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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人终于同意作证。接下来是立案，拿着人贩子的名字，杨妞花用了一年多时间，一趟趟在河北和贵州之间往返，到2022年，她成功了。

“去立案的时候，我就去查清需要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证据才能立案。到警察局，我就一直在讲有利于我的道理。抓到人贩子之后，我又赶紧去查怎么样能够让她判得更重。我知道证据是最关键的，所以配合公安取证，店可以不开，我哪都能去。”没有人怀疑杨妞花的决心。

“我不知道爸爸是几点回来的，我当时已经睡了，他就坐在床边上摇醒我，把荷叶剥开，拿鸡腿一点一点往我嘴里喂。”爸爸的眼神、动作让杨妞花记到现在。有那样的眼神，她坚信，爸爸不会把自己扔掉。

那种感觉，杨妞花形容是“一口气死活咽不下去，躺着也不行，坐着也不行”。她想过人贩子如今也有六十多岁、可能也过得不好；她想过父母只会希望她过安稳的生活，不想她辛苦奔波。但只要想到她的妈妈32岁就躺在地里，她就觉得，不应该放过余华英。

“在火车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妈妈在山上喊我，她带着一堆人喊着‘妞花’‘妞花’，后边还有人喊‘妞妞’。”说到这里，杨妞花声音哽咽。她从这个梦里听到妈妈叫自己的名字，很多年里，她牢牢地记住自己叫杨妞花。

“我从小到大做什么事情都特别谨慎，就是希望有一天找到父母了，我不是那么差。要不然你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面，你要是变坏了，大家一定会说这孩子没娘教育，她不正经。”每一步，杨妞花走得小心翼翼。

常辉体育10月11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杨妞花提前两天从河北出发去贵州，她又一次有机会，直视那张改变她一生的脸。

被拐，从来不是她一个人的事。在杨妞花望眼欲穿的方向，39岁的爸爸杨新民郁郁而终，32岁的妈妈熊棉衣也带着破碎的心去了。姐姐桑英在11岁那年成为了孤儿，与妞花有着相似的命运，13岁的时候，她也开始了外出打工的生活。

“很多人就问，为什么被拐儿童这么多，余华英一下就拐了十几个，只有你一个人站出来找她？我说因为我父母没了，就这个原因。”杨妞花多希望，自己也是一个不想找人贩子的孩子。

但杨妞花对余华英案的跟进没有就此停止，因为“这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了”：“已经把你推到这儿的时候，你想停下来都不能停了。”

加速键在2021年4月按下，杨妞花学会了使用社交平台。寻亲视频发出后大约半个月，被堂妹看到。杨妞花找到了自己的姐姐桑英。

杨妞花和姐姐相拥回到了她们出生的贵州省织金县官寨乡，记忆里的路、水、屋，一点点印证。爸妈的眉眼有没有变，杨妞花已经没有机会得知。她在坟头看天一点点黑下来，又一点点变亮，脸上的泪没有干过。天亮时，杨妞花站起来，她必须让人贩子付出代价。

“我做过很多次幻想，我丢了之后，爸爸妈妈可能感情发生问题了、离婚了，有了各自的家庭，所以没有找我。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儿女双全，就没有拼尽全力找我。也可能我确实是被卖掉的，这些我全部都想过。”杨妞花唯一没有想过、没有做好准备的可能，是爸爸妈妈因为失去她，去世了。

因为“奶奶”怕她读书多了一去不回，13岁时，杨妞花被迫辍学打工。2009年，“奶奶”去世的次年，她和相亲认识的男朋友结婚。

那是2012年，杨妞花在寻亲网站上登记、去公安部门采血。她记得家附近的小木桥、火车道、小卖部，记得爸爸的名字，“外婆”在方言里的叫法，但这些，不足以指向一个明确的地点。

在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姚寨乡姚寨村，人贩子余华英拎着瘦小的杨妞花，像兜售一个物件。一直到1996年1月27日，在中间人反复强调杨妞花是“父母不要的”之后，一名王姓老太太以2500元的价格买下了她。妞花从此有了“奶奶”，有了新的名字“李素燕”，“李”是“奶奶”聋哑的儿子的姓。

从2021年到2022年，杨妞花反复找这个中间人，“软硬都说，你都90多岁了，就算抓了你，可能也不会被判刑，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事带到棺材里面去？”

杨妞花被拐是在1995年，她5岁时。邻居余华英以“买织毛衣的签子”为诱惑，牵着她出门。杨妞花被带上汽车、又带上火车。她没有得到毛衣签子，家在身后，越来越远。

2022年6月，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立案，24天后，余华英归案。2023年9月，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余华英死刑；2024年1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因原判遗漏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部分事实不清楚，该案发回重审。

做“李素燕”，有过好的时候；更多时候，挨打和吃饭一样平常。每一棍、每一拳落在身上，杨妞花都在疑惑，爸爸妈妈怎么还不来接我？她明明记得爸爸看她的眼神。

找人贩子，与其说是“能不能”，不如说是“想不想”。当年给余华英介绍买家的王姓老头，几十年来一直与杨妞花同村居住，甚至不时以功臣自居，“如果不是我给你找了好人家，你已经冻死了”。

厚道的婆家和平静的婚姻生活让杨妞花感到了安全，第二个孩子出生前，她试探着和家人说起自己的身世，也在婆婆的鼓励下，开始寻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