均获得金牌。但对于残疾人体育的关注，她的视角从不囿于赛场。

“让奥运更开放。”巴黎残奥会和奥运会使用了同样的口号，对此，巴黎奥组委主席埃斯坦盖解释道：“这是一种力量，一种打开人们心扉的力量，让人们停止将差异视为障碍。这也是一个梦想，所有以不同方式参与这届奥运会的人们共同的梦想。”

“通过残奥会可以凸显残奥运动员的榜样力量，用他们在赛场上坚韧顽强的表现启发年轻人，但更重要的是，要让更多人看到他们下了领奖台之后，也有很好的融入社会的能力，或者有很好的就业或学业选择。”吴雪萍强调，尤其对广大残疾人，金牌投射到现实生活中的光亮更能带来希冀，“大部分残疾人的人生目标不会是想拿金牌，但一定会想‘我怎么能更好地生活’”。

一个人能影响一群人。硬地滚球专门为脑瘫患者、严重躯体功能障碍的运动员而设立。作为该项目在我国内地最早的一批教练之一，谭巍麟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透露，很长一段时间，选材都是教练主动上门寻访，“很多孩子的家人都觉得奇怪，生活自理都困难的孩子还能当运动员吗？”但随着运动员出现在更多残疾人体育赛场，项目逐渐被看到，“开始有家长主动送孩子来参与，希望通过残奥会，进一步让更多人了解这个项目，让体育惠及更多残疾人朋友”。

“残奥会为谁而办？办给谁看？”上海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雪萍表示，答案既不是残疾人也不是健全人，而应回归到“人”。她表示，奥运会之外，还有残奥会、特奥会及聋奥会，针对不同人群设立最高级别的世界级赛事，目的就是向世界传达，人人都有享受运动的权利，有通过竞争完善自己、激励他人的可能性，“只要是地球的公民，就应该给他们提供参与体育运动的平台，享受运动带来的喜悦与成长。”

在吴雪萍看来，当前，我国残疾人竞技体育成绩已经攀上高峰，人们对金牌的关注不应再囿于对数量的感叹，而应进一步探寻金牌的意义，让更多人真切感受到，体育可以成为撬动残疾人社会生活变化的杠杆。

在部分项目上，中国代表团实现新突破。常征提及，跆拳道队和硬地滚球队都实现了残奥会金牌零的突破；轮椅网球女子单打首次4人进入八强、1人闯入四强，女子双打两对选手进入四强，取得1枚宝贵的铜牌；皮划艇项目选手参加残奥会以来也首次获得了1枚铜牌。

“中国残奥运动员能取得优异成绩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新时代残疾人事业不断发展和进步，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常征强调，“优异的成绩是赛场上残奥运动员顽强拼搏的结果，也是众多教练员、科研人员、保障人员努力奉献的成果。”个体的付出，才能凝聚成就冠军的力量。

作为队伍里承上启下的“中生代”，文晓燕注意到，年纪更大一些的师兄师姐不太愿意出门，无论有活动去“凑热闹”，还是取得荣誉后争取上学的机会，“都不太积极”，可在训练场，他们又是练得最辛苦、最投入的人，“有人跑到吐，还一边吐一边坚持要跑完”。她曾疑惑：“上学的机会也放弃，这么拼的动力是什么？”却又能共情，“因为赛道是他们最自信的地方，到了其他领域，总有人不敢迈进去”。但有个新的变化在发生，很多00后选手，一边训练一边拍视频，之后做成短视频放到社交网络上，吸引了很多人围观，“时代在变化，他们的观念更开放、更无惧，如果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看到残疾人运动员的拼搏和努力，也是一种和社会接轨的方式，同样是‘走出去’的办法”。

在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轮椅击剑等重点项目上，中国代表团继续保持优势。常征表示：“游泳比赛中，5次出现同时升起3面五星红旗的‘名场面’。轮椅击剑队全项满额参赛，在16个小项比赛中取得10枚金牌。羽毛球队参加了14个小项，金牌数由上届残奥会的5枚增至9枚。坐式排球、轮椅篮球、盲人门球等集体项目均杀入四强并获得奖牌。”

“在国内，我们就根据巴黎的比赛时间调整了训练计划，更好地适应比赛节奏。另外，心理老师的话我也听进去了，对我很有帮助。”赛后，林细妹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透露，除了传统的训练保障手段外，运动心理专家的介入帮她提升了比赛专注力，这恰恰是她这次夺金的关键点。

中国代表团从1984年首次参加残奥会，历经20年，从2004年雅典残奥会开始持续领跑金牌榜。“2001年我国成功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在很大程度上鼓舞、激励了残疾人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和信心，残疾人体育也因此加速发展。”中国残联体育部相关人士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抓住发展机遇之后，中国残疾人体育工作者便总结运动员选拔、培养、科学训练等经验，持续加大保障力度，让更多残疾人运动员能脱颖而出，例如，“县级发现选送、市级培养提高、省级集训参赛、国家重点培养”的四级联动训练体系就是残疾人运动员成长的主要路径。

1995年出生的林细妹，老家是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的一个小村庄。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儿，她被取名“细妹”，刚开始学走路时，她被确诊为先天性肌无力，成为这个家庭7个孩子中的第四个残疾人。“现在大家都认识我了，我不仅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最棒的那个。”她透露，哥哥也是硬地滚球运动员，“他在BC3级，希望我们兄妹俩可以一起参加下一届残奥会，如果再一起登上领奖台，那个场面应该很好”。

但奥运会结束后，商业支持和媒体关注，让奥运选手不断出现在公众视野，奥运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不断体现。相较而言，残奥选手的曝光集中在赛时，像同时投了一把石子进湖中，涟漪四起，却很快消散。吴雪萍认为，如何让残奥选手的影响力更持续、更贴近日常，更体现生存的价值，这是发挥残奥金牌效益的关键。

在林细妹看来，运动员在残奥会上的表现影响的不仅是残疾人，还有健全人，“无论是我还是我的队友，我们都这么不方便了，还在为了梦想而努力，如果大家也为梦想坚持，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中国残联体育部主任、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常征以“高质量完成参赛任务”总结代表团的参赛表现。他表示，本届残奥会，中国代表团竞技水平整体有所提升，代表团获得金牌的大项由东京残奥会的9项增加至12项，有18个大项获得奖牌，获奖面扩大，在游泳、田径、举重、自行车等项目上创20项世界纪录，更多选手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

目前，我国残疾人体育已纳入全民健身、健康中国、体育强国等国家战略，通过推广社区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项目、政府购买体育健身服务等方式，推动残疾人体育健身和竞赛活动在全国各地开展。

运动员在改变，社会上的残疾人也在改变。“残疾人群众体育有很大的需求和潜力。”吴雪萍注意到，随着群众体育赛事多样化和包容性提升，越来越多残疾人出现在马拉松赛道等群众体育场景，而这种积极变化离不开越来越多自发的社会组织逐步崛起，“接触下来，大部分是家长的力量在带动孩子，从而带动了身边的残疾人在运动，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表现”。但她在调研中发现，当越来越多残疾人表现出运动需求，“在哪儿练？怎么练？”就是他们最关心也迫切需要答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