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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军：技术是构成当下时代的核心关键词之一。人工智能正快速改变人类社会的结构，基因工程则正改变人类生命的结构，仿生技术正改变我们对“人类”的理解。

借用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说法，人类与世界是“由生入其内，由死出其外”的关系。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本体论先行，做事情先判断真假，然后再讨论研究的意义。但我们终其一生无法在生活的世界作出真假论断，因为如果要验证世界真假，需要跑到“外面”。

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研究政治活动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用人类命运的思维去代替“修昔底德陷阱”。今天西方的现代性其实是单一的现代性，正如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言，这种单一性意味着要么顺我，要么灭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是今天更值得的互动方式。中国是用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世界，这样去思考可以得到彼此相成的结果。

以前的AI模拟社会科学实验不是很成功，因为AI智能体没有记忆，每次在实验开始时都如“无知之幕”：我什么都不记得，我连我是谁都不知道。现在OpenAI开放了记忆功能，AI智能体有了记忆，这样更有利于研究。

技术一直是人类共同体的核心构成性元素之一。当代中国技术政治学的第一个关键节点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该命题清晰突出了科学与技术在生产力诸要素中的首要地位和社会生产中的先导作用。通过该论题，技术不但获得了明确的思想性的表述，也获得了明确的政治性表述。

我们甚至可以在“AI小镇”里创造一个“命运共同体”。比如AI彼此之间是竞争关系，但输入一些外部条件，比如小镇30年之内要灭亡，如果相互合作就可以通过这一关，反之就要灭亡。元宇宙社会科学是未来，我们可以做很多进阶性研究，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也需要技术专家提供支持，这其中也会有很多跨学科合作。通过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我们可以给政府建议，这不再只是对本体论理念的阐述。

中新社记者：您的著作《从元宇宙到量子现实：迈向后人类主义政治本体论》从技术热点切入，讨论技术与世界构成的问题。何为后人类主义政治本体论？与元宇宙等技术有何关联？

技术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式，通过人工智能思考人本身，看到元宇宙反过来思考宇宙本身。目前，我们在华东师范大学建设元宇宙社会科学实验室。我们把AI智能体放到实验室游戏中，通过研究AI智能体的互动来研究人类的互动，探索AI社会里是否会自动涌现规范。

元宇宙为政治哲学带来全新的思考方式。基于既有技术，哲学家可以打开很多可能性边界。借助技术重新思考以前的话题会带来不一样的理解方式。作为一种技术集群，元宇宙让我们与“另一个世界”的交互变得具体、细腻，提供一种沉浸式、具体的体验。

以生物演化为例，这个过程就在不断上演差异，所有生物一模一样就不可能有进化。演化其实是在为未来灾难做准备，有差异就有另外一种可能去抵抗风险。如果是单一的现代性就只有一种做事方法，世界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中国文明的方式有必要被认真对待。我们认为互相合作成长比彼此卡脖子重要，这就是中国想要传递给世界的信息。

kk体育app官网网址从元宇宙、ChatGPT到Sora，人工智能技术改变内容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人们的生活。专家称，世界越来越多被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造性活动所介入，这导致“宇宙”与“元宇宙”不断深层次叠加，“自然进程”与“人工创造”不断深层次交织。

吴冠军，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奇点研究院院长。兼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英文版执行主编、上海纽约大学双聘教授、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领军人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出版中英文著作十余部。

当代中国技术政治学的第二个关键时刻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西方现在一些政客，恰恰是围绕技术创新以及同技术创新相关的知识产权等问题，来挑起国与国争端，针对具有国际影响力、以研发实力见长的中国技术企业，以技术封杀等政治手段，来遏制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

吴冠军：后人类主义政治本体论是学术性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后人类主义政治本体论这个概念由三部分组合而成，即本体论、政治、后人类主义，三部分层层递进。本体论研究的是世界本质问题，政治关心的是共同体构型问题，后人类主义则重新思考包括人类在内的能动者跟世界互动的方式。

元宇宙提供了反思的视角：我们玩元宇宙游戏，可以说是在世界里模拟了一个游戏，但反过来我们这个世界本身也是另一个世界在玩的游戏，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从这个角度看，游戏玩得怎么样就变得重要。

技术发展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何种影响？东西方技术政治学研究如何交流共建？元宇宙为“世界治理”带来何种参照？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吴冠军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学者愿意来与中国学者交流，因为我们共同关心人类的问题。如《生命3.0》的作者迈克斯·泰格马克(Max Tegmark)，他告诉我相比欧美的领导者，中国的领导者知道更多关于人工智能的知识，也知道如何治理，这是因为有大量科学家与工程师在向政府建言献策。这样的交流会让对方重新认知中国并看到中国的贡献。

针对西方对中国的技术政治学部署，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尽管其中没有出现技术一词，但技术被实质性地放置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技术政治学的当代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您提出中国技术政治学发展的两个关键，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技术发展是否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可能？

今天人类合作的逆向推进很难，但值得做。我们要不断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我们应着眼人类共同的未来，一起关注人类的命运。所以我一直强调未来哲学。着眼未来需要“奇点式”思维，以往的智慧不够用，就要进行合作。这个世界，需要世界内的每一个负责任的“玩家”，一起来改变世界发展的可能性。(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