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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官方正式版
  • 软件大小:396MB
  • 更新时间:2024-11-15T12:44:39
  • 星级指数:5
  • 软件平台:手机/电脑
  • 软件语言:简体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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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资深从业人士指出,每家养老机构的情况都有所不同,因此并不能一概而论去谈盈利规律。但最为核心的是,做好服务,吸引老人入住,达到一定的入住率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对跨城养老项目而言,配备医疗服务是必不可少的服务,这就加大了机构的盈利压力。

逸和源嘉兴基地目前住有800多位老人,其中60%来自上海。逸和源康养医管理集团董事长汝才良表示,75岁之后,老人可能会慢慢寻找一个好的环境去养老,到了85岁很有可能发生失能失智的情况,这时候就非常需要医养结合,医疗资源在养老中起到顶梁柱的作用,没有医疗养老就很难持续发展。在逸和源,医护人员24小时值班,如果老人发生意外,“最快1分钟响应,最慢3分钟响应”,医生会在5分钟内赶到房间内,有重大问题会第一时间通过绿色通道将老人送到三甲医院进行抢救。

4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杨茹莲来到位于河北燕郊的一家养护中心看望同事,就决定在这里住下来。“我在北京看过不少养老院,基本都是那种标准间,带卫生间,不能做饭。但在这里,就像‘搬了个家’,住三居室,有厨房。”谈到选择在与北京一河之隔的燕郊养老的原因,她形容这里像是“度假村”,看病方便、生活舒适并且性价比高。

李东辉介绍,燕达养护中心目前总投资近100亿元,总建筑面积92万平方米,设置养老床位达到15000张,一期2300张床位于2016年全部住满;二期近8000张床位于2018年10月开放入住,目前也基本住满;三期近4700张床位,于2023年10月陆续投入使用。

河北燕达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王诗男表示,科室管理的燕达养护中心的老年人,占到病区整体住院人数的比例是65%到70%。“养护中心的老年人平均年龄在84岁,近年还在逐渐上涨。这些高龄老人收入到院中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各种并发症比较多,治疗难度相对来说比较大,对于他们而言,医院起到了托底作用。”

“这个行业的特点就是投资大,回报周期长。如果想要做大,就要做好前期的资金储备,要不然资金链断了就干不下去了。”刘敬总结。

随着医保打通后,上海老人来嘉兴养老的需求更多,现在每周都会有几班大巴车将上海老人拉到嘉兴体验入住。但现在问题是,相关补贴并没有跟着老人来到嘉兴,比如长护险。“上海老人来到嘉兴后,如果想要长护险的保障,就必须登记在上海的养老机构里。”汝才良认为,这很不方便。

伍小兰给出的建议是,按照政策跟着户籍老人走的思路,在社会保障、老年福利、补助补贴等方面做好政策衔接工作。通过扩充备案渠道,精简备案手续等,让市民通过手机App即可进行异地就医登记及申领养老服务补贴,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解除老年人异地养老后顾之忧。

原新强调,首先要在顶层设计上进行支持,打开局面,统筹福利政策。“但这中间也存在一个标准差的问题,还存在能否享受的问题。”

除了民营企业在探索跨城养老,国央企同样在寻找合适的商业模式。《“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中提出,支持示范性普惠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支持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所属培训疗养机构转型发展普惠养老项目。中国康养恒颐汇(燕山院)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养老机构,前身为国资委北戴河机械燕山疗养院,2020年12月底划转至中国康养集团。中国康养在2021年3月启动全面适老化改造,2023年6月20日面向全社会开放。收费标准是按月收费,由床位费、餐费、护理费构成,目前按照优惠价格,折后3400元/床/月。

作为北京朝阳医院正式派驻到燕达医院的“首批常驻专家”,刘清和于2014年5月来到河北燕达医院,并全面负责骨科管理与学科建设工作。10年前,刘清和来到燕达医院时,骨科连一台4级手术都做不了,每年从北京请专家来做一两台手术,目前科室一年能做五六百台4级手术,其中有一半都不需要刘清和亲自来做。

与此同时,长三角养老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合作发展和成渝养老工作协作发展等区域养老服务发展格局正在形成,不少省市还签订了跨区域和跨空间的旅居养老合作框架协议等。

据统计,这家养老机构已入住5000余名老人,平均年龄83岁,其中约95%为京籍老人。然而在2011年运营之初,受社会整体养老观念的影响,选择入住的老人只有不足百人。

