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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更多脱贫地区的孩子获得科学养育支持，张军扩和王路建议财政部、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设立“欠发达地区农村婴幼儿早期养育项目”，明确政策目标、受益人群、资金投入、实施方案等，推动儿童早期养育的落实。

张军扩认为，推进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除了需要高精尖人才，还需要提高整体人才素质。“村子路边流鼻涕的小孩儿，长大之后有可能就是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才。”

毕节受帮扶孩子的灿烂笑容让张军扩印象深刻。我国目前缺乏针对农村婴幼儿早期发展的顶层设计，但农民群众对于儿童早期发展服务的需求很大。

卢迈正在把在毕节试点的项目推广到更多的地方，这个名为“阳光起点”的项目计划让10万个孩子受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等专家也是“阳光起点”的发起人。

卢迈认为，偏远山村更适合这样一对一的养育服务，有的村子里可能只有三五个孩子，在这些村子里建托育机构，不仅成本高、山高路远，孩子的家长也不一定愿意送过来，而且越困难的家庭送过来的成本越高。

这个项目会从当地村里招聘育婴辅导员，为村里0-3岁的孩子提供每周一次、每次一小时的入户早教服务。育婴辅导员会带着彩色的积木、蜡笔、套环等教具走进村民家里。村民家里条件有限，在育婴辅导员的陪伴下，孩子们就趴在床边画出一幅幅彩色的涂鸦作品。

作为项目发起人，卢迈曾多次去过毕节，在谈及对当地印象最深刻的情景时，他说：“毕节特别美，沿途山上云雾缭绕的风景特别像一幅中国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张军扩把关于农村婴幼儿养育问题的提案提交后，全国政协的相关工作人员联系他，有另外一份提案和他关注的问题很相似，询问他是否联名提案。因为工作的原因，张军扩和王路本就相识，提案想到了一块去，就十分高兴地改成了联名提案。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毕节的美得益于当地近20年封山育林的成果，曾经被破坏的林木如今已郁郁葱葱。卢迈觉得，在这个地方成长的孩子应该更美。

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原副理事长卢迈看来，城市托育机构的主要作用是减轻家庭负担，而在农村地区，特别是脱贫地区的父母的想法完全不同。“要是不花钱，也许还可以送去(托育)，如果要花不少钱，基本就没可能。”

经过测算，这样的入户辅导，每个孩子每年成本约3000元，包括教具、育婴辅导的培训与工资等。当不少人觉得每个孩子3000元是一笔高额成本时，毕节市通过统筹当地卫健委、妇联、民政等部门的可用资金，再加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投入的钱，让这个项目覆盖的孩子从当初的不足1000人扩展到去年年底的9000多人。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2015年拍过一部纪录片，对比3个孩子的一天。这3个孩子分别来自青海省乐都县(现为海东市乐都区)的县城和当地的两个村子。其中黑沟顶村的孩子当时约4岁，这个村子地处山区，居住分散，全村只有两个同龄段的孩子。被拍摄孩子的家庭年收入只有3000元，一天下来，照顾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彼此之间几乎不说话，也不怎么和孩子说话。家里最值钱的是一台不足20英寸的电视机，看电视是这个孩子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方式。

乐和彩518王路的提案引用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20年开展的脱贫地区调查数据：脱贫地区5岁以下儿童的发育迟缓率为全国平均水平数倍。在贵州省松桃县，6-36个月儿童发育迟缓率达到34.8%，是全国常模的7倍。这里的发育指标包含儿童粗大动作、精细动作、语言、社会行为、适应能力等方面。

林毅夫说，今日少年的智、少年的富、少年的强影响到国家未来的富强繁荣，从其落后农村婴幼儿早期养育的帮扶抓起，对国家长期的富强是投入最小效益最大的。

张军扩和王路都曾去贵州毕节调研过。王路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农工党中央副主席，毕节是农工党的定点帮扶地。2017年，在张军扩担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之前，该理事会就开始在毕节试点对0-3岁婴幼儿的帮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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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蔡威认为，前述政策具体落地转化为可及的产品还存在不少困难。因此他建议：进一步放宽罕见病类特医食品注册审批制度，对成熟的进口产品实行先有条件注册许可进口和临床使用；针对国内自主产品短缺，建立专门绿色通道，实行单独“排队”或优先审评；对从事罕见病产品研发的企业予以一定财政政策支持。

进口药品检验的主要依据是《药品进口管理办法》《进口药品抽样规定》及《进口检验送检须知》等相关规定。大部分罕见病药品属于生物制剂，根据《进口检验送检须知》第六条规定，“一般情况下，样品数量应为一次检验用量的3倍”，且执行批批检。

