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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人奠定了江南生活模式。他们把房子建高，堆土墩子，避免被水淹的同时，堆墩所需的土方，挖出来形成了河道、池塘，河网密集，水稻就能种在村子周围。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考古项目领队王宁远表示：“可以把良渚作为中华早期文明研究里的一个教科书式的样本。”

中国水利博物馆大运河展厅墙上的一幅《四省运河水利泉源河道全图》长卷，绘制于1855年，详细记录了大运河杭州至北京沿线的城市、河道、水闸等情况。运河打破空间阻隔，缩短时间，哺育城镇，功莫大焉。

千百年来，运河滋养着两岸城市和人民。如今，随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持续推进，京杭大运河连续三年实现全线水流贯通，大运河沿线各类文化自然遗产保护基本实现全覆盖，千年运河名片更加璀璨，大运河文化带、生态带、旅游带正在焕发新活力。

文化如水，水脉亦文脉。实际上，比大禹治水的历史尚早，在长江流域已出现治水范例——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距今约有5000年历史，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灿烂辉煌。

“《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史记·河渠书》是我国第一部水利通史，简要叙述了从上古至秦汉的水利发展情况，记述正是从大禹治水的故事开始。

因势利导，将水害变水利。秦国蜀守李冰于公元前256年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是世界上现存年代久远、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堵)塞水门”，四川西部从此很少旱涝之灾，成都平原变成“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红旗渠主题展览现场，陈列着大锤、头、洋镐等简易工具，而展板上介绍的“削平山头1250座、开掘隧洞211个、全长70.6公里”等惊人数据，让观众看后感佩不已。

自古以来，我国基本水情一直是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毛主席提出了宏伟构想。

何欣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说：“周末带孩子们来这里看看，受受教育。今天物质生活大为改善，但愚公移山、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变。”

“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史记·河渠书》中用较大篇幅描述了汉武帝亲临今河南濮阳县西南的瓠子口指挥封堵黄河决口这件事，太史公做出了“甚哉，水之为利害也”的感慨。

黄河自古“多淤、多决、多徙”“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在新中国成立前的2500多年间，下游共决溢1500多次，改道26次，封建社会战争和军阀混战时期，更是人为导致黄河决口12次。新中国成立至今，黄河实现70多年伏秋大汛不决口，24年不断流，先后抵御12次大洪水，创造“地上悬河”治理奇迹。

依云娱乐平台远远望去，博物馆主体建筑就像漂浮在水面上的水晶宝塔。塔顶，“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拱卫的巨型龙钮印章镌刻着《史记·河渠书》，“水利”一词由此出，展示着中国水利文化的源远流长。

中国水利博物馆与浙江大学文保团队合作，取样制作了良渚遗址老虎岭段的大坝剖面——“护国之堤”。通过技术处理，远古的草裹泥工艺被完整展示，参观者啧啧称奇。

在良渚古城遗址上，东苕溪穿城而过。东苕溪上游依天目山，是浙江省暴雨中心，山高岭峻，坡陡流急，加之下游河道泄水能力不足等原因，洪涝灾害频繁。“水利系统从北面和西面围绕良渚古城，是良渚古城外围的有机组成部分，规划和影响的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取水之利、避水之害，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魏晓明介绍，“它也证实良渚古城是由内而外具有宫城、王城、外郭和外围水利系统的完整都城结构。”

中国水利博物馆展览陈列处副处长魏晓明说：“不论是‘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忘我，还是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以及‘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智慧，大禹治水都值得中华民族世代传颂。”

来自杭州富阳区的何欣雨一家专程驾车1小时来到博物馆，作为80后，“从小就听到很多水利工程的建设历程，对红旗渠记忆深刻，那时什么高科技都没有，就靠一股子精神，改天换地！”

跨水跨山、跨省跨市，供水、防洪、排涝、航运、生态……既讲人定胜天，也讲人水和谐，南水北调不愧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距离最长、受益人口最多、受益范围最广的调水工程。截至今年3月18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量突破700亿立方米，受益人口超1.76亿，已经成为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的生命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度重视治水。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到“一定要根治海河”，从学大寨整地治水到发扬红旗渠精神凿山修渠，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治水事业蓬勃发展，水利文化广泛弘扬。

走进博物馆，如同走进了水利文化的宝库，从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到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将中华民族治水、治国的故事娓娓道来……

都江堰使成都平原由“水涝之地”变为“天府之国”，郑国渠让“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些水利工程为秦统一华夏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公元前214年，灵渠凿成，秦始皇迅速统一岭南。

水治则邦兴。汉武帝作《瓠子歌》嗟叹黄河洪水之危害；唐太宗亲自整顿治水机构，制定水利与水运的专门法规；清圣祖“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千百年来，华夏儿女祈愿着大河安澜。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远古发生大洪水的神话或传说，不少都说洪水毁灭了人类，仅有极少数人幸存下来。”于媛媛从小就对中外治水故事有浓厚兴趣，她说，“顺应天时地利，洪水被我们伟大的祖先征服了，开启了华夏文明新的篇章。”

兴修水利，造福人民。一把满是水垢的烧水壶、一壶清澈的水样，直观展现了南水北调给沿线老百姓生活带来的变化。过去，沿途有的地方“自来水能腌咸菜”。如今，清澈甘甜的引江水替代了北方某些地区的苦咸水、高氟水。

水运连着国运。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一些地方几度繁华、几度衰落。要想国泰民安、岁稔年丰，必须善于治水。“水利兴而后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兴矣。”清初地理学家刘继庄说。

黄河宁，天下平。黄河既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生命河，也是一条桀骜难驯的忧患河。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

大禹治水成功后被人民拥护而建立夏朝，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治水祈雨的记载，春秋时管仲提出“善治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的主张……我国历史上以农耕文明为主，地理和气候条件特殊，不少王朝的兴废、更迭都与治水紧密联系。

“民国时期，水利先驱们曾为系统开展流域治理奔走谋划，但因时局和国力所制未能贯彻落实，各流域的工程实践以灾后修防为主。”魏晓明介绍，“从1840年到1949年的百余年里，外侮内乱，国力衰退，水利失修，水旱灾害与社会动乱形成恶性循环。”

中国人适应空间地理、利用自然山水，不断求知、探索和创造，沟通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等水系，形成我国古代重要的漕运通道和经济命脉，推动了沿岸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

“至今千里赖通波”“共禹论功不较多”，古人诗句对大运河的赞扬，凸显了其在水利文化史中的价值。2014年，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