杨茹莲的爱人在2008年患癌期间,都是由她和身边亲人24小时轮流照看,但是所住的小区没有电梯,这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有电梯成为选择居所必备的条件”。

他在燕达医院经常遇到高龄患者,90多岁甚至100岁的病人都不少,“每年给90岁以上的患者做手术达到了50例,而在北京做这样的手术较少”。

在儿子走的前一天,黄玉华听朋友提到燕达,就和儿子来参观,随即决定入住。“生活确实轻松多了”,黄玉华提到,这里有十几个餐厅可选择,各类文娱活动也很多,环境就像公园一样,每个楼里都有医生和护士,“来这里三年多,爱人的身体在慢慢恢复,此前只能坐在轮椅上,后面能够推着轮椅走”。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乔晓春曾通过统计和调研发现,在北京,针对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事业单位型养老机构平均收费是3700元/月、民营非企业养老机构的平均收费是4500元/月、企业养老机构是9800/月。但是北京市老年人包含养老金在内的收入中位数是3833元,一半老人的收入在中位数以下,90%的老年人收入低于8000元。这意味着全北京只有10%的老年人月收入在8000元以上,其中生活不能自理、有住养老机构需求的人群占到15.6%。

在方舟养老服务中心,设有独立的一级全科医院。刘敬提到,如果没有医院,将会给老人及其家属带来很多的问题,一旦老人生病养老院处置不了,家属就要频繁地带老人去住院检查,这会是很大的负担。“我们是一级医院,同时也要和附近的三甲医院建立绿色通道,以便能解决一级医院解决不了的问题。有了医院,老人和家属都会比较放心。”

“要按照大城市以及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方向,在更大范围和空间内规划和配置养老资源,实现城市内部不同区域以及城市间的优势互补和共建共享。”伍小兰认为。

“儿子回来之后看到我们的情况,就说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找个养老院吧。”实际上,黄玉华自70多岁开始,就跟随单位组织的各种体验活动前往各类养老院,但考察了一圈之后,她发现,在北京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条件极好、环境极好的养老院超出她们的消费能力;中档的养老院环境稍好,但空间逼仄,没有配备电器,还有可能一床难求;位于核心城区的养老院往往是两人间,只配一个柜子,收费也得六七千元。

目前我国机构养老市场竞争较弱,并处于起步阶段。公开报告显示,从养老企业规模来看,拥有 0~99 张床位的微小型机构是市场主体,在2020 年有 2.1 万家;拥有 500 张床位以上的特大型企业只有一千多家。从养老机构类型来看,以福利院和敬老院为主的公办养老机构占了半数比例。

他介绍,行业的平均利润在15%左右。而这样的利润则建立在稳定有序的经营和源源不断的客源之上。起初,燕达养护中心接待老人来访和参观的工作人员岗位被称为营销专员。在2013年,这些工作人员统一改名为养老顾问。“所谓的顾问就是针对老人的收入水平、支付意愿、兴趣爱好和养老服务需求,给他匹配到合适的入住区域和居所。”李东辉介绍。

“跨城养老市场的发展成熟需要形成‘双向适配’的良性循环。”伍小兰强调,这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市场多方面的努力,营造让老年人放心安心,走得出去也回得来的养老环境。

在成绯绯看来,“跨城养老这种现象是基于老年人的需求而产生的,尤其是在北京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可能很难满足老年人的居住需求”。

政策正在跟着现实调整。近日,京津冀三地民政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发展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其中提到要深入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促进各区发挥辖区优势,加强协同发展工作力度。

上海长三角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理事长冯建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大多数养老机构还停留在衣食住行和身体的照顾上,只能说是初代产品。养老本质上还是一种生活,围绕着这个角度去设计养老产品,进行合理的定价,才能够迎接跨城养老这一趋势。

“2011年初项目投入运营的时候,并没有哪个机构或项目可以拿过来借鉴,等于是‘开荒’。”李东辉回忆,“在项目建设初期我们就看到了中国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同时认为高学历老人的养老观念相对先进,能够接受养老机构,因此我们一期项目建设了2300张养老床位。”

“我老伴患有一过性脑缺血,住进养老院之后有三次早上晕倒在卫生间内,都是靠养老院里的医生抢救回来的。”今年是90岁的洪宝珍在嘉兴南湖区逸和源湘家荡颐养中心入住的第十个年头,每次她回想到老伴这种突发情况,就觉得很庆幸选择了养老院,如果是在子女身边,可能都没那么快抢救回来。

