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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包括袁亚湘在内的多位代表委员，围绕于此建言献策，他们希望有关方面真正重视青年科技人才、切实减轻其负担，更好地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新质生产力作贡献。

“青年科技人才是我国科技战线的主力军，是我国科技事业的未来和希望。我们一定要真正重视和关心广大青年科技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袁亚湘说，让年轻人心无旁骛地安心科研，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走好建设科技强国之路。

“青年科技人才在创新工作中跃跃欲试，然而在实际的创新项目研制及实施过程中，经费使用的层层汇报及审批往往是造成项目研究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一定程度上占用科技工作者的大量科研时间。”李秀敏说。

她同时提到，在相关项目的研制工作中，存在着一刀切式的“一票否决”情况，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科研工作的经费管理、容错机制等方面同科技创新人才的创新活力相比存在差距。

在她看来，科研人员被一些繁杂事务所羁绊，暴露出了科研管理制度的深层次问题，其本质是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同新时代的生产力发展相比存在差距。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亟待形成。

“这背后有一个矛盾，一方面申请经费需要一定的基础成果，否则就无法做到评判；另一方面从0到1的探索，在初期就是一张接近空白的‘白纸’。越是原创初期需要经费的时候，越是拿不到经费。”他建议要在考评机制上展开进一步的探索，延长探索周期，提供一定经费支持。

乐视吧nba直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袁亚湘连续多年为青年科技人才成长营造良好环境而奔走呼吁，但他的一个总体感受是，“减负喊了几年了，一些年轻人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李秀敏表示，希望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人才评价体系和企业经济激励考核体制，形成更加高效、更高质量、更有创新活力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经济发展模式助推和保障科技发展。

一个直观的例子是：几乎每个科研项目申请表，都对申请者的个人信息等要求细致地填报，但在袁亚湘看来，这些信息完全可以通过申请者单位的系统导入，避免重复填写。

袁亚湘也建议，简化基础研究类型基金的申请和结题流程。比如，基础研究项目由于其不可预见性，可以不要求给出项目的技术路线。基础研究项目可以不提供经费预算，这样不仅可以节约科研人员编写预算的时间，还能节省一些为实现预算而不必要的开支。

对于青年俱乐部，学院的青年人都反映很好，是“非常好的减压方式”。用钟章队的话说，这个举措给青年人才提供了很重要的交流的平台，促进引导其成长，平时组织的团建活动也让他们有了放松的地方。

在戚益军看来，“帽子”竞争促使青年科研人才背负沉重压力，要在短时间内出论文、出成果，不利于开展挑战性高、原创性强的研究。

“需要给科学家更充分的自主权！”李秀敏说，根据需要和实际向科学家充分授权，赋予科研团队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

全国政协委员钟章队曾担任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其间成立了青年俱乐部，定期给青年人才开讲座，讲解基金项目、国家奖怎么申请，等等。

“目的就是把这些青年科技人才从繁杂的事务中解放出来，比如说采购、报销、填表等，保障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做研究。”阴和俊说。

而且，“帽子”的摘取时间有限。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政策为例，申请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要求申报当年男性未满35周岁，女性未满40周岁；申请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要求男性未满45周岁，女性未满48周岁。

在植物非编码小核酸研究上深耕了近20年，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戚益军深知，科学创新“急不得”“躁不得”，而压在青年科研人员头上的还有“帽子”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上述政策尚未完全落到实处，一些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关心和政策利好还停留在纸面。”袁亚湘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我们现在议论比较多的就是唯论文、唯帽子，这些确实不利于青年人才的成长。比如说高级实验师，主要的任务是做好实验，做好辅导，那他就不太适合于发表论文，也获得不了什么‘帽子’。所以学校要有差异化、多元化的评价方式。”钟章队说。

“不尽合理的格式上和形式上的条条框框屡见不鲜，有的表格设计、申请填报要求未考虑科技人员的感受，往往需要投入大量复杂的重复性、低技术含量的劳动。”袁亚湘说。

他为此建议：切实减少“帽子”类型和数量。减少政府部门对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的评比、评估和排名。对少量而必要的评估，则尽量不把“帽子”作为指标。

2018年12月起，科技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减负行动1.0、减负行动2.0、减负行动3.0陆续推出。这一系列的专项行动旨在解决青年科研人才面临的崭露头角机会少、成长通道窄、评价考核频繁、事务性负担重等突出问题，保障青年科研人才将主要精力用于科研工作，充分激发青年创新潜能与活力。

在从事二氧化碳临界弛豫问题研究之初，没有一篇可参考文献，也没有一个可对标的实验标准，对于张振涛，最大的压力来自“经费的负担”。

2018年，袁亚湘就曾在全国两会上呼吁减少“帽子”工程。当时他的提案引起许多科技工作者的共鸣，也得到了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如果学术环境有利于探索和创新，青年人觉得在这里能成长、发展，自然就身心愉悦，哪还有什么负担需要减？他自己就在欣欣向荣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了。”钟章队说：“要构造风清气正、有利于竞争、有利于学术发展的生态环境，这很重要。”

张振涛认为“减负”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一方面不能为了“减负”让流程缺乏规范化，另一方面也需要尽量减少非科研的行政性工作，尽量把时间还给科学家。

袁亚湘也发现，许多晋升、组织团队、申请项目等学术资源都默认没有“帽子”就没有机会，这些无形的压力，让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感觉到没有“戴帽子”就抬不起头做科研。

十多年的科研经历，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张振涛切实感受到了“减负”行动带来的改善，“经费管理更加自由了，项目登记等工作更加灵活了”。

然而，一些项目申报仍然面临重重难关。“有一个段子说，科学家不是在写申请书的路上，就是在答辩的路上。”这一点他深有体会。

在很多科研单位，“帽子”和单位内部经费、资源分配挂钩，在外部竞争性经费申请中，有“帽子”也更具优势。不但如此，“帽子”还和个人年薪、住房待遇、职位聘任和晋升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