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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结合各国义净研究组织，筹划出版义净研究丛书，推进义净学术研究；拍摄义净相关影视作品和纪录片，希望这位马中交流重要先行者的事迹，能为更多民众所了解。

吴恒灿：义净是唐代高僧，公元635年生于齐州(现山东济南)。公元671年，义净从广州出发，循海路赴印度求法；直到公元694年携带大量佛教经典返抵广州。义净通过《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两部著作，记录了自己二十余年的取经历程，对所经东南亚各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地理环境都有详细介绍。

其次，积极推动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成立义净研究的专门组织。目前，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和泰国都成立了义净研究小组，在当地积极开展义净研究工作，并向普通民众宣传介绍义净。

今年初，马来西亚国家团结部部长正式宣布，将于年中和中国相关机构合作主办国际义净大会，相信可以将义净研究又推向一个新高峰。

再次，组织考察团，从吉打出发，实地进行考察，既验证义净的记录，也探寻义净从吉打赴印度求法之路。上文所述对炼铁、大象托舟等实地考察成果就是此次考察中所得。

中新社记者：您在义净研究中提出，要重视义净所体现的“和合精神”。您认为义净的“和合精神”体现在哪些地方？对当今中马合作、交流有何借鉴意义？

早在2002年，马来西亚教育部所颁行的历史课本在描述古吉打王国历史时，就曾引用义净的记录。随着马中关系的发展，义净在马来西亚越来越受到重视。2014年，当时的马来西亚政府文化顾问正式任命我为义净研究团团长，这也是我研究义净的开始。近十年来，马来西亚官方和学术界多次举办活动，推介义净、研究义净。

此外，义净还记录当时羯荼民众用大象来运平底小舟，从而将水陆运输无缝衔接，充分展现了马来西亚先民的智慧和当时商贸活动的活跃程度。我在考察义净遗迹过程中，也曾在吉打州找到世世代代以大象运舟为业的家庭，成为义净记录的最好佐证。

吴恒灿，现任马来西亚教育部国家语文局董事部董事、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主席、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会长、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委员长。马来西亚著名语文学者，长期致力马中文化交流工作。尤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领导马来西亚翻译界将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和社会科学作品系统性翻译为马来文，包括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现代中国文学、社科文献等，目前陆续翻译推出的作品已逾百部。

这些著作不但在当时向唐朝人介绍了东南亚多个国家，也为我们今天研究东南亚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从这两部著作可知，赴印途中，义净曾在羯荼(古吉打王国，位于今天的马来西亚)停留约5个月，再由此赴印度；公元685年，义净从印度踏上归途，于公元686年1月抵达羯荼，一直待到当年10月才启程离开。此外，义净在往返过程中，都曾在室利佛逝(位于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长期停留，总计达6年之久。义净不但在马来西亚，也在许多南亚、东南亚国家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是中国与东南亚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

我们今天研究义净，应该进一步弘扬义净所体现的“和合精神”，“和合”既是今天马中关系的最佳写照，也是助力马中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精神财富。在当今世界地缘、宗教、文化冲突不断加剧之下，弘扬义净的“和合精神”对世界各国也都有重要的意义。(完)

吴恒灿：义净的记录中多次提到羯荼，为后人留下了羯荼社会生活的诸多细节。例如，他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的《玄逵传》后所附《义净自述》中写道，“(羯荼)其所爱者，但唯铁焉，大如两指，得椰子或五或十。”这就反映出当时羯荼民众对铁的重视，以及以椰子和铁进行物物交换的经济活动。我曾和槟城理科大学的莫达赛丁教授一起，探访过吉打州的诸多古代炼铁业遗迹，还曾亲眼见到考古发掘出来的长约两指的铁矿石，和义净的记载十分吻合，由此也可验证义净记载的准确性。

银河集团今年是中马建交50周年。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主席吴恒灿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回顾马中千年交流史，唐代僧人义净不能被忘却。吴恒灿说，义净在1300多年前从海路去印度取经，其间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长时间停留。义净留下的文字记载，不但记录了千年前马中交流的历史，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繁盛的证据，还为马来西亚学者研究古代马来西亚史提供了宝贵资料。“义净的经历、著作及所代表的‘和合精神’，至今为马来西亚和许多东南亚、南亚国家重视；他作为马中交流先行者之一，在建交50周年之际尤其值得我们纪念。”

吴恒灿：义净前往印度求法取经，本身就体现了文明交流互鉴的精神。同时，我在对义净的研究中看到，通过义净的记录，展现了中国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和平共处、友好互动，带来了各国的繁荣发展。义净于记载中所体现出的“和合精神”，即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精神。具体在马来西亚而言，早年到达马来西亚的华人和本地人通婚，他们的后代被称为娘惹，并形成了兼收并蓄的娘惹文化。娘惹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海外和合文化的范例。

义净在其两部著作和他翻译的众多佛经之注释中，记录了自己的行程。如他在其翻译的佛经《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五注释中记录：“耽摩立底(印度古地名)即是升舶入海归唐之处，从斯两月泛舶东南，到羯荼国，此属佛逝。舶到之时，当正二月……停此至冬，汎舶南上，一月许到末罗游洲，今为佛逝多国矣，亦以正二月而达。”

从义净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勾勒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商贸往来的图景：中国古代商船可以不必等候季候风穿越南海，而是改道沿着扶南(越南)海岸线，扺达暹罗(泰国)北部北大年港口，将商品卸货在特制的平底小舟上，这批小舟沿北大年河流，进入马来半岛东海岸内部，平底小舟再靠大象托运抵达马来半岛西海岸，再以水陆两用小舟沿河到达羯荼码头，与来自西方波斯等地的货船进行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