14年前,汝才良投了1个亿建设逸和源在嘉兴的项目,却发现无人入住。“当时太理想化了,中国的老人需要养老机构,但是到了真正付钱的时候大多数老人是不买单的。资金链快要断了,但还是想办法给农民工和员工发工资。”他卖了三套房,才勉强渡过难关。

来自北京的王成高自去年10月就入住了燕山院,以前他和老伴每年都要来北戴河五六次,一来就是一星期。“去年跟着来体验之后,就选择住下了,每个月3400元,衣食住行都包含在内,比北京的生活成本要低。”

不过当下仍有很多问题待解,伍小兰指出,相比跨城养老的主要输出地——大城市而言,周边市县的医疗基础相对薄弱,很多机构难以支撑医养结合发展,无法对老年人群日常慢病管理、健康管理提供强有力的医疗保障等。

2014年前,因医保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入住人数增长极为缓慢。改变发生在2015年,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三省市民政部门签订《京津冀民政事业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三地通过政策联动、标准共建、监管共治、资源共享,使得京津冀协同养老“选择更多、品质更高”。

然而,交通不便、医疗资源不均衡以及政策有待打通等客观条件都影响着老人们的决策。这些痛点,也对养老产品的设计能力和定价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在市场上能够承载跨城养老的机构并不多。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养老研究中心主任成绯绯透露,此前协助相关部门做过调研发现,核心城区的养老机构入住率能够达到80%以上,通常只有一些老人去世或者临时转移才能腾出来床位。位于郊区的养老机构则距离偏远,服务能力跟不上,很多处于空置的情况,空置率能够达到80%。这就促使一些老年人想办法寻求更为理想的养老居所。

借助十几年专业培训的底子,杨茹莲被聘为燕达老年大学模特队的老师,开始广纳学员。如今这支模特队由20多位老人组成,老人的平均年龄在80岁左右,最大的接近90岁。除了每周四上午在老年大学正式上课之外,模特队的成员还将每天傍晚的饭后散步改为走模特步,“大家相处得很快乐,周末经常聚餐出游”。

近年来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已经出台了大量引导性政策,缓解大城市养老压力和资源供给负担。但还存在不少难点和堵点,比如区域间养老服务水平发展不平衡,大城市养老服务产业发展进程以及老年人群对于养老服务的需求,与周边养老产业发展进程与需求之间,有较明显差距,导致供需关系仍然存在较大的错位。

2016年9月,《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发展试点方案》提出将燕达养护中心等三家养老机构作为试点机构。2017年1月,京籍老人在燕达医院就医可持北京医保卡实时结算。这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老人们的顾虑。

“如果燕达只是一家普普通通的养老院,没有三甲医院,规模也不大,入住率不一定是这样。”李东辉介绍,燕达养护中心搭建了“保健医师、综合门诊、三甲医院”的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在燕达养护中心隔壁的河北燕达医院能为机构内急危重症老人提供优先挂号、优先诊疗、优先检查、优先住院的“四优先”服务。

不过在多位行业人士看来,作为高端养老机构,燕达养护中心的运营模式不可复制。“离北京近,所属集团资金雄厚。”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认为,燕达养护中心瞄准的是塔尖上的那部分群体。如果按照普通75岁以上的老人来看,这批老人基本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出生,平均生了4到6个孩子,在他的生命周期的生产性时间段内工资收入大概只有两位数或三位数,稍微年轻一些可能有四位数,这部分老人大多数没有可转移的资本,年轻的时候也无法配置养老资产,主要还是靠子女养老。

和杨茹莲一样,这些老人基本都来自北京,此前大多都有丰富的业余生活和较高的文化素养,但逐渐进入身体自理能力下降的阶段。

以北京市西城区为例,2020年印发了《西城区户籍老年人赴津冀蒙异地康养补贴扶持办法》,明确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申请每人每月补贴600元,收住西城区户籍老年人的养老机构,可以按市级标准获得床位运营补贴。此外,还与承德市、保定市、秦皇岛市等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异地康养、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基地建设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业内人士表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医养结合模式将促使三地养老资源可以共享,即土地、医疗和承接资源最好的地方可以各自发挥作用。这样北京的养老需求,可以与河北、天津等有土地资源的地方对接,实现异地养老,实现医保的及时结算。在实施方案中,深入推动京津冀医养协同也是一项重点任务。

