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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献记录了西方商贩云集洛阳、从事贸易活动乃至移民洛阳安居乐业的盛况。龙门石窟所处的伊阙峡谷地处汉魏洛阳城和隋唐洛阳城近郊，是当时都城政治礼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移民及其民族文化，自然在龙门石窟留下了印记。

二、“集大成者”。龙门佛教造像艺术远承印度石窟艺术，近继大同云冈石窟风格，其开凿融合魏晋洛阳和南朝先进而深厚的汉族历史文化而形成。可以说，龙门佛教造像艺术是集犍陀罗、西域、河西、平城等地石窟艺术之大成。从北魏时期以宾阳洞中佛像为代表的“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中原风格，到唐代造像因受雍容华贵、富丽腴美时尚的影响，演变为面相圆润、体躯丰腴、典雅端丽，以“丰腴为度”的大唐风范，龙门石窟的佛教造像达到了形神兼备统一的完美艺术高峰，代表作就是奉先寺中的卢舍那大佛。卢舍那大佛堪称是7世纪石窟造型艺术中最完美的代表性作品之一。龙门北魏和唐代佛教艺术的“中原风格”“大唐风范”一经形成，即成为“四方之则”，对各地石窟造像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远及朝鲜、日本。

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龙门石窟所展现出的中国化佛教思想和石窟艺术，是宗教理念与人间审美的完美结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社会教化作用。以至1910年，美国艺术收藏家、实业家查尔斯·兰·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在考察日记中赞叹道：“它能与任何存世的古迹相媲美……龙门的魅力，使其他石窟黯然失色。”

史家珍：龙门石窟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嗣后历经西魏、东魏、北齐、隋、唐、五代的营造，形成了南北长约1公里、具有2000余座窟龛和10万余尊造像的石窟遗存。历时逾500年的营造过程中，包含北魏和盛唐两个造像的高潮阶段。至今，保存在伊阙两山的像龛，绝大多数是这两个时代的文化遗产。

北魏和唐代是龙门石窟营建的两个高峰期，洛阳作为当时的都城，是西方商旅、使团的目的地。《洛阳伽蓝记》描述：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

史家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龙门地区的石窟和佛龛展现了中国北魏晚期至唐代期间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这些翔实描述佛教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一、“国之大者”。龙门石窟是南北分裂对峙时期，顺应天下太平渴求、四方一统大势、民族融合潮流的北魏政权，为宣示融合决心、展示革新成果、塑造华夏正统而主导经营的王朝政治礼仪性工程。

史家珍：2000年11月，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一直以来，龙门石窟是中国热门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也是中外学术界开展文化遗产研究的圣地之一。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对龙门石窟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包括统筹好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以石窟寺保护基础研究、防风化等关键技术、材料装备研发等为重点方向加强石窟寺保护重点研发，提升石窟寺保护科技支撑能力；加大数字化保护力度，建设共用共享的“数字龙门”石窟寺文物资源数据平台等，多措并举做好龙门石窟的保护利用工作。(完)

龙门石窟是具有高度国际化水平的石窟之一，其佛教造像艺术除了体现中国化、世俗化的特点外，现存还有北魏至唐朝时期的外国人、外族人所造佛像。龙门石窟造像遗迹有印度高僧宝思惟造丈六石龛、吐火罗僧宝隆造释迦像龛、新罗像龛及安、康、石、曹等中亚昭武九姓开凿窟龛。

龙门石窟周边广筑的中国、印度等不同建筑风格的佛寺，龙门区域的佛教建筑空间和人物造型遗存、寺院建筑和墓葬遗迹，以及浩若烟海的碑刻题记和龙门相关的文献记载、文学作品，是中国各大型石窟寺中丰富独特的优秀资源。由此形成了涵盖宗教、政治、军事、交通、医药、名人、文学、书法、观游、建筑、水利、植物、民俗、丧葬、义举等内容的龙门文化体系。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大力推动民族融合和制度创新，当时洛阳的佛教造像工程，在融汇中外文明基因、贯通南北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创新出契合华夏民族形貌特征和审美情趣的佛教造像，形成以“秀骨清像”“褒衣博带”为视觉特征的“中原风格”，标志着沿丝绸之路西来的佛教造像艺术中国化的阶段性完成，同时勾勒出佛教及其建筑空间艺术、人物造型艺术，在政治倾向、佛教信仰、审美情趣、礼仪习俗的影响下，不断中国化、世俗化的历史轨迹，见证了从印度、中亚地区传入的佛教文化，最终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并形成特征鲜明、具中国特色佛教艺术体系的历史进程。

吉祥体育nba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石窟寺是其中一个类型。洛阳龙门石窟是石窟寺艺术的中国化之地和集大成者之一，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汇集之地。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常务理事、龙门石窟研究院原院长史家珍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详解世界视野下的龙门石窟。

石窟寺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晶，也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硕果。中国佛教石窟在自西向东沿丝绸之路推进的过程中，先是在古西域形成保留浓郁南亚风格的石窟建筑形式、空间结构布局、以塑画艺术为特征的“龟兹模式”，进入内地后又先后孕育出保留浓郁胡貌梵风、显著西域特征的“凉州模式”与“平城模式”。

同时，在石窟雕刻中，也有反映西方文化的装饰纹样或受其影响而融合改变的装饰图案。如龙门石窟宾阳中洞门券拱下雕刻的一对柱头，就带有明显的希腊“爱奥尼亚”式柱头痕迹，属于古希腊爱奥尼亚风格式石柱，是典型的希腊文化艺术元素。

除此之外，龙门石窟的景教(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派)遗迹，以及大量欧洲、中西亚、印度等地希腊式柱头、植物纹样、人物形象和南亚次大陆、朝鲜半岛等地僧众所开凿的石窟、栖息的墓葬，也共同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和兼收并蓄的历史见证。

史家珍，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常务理事、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河南省考古学会副会长，曾任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40年来一直在文物保护、田野考古一线工作，先后主持发掘了洛阳市栾川县伊河南岸孙家洞旧石器遗址发掘等数处大型古代遗址和洛阳汉帝陵等数十座重要墓葬的考古发掘工作。1998年、2007年、2012年、2013年，主持发掘的项目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8年、2008年、2009年，三次荣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

不仅如此，代表中国石刻艺术最高峰的龙门石窟也可以与世界上的其它石刻艺术作品相媲美。比如瑞典史学家喜龙仁，就曾把米开朗基罗的雕像“摩西”和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两者并列，并比较东西方雕刻的不同表现方式。

史家珍：近年来，龙门石窟积极探索创新石窟寺保护利用的“龙门模式”，我们在保留索回海外流失文物最终所有权的前提下，提出“友好合作、多轨并一、数据聚合、成果共享”的流散文物“数字回归”模式，联合西安交通大学与美国芝加哥大学等合作开展《帝后礼佛图》离散文物三维数据采集和实体复原项目，结合技术、学术、艺术三大学科领域研究方法，对陈列在美国的皇后礼佛图与宾阳中洞浮雕残壁、院藏碎块，以“数据聚合”的方式，进行造型还原和环境复原。

此外，莲花洞内外覆钵式佛塔、胡人弟子形象以及窟龛龛楣、背光等部位的装饰中有大量西域乐器、西方动植物纹样等，都是龙门石窟高度国际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