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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仁：互补型。我的大脑思维好，她的小脑好，她是我们学校100米短跑纪录的保持者。她做事情做得很精细，我就是思维快，但要做得好必须靠她来做，所以互补。我长得比较丑，她就长得比较漂亮，也是一个互补。

凭借着这股精气神儿，当水泥厂工人期间，李德仁与团队成功研制了一种新的硫铝酸盐水泥。他不曾失去希望，也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学习。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时年39岁的李德仁终于来到恩师王之卓身边学习。第二年，李德仁参加出国考试，又考了第一名。

由于卫星系统的高精度位置姿态测量核心器件被禁运，很长一段时间里，国产遥感卫星应用范围受到严重制约。为扭转这一局面，本世纪初，李德仁主持设计论证了我国第一颗民用测绘卫星“资源三号”的系统参数，大幅提高了卫星遥感影像的自主定位精度。

李德仁：我们在做的方法就是以民间商业遥感为先导，做得好的联合起来。我们规划是到2030年发252颗卫星，创造2000亿到1万亿的产值。我们要有中国人自己的精确的数据，如果没有这个数据，我们心里不放心。希望用我们运行对地观测、卫星对天观测的结果，来回答地球可持续的发展，来探索宇宙的奥妙。

李德仁与测绘遥感的交集是从大学开始的。受益于天赋和儿时严谨的家风，李德仁学习成绩尤其是数学成绩优异，考第一是常事儿。大学就读武汉测绘学院期间，他对行业内名家的合理大胆质疑，引起了中国航空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奠基人王之卓的注意。当李德仁以为，自己马上能成为王之卓的学生、开启测绘遥感研究之路，命运的转折突然来临。

李德仁：我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当了一名教师，可以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教他们如何去做人、做学问，而且我又把我想做的事情从鼎盛时期做好，方向看好，让年轻人有活干，有出成果创造价值的机会。这个力量大于我一个人的智慧，大于我一个人的力量。

博士毕业时，德国多家机构向李德仁伸出了橄榄枝，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1985年2月，他回到母校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任教，开启了漫长的为国创新创业之路。

李德仁：我们现在遥感卫星数量世界排第二，我们的分辨率达到了和美国完全相同的水平，就是民用的0.5米，它的分辨率、光谱分辨率、空间分辨率和光学、雷达、红外、高光谱遥感都赶上了世界水平。

青岛半岛医疗美容防灾救灾、农田水利、国防安全……从国家安全到经济建设、社会民生，都离不开测绘遥感技术。我国遥感卫星地面处理系统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好的跨越式发展，离不开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测绘遥感学家李德仁。

李德仁：我打了一年水泥电线杆，打榔头、绑钢筋、灌混凝土水泥三班倒。我们年轻时候的想法是，父母生了我们，国家养了我，不管干什么工作，要把它干好。

仅仅用了不到两年，李德仁就解决了误差可区分性理论这一测量学界的难题，由此写就的博士论文，至今仍保持着斯图加特大学历史最高分的纪录。

李德仁：上世纪80年代数据开始多了，有地面的、有空中的、有卫星的，数据处理是一个难题。我的老师就问我做不做这个难题，要把数据中的各种误差区分出来、处理干净来保证数据的精确度。我把它做了。

除了科学家，李德仁还曾是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长。他在多个公开场合直言，在所有头衔中，自己最钟爱的岗位是“教师”。恩师王之卓在80岁时说过：如果我有什么学术思想，那就是不断地跟我的学生学习。这也成为李德仁的座右铭。

李德仁：人生的进步是靠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你走的每一步你都要总结这一步，走稳了没有。国家给钱让你去留学，你达到了你的作用没有？如果你经常这样对自己提出要求，你就可以进步得比较快。

王密：李老师始终跟我们讲，作为一个科研人员，要能够拿小钱做大事。我们做很多事，实际上我们并不是把科研经费或者是拿多少钱放在第一位，更多地是先考虑这是不是真正的“卡脖子”的问题，或急需的领域。

李德仁研制的遥感卫星地面处理系统为国防建设、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做出了杰出贡献。在学生王密的眼里，李老师做科研的最大动力来自国家、人民的需要。

如今，已85岁高龄的李德仁，赤子之心没变。针对我国卫星遥感存在“成本高、效率低、不稳定、应用少”等诸多问题，李德仁带领团队提出一个极为宏大的计划——200多颗卫星组网的“东方慧眼”智能遥感卫星星座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