安吉每年吸引大量长三角的老人来旅居。如上墅乡董岭村,本村常住只有三四百人,每年的5至10月,旅居的外地老人有三四千人;鄣吴镇的养老旅居度假公寓,每年约有两万名老人来此短期居住。

“我们看到了这部分市场,京籍老人排公立养老院排不上,还有很多空巢老人、失独老人以及儿女在国外的老人。”刘敬提到,方舟养老服务中心收费并不算高,一个能够自理的老人全部费用加起来每个月3000多元就足够。运营三年多,该中心目前入住率达到70%,空置床位剩下不多。但是她也坦言,一期项目整体投入达到8000万元左右,其中医院建设投入占比很高,由于单独建立了配套医院,目前在盈利方面有些困难。

周六早上九点半,杨茹莲换好旗袍,化好妆,下楼赴约。她与模特队的几个姐妹商量好去踏青,踏青的地点是位于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以下简称“燕达养护中心”)新建的三期项目,“听说那边种了很多碧桃花,开得特别好,我们准备穿上旗袍照相去”。

由专职养老顾问来服务老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一位老人选择入住养老机构的决策周期很复杂,有可能非常久,长达几年,也有可能很快,只要一两个月。当下,燕达养护中心与130多家单位建立了合作。每名养老顾问都在跟进几百名意向入住老人,“整个客源池越来越大”。

“老人在本地打疫苗是免费的,但是疫苗不跨省。”李东辉描述了带着八九十岁的老人们前往最近的北京社区医院打疫苗的场景,护士们一个个将老人从轮椅上抬到大巴车上,又一个个抬下来,非常不方便,“这些问题还有待解决”。

“当入住率达到60%到70%时,这家机构基本就能达到营收平衡。目前燕达养护中心基本实现了营收平衡。”李东辉说。但超百亿投资的大手笔,让回本周期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极速飞船“不想过得没意思,平平淡淡的。”80岁的杨茹莲性格外向、爱好广泛,退休之后和丈夫经常去国内外旅游,还参加了专业的模特队培训,到各处演出。然而,2008年她的丈夫患癌做手术后身体一直不太好。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她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养老院。

“燕达养护中心根据老人的自理能力和身体健康评估情况,分别设置了宾馆式养护区和家居式养护区。宾馆式养护区收住半自理和非自理、认知照护和舒缓疗护长者。家居式养护区主要收住健康活力型长者,设置的养老居所有:55~69㎡的一室一厅、71~89㎡的两室两厅、103~128㎡的三室两厅等。”燕达养护中心副总经理李东辉介绍。

目前,方舟养老服务中心有308张床位,200位老人在住,主要是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其中京籍老人占到一半以上,另外一部分非京籍老人中,很多人的子女在北京工作。“距离不算远,费用也能节省一些,老人在居住环境和照料服务方面感受更好”,刘敬表示,最关键的是,对失能、半失能老人来说,很多家庭没有专人照顾老人的条件,而机构提供的服务更专业、更全面。

在北京,接受关节置换手术的老人年龄大多集中在80多岁。然而,在燕达养护中心,许多90多岁的高龄患者由于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同样有这样的手术需求,因此此类手术数量不断增多。此外,高龄老人普遍面临骨质疏松的问题,导致骨折风险增加。“根据国际医疗指南要求,一般建议骨折后24至48小时内进行手术,但在北京的三甲医院,由于各种原因,很难做到及时手术。”刘清和表示。

六年前,来自北京朝阳区的老人张庆春突发脑梗,当时是邻居发现并把她送到了医院,经过救治后张庆春身体变得很差,于是她去了位于北京郊区的一家养老院,后续这家养老院的经营者负债累累,导致住院老人纷纷转院。2020年,位于燕郊的方舟养老服务中心投入运营,张庆春转移过来,“同样是每个月7000多元,在这边是包房,在之前的养老院是两人间”。

三河市民政局副局长李江波提到,有赖于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目前在三河市民办养老机构内入住的老人80%都是京籍老人,京籍老人在环京周边入住养老机构的80%以上都在三河。

今年83岁的黄玉华正处于这样的境遇之中。2019年,黄玉华的爱人在短短半年内就住了4次院,动了3次手术。由于儿子身在国外,她并没有告诉儿子,只是一个人忙前忙后地照顾着,很快自己的身体也不大好。

