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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阁和山门作为木结构建筑能够存在一千余年，历经多次大地震而不倒，主要是因为它们采用了刚柔相济的结构，即刚性的斗栱层与柔性的立柱层，使整体结构既有足够的刚性以防风，又有足够的柔性能抗震，与应县木塔一样，是极为杰出的中国古代高层建筑设计实例。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所长丁垚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揭秘这座被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赞为“无上国宝”的建筑群，为何历经千年依旧惊艳世人。

梁思成评价独乐寺观音阁“臻于物质与精神最调和的境界”，实在是一语中的。作为中国文化最完整也最生动的实物载体，蓟州独乐寺以及其他中国现存古老建筑实例，都是我们沉浸其中，体会学习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宝库。(完)

丁垚：大屋顶确实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特色之一，屋顶式样常见的有庑殿顶、歇山顶、悬山顶等，按等级规格庑殿顶最高，歇山顶次之，如北京故宫太和殿是重檐庑殿顶。而独乐寺山门是四面坡、五条脊的庑殿顶，也叫四阿顶，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寺庙大门之一。

一方面，文化的影响是普遍的。例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外来佛教影响，中国建筑在继承周、汉以来传统的同时，爆发出新时代的艺术创造力。中国建筑也势必影响了同样以木结构建筑为主的东亚其他地区，如日本和朝鲜半岛。

丁垚：梁思成确实在《独乐寺考》中将山门柱头铺作的具体做法与东大寺南大门相比较，并综合日本学者发现和引用的实物与文献史料，说明了东大寺“所受中土影响，毫无疑义”，且因独乐寺山门这一重要例证，“其线索益明了矣”。但东大寺经历数次大修，变化改易较多，不适合过于宽泛笼统地比较。

丁垚，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建筑的科学调查、唐辽建筑研究与中国现代建筑学术史。代表性成果有《发现独乐寺》(2023)、《梁思成建筑设计作品辑略》(2021)、《蓟县独乐寺山门》(2017)。

用柱子而非墙体承重的木构架形式，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大特点，这种结构能实现“墙倒屋不塌”的效果。将柱、梁等承重木构件紧密结合、织成一体的就是斗栱。梁思成在《独乐寺考》中，就以独乐寺建筑为例，充分说明并着重强调斗栱之于中国建筑的作用与地位：“斗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Order(柱式)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英亚体育官网登录入口独乐寺坐落于天津市蓟州区，始建于唐代，其主体建筑山门和观音阁重建于辽统和二年(984年)，至今已1040年，是中国仅存的三大辽代寺院之一，其木结构建筑、塑像、壁画、碑石、牌匾，皆是历史的映照。

正如梁思成所言，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以时代论，则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我国建筑蜕变上重要资料，罕有之宝物也”。

独乐寺观音阁与山门中的塑像、壁画、牌匾等各类文物，不仅提供了独乐寺史与修建史的相关证据，还揭示了各时代艺术风格和审美观念的传承与变迁，为中国建筑艺术研究乃至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信息和线索。

丁垚：通过对壁画中人物、组合、服饰以及构图、形式、色彩的分析，并与同时期或相近地域的同类材料比较，可以了解当时社会文化的种种表现。

时至今日，90多年过去了，想要亲身体会敦煌壁画里类似的唐代场景，独乐寺最为合适。以独乐寺观音阁为例，我们现在所知的辽代木构建筑，包括战争时期失去的，共有13座，它们的特点是有着非常强烈的唐代建筑风格，却又比唐代建筑往前走了一步。

而独乐寺以及其他中国现存古建筑的存在，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上，都证明了中国建筑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而这也是中国文化向海外传播的重要体现之一。

丁垚：1932年春，梁思成刚写完研究唐代建筑的文章不久，便见到了一个充溢着唐风的建筑实例——蓟州独乐寺，并就此发表了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著作《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以下简称《独乐寺考》)。梁思成当时深受震动，写道：“观音阁及山门最大之特征，而在形制上最重要之点，则为其与敦煌壁画中所见唐代建筑之相似也。”

丁垚：独乐寺观音阁外观两层，实则内有三层，通高约23米，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楼阁。阁中间矗立着一尊高约16米的泥塑十一面观音菩萨像，直抵三层顶部的天花藻井。观音阁四周列柱两排，柱上置斗栱，斗栱上架梁枋，其上再立木柱、斗栱和梁枋。整个楼阁内梁、柱、斗、枋等数以千计。

独乐寺山门屋脊两端饰有的兽面瓦件特别值得注意，其名为鸱尾，是中国保存在建筑屋顶原位置上年代最早的实例。鸱尾作为屋顶瓦件一方面能起到保护屋顶木结构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作为控制山门建筑轮廓的最高点，以颇为复杂的鱼龙图像，重重描画屋脊端头这一节点。尽管其多处细部的刻画已脱唐式而呈现辽式风格，但与其他相近时期的鸱尾相比，山门鸱尾的内廓曲线连贯圆和，依然是典型的唐式。

天王壁画布局的特点是非常紧凑，要在有限的壁面各绘制双天王，因此在发冠、持物、手势等处都经考量，避免互相干扰，呈“X”形的中立不倚的天王身躯和繁密曲绕的披帛束带，共同构成了富有动感的视觉效果。根据独乐寺历史上的修建事件与壁画自身的构图趣味综合判断，可以认为天王壁画应是明代山门“易门为殿”时一并绘制的。

但另一方面，建筑的复制又是非常困难的，不像可移动的雕塑或画作能被直接传抄。即便是与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关系密切的唐招提寺也是如此，它与以佛光寺东大殿为代表的唐代建筑有相似之处，但还是有很大不同。每一个或一组木构建筑精品，都是高僧大德苦心思虑经年的艺术创作，有着非常具体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很难单纯靠复制获得同样高水平的建筑。

以独乐寺山门内壁的天王壁画为例，壁画风格显然不是辽代，山门东墙北为持国天、南为增长天，西墙北为多闻天、南为广目天，是北方元明以后常见的标准四天王方位配置。天王形象纹饰大都可以辨认，后来涂绘的蓝色更是十分鲜艳，整体看来线条设色尚属严整。壁画布局颇具匠心，这一点梁思成在《独乐寺考》中就曾明确指出，成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的提示。

梁思成用“豪劲”总结唐辽建筑特点，也就是最具力量，生机勃勃的大艺术作品。以立面构图中分量最重的斗栱为例，观音阁柱头和柱间的斗栱一大一小、强弱相间，其余各层不同位置的斗栱也都有变化、有对比，整体上又和谐统一，不至于过乱也不死板。这种大小相成、强弱相间、富有层次感的整体设计是唐代风格的典型特点。独乐寺观音阁与山门这样的古老建筑及其中的雕塑，能历经千年还相当完整地保存下来，实在是一种“奢侈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