本地人不买账怎么办?他很快发现了一个突破口,就是主攻上海方向。但最大的问题在于养老项目会拿当地政府补贴,政府却并不愿意拿自己的资金补贴给别人。但看着总投资两个亿的养老院没人住,后续政府也同意了,默认一半的床位可以提供给非本地人。“到了2016年,我们开始盈利了。”

此外,2014年5月燕达医院正式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签署为期20年的合作共建协议,2021年3月,燕达医院与朝阳医院签署了2.0版共建协议。与此同时,还与北京天坛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北京中医医院建立专科医联体。

中国康养秦皇岛平台公司副总经理魏晓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作为央企运营的养老机构与很多民企运营的机构面向的客群不一样,投入和理念也不一样。“我们主要针对工薪阶层,提供普惠产品,推动的是基本养老服务。”

“近年来,大约有两千位上海老人前往这些机构养老,集中在浙江的嘉兴和江苏的苏州。”冯建光透露,如果从传统意义上的养老服务来说,绝对数量相对较小,但如果将跨城养老延伸到异地康养,数量就非常庞大。“以浙江安吉为例,每年旅游规模在2400万人次,其中上海籍占了7成,其中又有7成是上海籍老人。安吉用了15年的时间,将平均年龄80岁的老年人的人均消费从80元提升到了240元。”

成绯绯谈到,一家能够承载跨城养老老人的机构一定有过硬的服务能力。老人选择跨城养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同样的价格能够购买到更好的服务,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像医养康护结合的这类一体化并且具备连续性的服务。“如果只是纯养老的需求,当老人遇到临时突发状况时,你无法应对,老人在选择时肯定会有顾虑”。

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研究员伍小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现有情况来看,老年人面临着诸多居住问题。城市老年人整体住房条件满意度不太高,还有相当比例的老年人居住在老旧住宅和小区。由于受到建设年代和建设标准制约,老旧小区不适老问题更为突出,没有电梯的老房子多,而且周边用地紧张,养老配套难。同时,适老化改造面临多方面的现实制约因素。

中国康养集团总经理彭新举谈到,眼下像燕山院这样的项目刚刚投入运营,主要接触的是活力老人,通过旅居的方式来储备客户群体。中国康养养老产业发展中心总监孙鹏提到,目前京籍老人对于跨城中短居养老兴趣和意愿相对强烈,长期居住需要考虑家庭身体状态等多种因素,决策周期很长。目前养老项目在床位入住率达到一定程度后基本可以实现收支平衡,并且逐步实现盈利,但如果不考虑政策、补贴等因素,整体盈利能力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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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关于库布其沙漠治理的案例。库布其着力构建沙漠治理多元化投入机制,通过土地流转、农牧民入股、企业承包、专业合作组织经营等形式,积极调动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生态建设。

裴晓菲表示,生态保护补偿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环境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三是加快推进市场化补偿。在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截至2023年底,累计成交额约320亿元。建成并平稳运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目前已完成两个履约周期,截至2024年3月底,累计成交量约4.5亿吨、成交额约256亿元。启动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制定发布首批造林碳汇等4项方法学。创新发展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打通生态环境治理与城市绿色发展协同推进路径。

一是关于新安江流域的案例。安徽、浙江两省通过资金补偿、对口协作等方式建立多元化补偿关系。设立新安江绿色发展基金,首期规模20亿元,支持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绿色产业发展。

二是关于赤水河流域的案例。2018年,云、贵、川三省人民政府签署《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议》。赤水河作为全国首个跨多省流域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为全国探索建立跨多省生态补偿机制积累了经验。

极速飞船会上,有记者提问:《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请问生态环境部近年来在生态环境补偿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地方有哪些典型案例?未来有何考虑?

一是深入推进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联合财政部扎实推进长江、黄河全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累计分别安排引导资金80亿元和40亿元。鼓励各地早建机制、多建机制,目前,安徽、浙江、江苏等21个省份建立了20个跨省流域补偿机制,浙江、四川、山东等20个省份实现了辖区内全流域生态保护补偿,陕西、湖南、贵州、内蒙古、黑龙江5个省份针对辖区内重点河流开展了流域生态补偿。

二是持续推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配合财政部开展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810个县域开展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实现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与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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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美西方鼓吹“中国产能过剩论”的一个论点是,中国对外低价倾销新能源产品导致市场扭曲,损害他国经济。但事实证明这一论点根本站不住脚,只能进一步暴露其西方中心主义的虚伪。

二是配套优势。作为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之一,中国强大的产业配套覆盖原材料供应、零部件制造、整机装配和售后服务等新能源产业各个环节。一家新能源汽车整车厂可以在4小时车程内找到所有配套零部件供应商,大幅降低了企业的采购成本。

这就是美西方的“规则”:将汽车、手机等高附加值产品行销全球,同时享受着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时,他们就大谈自由市场和国际分工,还对中国的“环保问题”指指点点;眼看着中国的新能源产品日新月异、造福全球,他们又给“中国制造”扣上“倾销过剩产能”“特洛伊木马”的帽子,大搞贸易保护主义。

与此同时,2023年中国新能源车渗透率已达31.6%,我们每卖出3辆汽车,其中就有1辆是新能源车。打压遏制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只会增加全球绿色发展成本,降低全球绿色发展速度。

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假设所有已宣布“净零”承诺的国家按时履行承诺,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将达4500万辆,是2022年的4.5倍;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需求将达到820吉瓦,是2022年的约4倍。即使按照当前全球新能源产能增长速度发展,还远不能满足未来市场需求,更遑论实现减排承诺。

上世纪70年代,美国钢铁产业面对国内需求结构性下降和日本、德国等新型钢铁大国的崛起,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美国政府频频出台限制进口价格、反倾销调查等贸易保护措施,以维持本国钢铁产业发展,却不能改变其技术落后、成本高企的事实,反而推高了上下游产业成本,最终没能阻止钢铁产业在去工业化浪潮中走向衰落,成为“锈带”的一部分。

首先,全球新能源产品不是严重过剩,而是远远不够。近年来,美欧国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纷纷削弱或推迟本国减排承诺,致使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困难重重。

再次,美欧要求中国承担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减排责任,却对中国新能源产品对全球减排的贡献“选择性失明”。2022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国内二氧化碳排放约22.6亿吨,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为全球其他国家减排二氧化碳约5.73亿吨,合计减排28.3亿吨,约占全球同期可再生能源折算碳减排量的41%。美西方一边频频爽约应对气候变化援助,一边谴责中国“低价倾销新能源”,实质上无视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样拥有享受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赶上绿色转型趋势的权利。

一再公然双标。美国围绕新能源汽车、电池、氢能等产业接连出台歧视性、排华性补贴政策,仅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中对能源安全及气候转型的投资就高达3690亿美元,公然违反世贸组织的非歧视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甚至加剧了法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不良竞争。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所说,美国的对华态度基于傲慢、肮脏和幼稚三个特性。傲慢在于,认为自己统治世界,中国经济怎能如此成功;肮脏在于,通过各种手段阻止中国进步;幼稚在于,天真地以为世界上其他国家会认同美国对中国的看法。

产能过剩(overcapacity)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字面意思就是特定行业的生产能力超过了市场需求,造成供大于需的不平衡现象。

欧盟也不甘落后,一边以“不公平补贴扭曲市场”名义发起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为可能征收追溯性关税作准备,一边却相继发布《绿色协议产业计划》《净零工业法案》等多项支援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仅2022—2023年间对新能源及其相关产业、研发的支持总金额就接近400亿欧元。

三是市场优势。中国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同样在新能源领域发挥作用。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5.1亿千瓦,其中50%来自中国;全世界新能源汽车销量1428万台,中国市场独占63.5%。

通过禁令和关税,美国确实“成功”将一些中国产品拒之门外,换来的却只是本土企业和消费者更高的成本负担。穆迪评级公司就曾指出,美国消费者承担了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92.4%的成本。看来美国是忘了当年钢铁产业保护主义措施的教训,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中国出口新能源产品,不仅丰富了全球供给,缓解了通胀和能源压力,也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人说到做到,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对地球未来的强烈责任感。

如此显著的产业优势,都是靠长期投入科研创新的真本事获得的,是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塑造的,是国际分工和市场需求的结果,不可能靠政府补贴形成。而这种符合市场需求、体现发展潮流的优势,在美西方眼中却成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美国全球输出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推广所谓“民主”,多国颜色革命背后都有美国的资助、策动甚至直接介入,又是不是“产能过剩”?

丁仲礼院士几年前就神预测:“西方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就是在放空炮,你以为它们会真减排吗?咱们走着瞧。中国是正儿八经要做的,因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说了要算数。他们是党派政治,换来换去,新官不理旧账。”

美国想实现“再工业化”,但打压别国显然不是办法。当前,美国制造业劳动力就业水平仍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英特尔、三星、台积电等企业也一再推迟在美建厂计划。与此同时,一系列歧视性补贴背后毫不遮掩的“美国优先”色彩也引起了美国盟友乃至世贸组织的反对。

如今,顶着“经济学家”光环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入仕后也不得不背离了2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最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政治化“产能过剩”这一经济学概念来服务遏制打压中国的政治目的。

按照“产量大、出口多就是产能过剩”的美西方逻辑,耶伦恐怕回答不了这几个问题:美国大量出口大豆、牛肉、玉米等农产品,2021年玉米产量超3.8亿吨,出口量占全球总量25%以上,是不是产能过剩?

难道要停滞互利合作和技术发展,原地踏步等待别人赶超,才符合美西方政客口中的“公平竞争”?难怪法国企业家贝特朗说,美国人要求中国解决“产能过剩”,就如同要求“飞人”博尔特跑慢一点,因为自己跟不上他。

其次,相比供应不足,价格过高是普及新能源产品的更大障碍。还是以新能源车为例,即使美国为每辆电动车提供高达7500美元的补贴,其平均售价仍高于其国内燃油车价格水平,新能源车渗透率只有9.3%;欧洲新能源车需求自去年底放缓,渗透率长期徘徊在20%左右,奔驰甚至推迟了2030年全面制造电动车的计划。

一是先发优势。中国较早布局新能源相关行业发展,将其视作“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重要一环,连续十几年为相关行业提供政策指引和研发支持,形成了技术领先,生产效率和产业链集成度也随之不断提高。

从20多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到十年来中国倡议共建“一带一路”,“产能过剩”的指责总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阴魂不散。

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典型代表就是新能源产业。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破万亿元,但这与其说是“产能过剩”,实际是“实力过劲”的表现。中国新能源产品和产业的全球竞争力,背后体现的是中国综合优势的坚定支撑。

四是人力优势。当前中国接受高等教育人口达到2.4亿人,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14年,“人口红利”正向“人才红利”转化。不少跨国企业明确反对“去中国化”“对华脱钩”论调,原因之一就在于难以找到和中国类似的高素质劳动力市场。

最后要说一下,中国“新三样”的产能虽高,但目前优先保障国内消费,没有大规模对外输出。比如,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总销售量为949.5万辆,本土销量占87.3%,出口量仅为12.7%,其中外商独资企业特斯拉还要占到30%左右;与此同时,德国、日本和美国汽车出口率分别高达80%、50%、25%。被欧盟纳入反补贴调查对象的三家新能源车企,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合计仅为1.1%。此外,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平均售价超过3.1万欧元,是国内价格水平的两倍,与“低价倾销”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

一再偷换概念。美国利用自身舆论霸权不断扭曲中国经济叙事,抹黑中国产品及企业。一方面泛化“国家安全”内涵,起重机、智联汽车都成了“间谍武器”;另一方面歪曲“产能过剩”定义,从钢铝、陶瓷、造船等逐渐扩大到新能源产业等高新科技,最近还启动了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301调查”,次次剑指中国优势产业,遏制打压中国发展、为本国制造业回流制造空间的意图昭然若揭。

如果“绿色产能过剩”真的存在,那么美欧又何必费尽心机扩张“过剩”产能?当美欧指责中国“作弊”“采取非市场做法”时,它们说的是中国还是自己?归根结底,美西方政客的强词夺理盖不住他们惧怕公平竞争、惧怕中国崛起的纠结和焦虑。

一再嫁祸中国。今天美国经济与就业的问题完全源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导下的制造业空心化,但美国政府以“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为名挥舞保护主义大棒,阻止中国发展进步的同时企图转嫁失败责任,还利用“同质竞争”“市场争夺”等话术,打着“经济安全”的旗号拉拢欧洲等第三方加入其“反倾销联盟”。

极速飞船美国又造了个话语陷阱——说中国“产能过剩”。这么多年,都是美国出牌,中国应诉。不过没事,中国人讲究后发制人,从来也没输过理。

产能过剩本是个经济学概念,却被美国伙同其盟友一再政治化、工具化,企图让中国削减产能“自废武功”,遏制中国高质量发展进程,剥夺中国正当发展权利,把中国永远压制在价值链底端,最终目的依旧是维护其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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