“由于罕见病药品患者人数极少，进口量较小且价格昂贵，一些罕见病药品的抽样比例可能会达到42%、甚至超过50%，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经济负担。”因此，蔡威建议，进口化学原料药及制剂(不含首次在中国销售的化学药品)在进口时不再逐批强制检验，不再对进口化学药品进行口岸检验；但首次在中国境内销售药品、特定生物制品、管制药品等仍需经检验合格后方准进口。

他介绍，全球许多发达国家或地区(如美国、欧盟等)都认可原厂的药品检验报告，且企业进行检验时采用的标准不低于中国的药检质量标准要求，“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或地区以及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针对罕见病药品的检验量将视情况而定，如减少抽样批次、委托实验室分析、计算所需的样品量等”。

蔡威说，长期以来，我国上市的大多数罕见病药物以进口为主，国内制药企业以及药品研发机构在罕见病的药物研发上还处于追赶地位。由此，罕见病药品进口流程完善直接关系到罕见病患者用药的可及性。

乐和彩518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蔡威把关注重点放在了与罕见病相关的药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以下简称“特医食品”)上。

“我们临床工作者面临患者能诊断，但无相关产品或国外有但国内没有的困惑。”蔡威在一份名为《关于提高罕见病患者对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可及性建议》中指出，基于罕见病类的特医食品目前临床需求比较迫切，这些产品具有临床营养治疗、持续终生、无法被“普通肠内营养制剂”替代等特点，“患者及家属呼声较高”。

我国第一批、第二批罕见病目录共207种，其中有32种罕见病需使用特医食品，其中18种罕见病对特医食品的需求尤为紧急与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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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认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正是精力充沛、富有想法创意的阶段，应为他们提供更多展现自我的机会，不能被资历和头衔束缚了。重要项目、项目中的重要位置可以考虑向有能力、有潜力的年轻人才倾斜。同时，她认为要重视提升青年科技工作者薪酬待遇的问题，“他们面临家庭生活、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经济压力，减轻这一块的顾虑更能让他们沉下心来搞科研。”

“这些年，虽然开展了一些为青年科研人员减负的行动，但是效果还不够显著。希望推进力度更大些，更彻底些。”侯葭非常关注今年全国两会上有关为青年科技人员减负的新闻，“特别高兴青年科技人员的这些难处能被看到，期待逐步得到解决”。

侯葭今年35岁，在一所高校做副研究员，她这两年压力很大。工作中，她70%的时间都用来处理与科研没关系的琐碎事情了，有时还得熬夜才能干完，很重要的科研却总是推进困难，“我现在对自己未来的科研方向都有些迷茫了，不确定还能不能完成最初的目标。”

侯葭感到，被事务性工作缠身是身边不少青年科技工作者都面临的问题。“看着是小事，但一件件处理起来很费时间、很麻烦。”她特别希望能在这一块儿做好“减法”，减掉大家肩上的不合理负担。“项目申请、报销等流程要应简尽简，不做重复性、不必要的工作，把时间更多地用在刀刃上。”

侯葭跟记者简单介绍了自己一天来的事务安排表，基本上已被各项非科研工作填满。“如果再有一两件临时的事情插进来，这些到下班可能都忙不完了，晚上还得加班。”侯葭说：“每天做完这些工作都筋疲力尽了，哪还能再有充沛的精力用在科研上？”

侯葭坦言，因为没有充足的时间用来专心搞科研，伴随而来的，还面临着很大的考核压力。“压力大的时候，整宿地睡不好觉。而且我的年龄不小了，必须要考虑生育问题了。”她很担忧自己未来的发展前景。

乐和彩518全国两会期间，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进行了“为青年科技工作者减负”的两会专题调查，共有2000人参与。其中，过半受访者(56.1%)是青年科技工作者。

为青年科研人员减压解难、激发创造力，还有哪些期待？58.1%的受访者认为应精简优化科研项目管理流程，58.1%的受访者建议加大青年科研人员的科研经费支持，53.3%的受访者希望确保落实青年专职科研人员的科研时间，52.3%的受访者期待推动科研单位减少对青年科研人员的考核频次，47.4%的受访青年建议随时跟进减负进程，预防“不合理负担”新“变种”，22.9%的受访青年希望形成“传帮带”制度。

93.4%的受访者都明确表示支持持续推进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减负行动。交互分析发现，青年科技工作者这一比例为96.3%，高于其他受访群体(89.6%)。

被非科研的繁杂工作所累，八成受访者认为这是限制青年科技工作者释放创新潜能与活力的主因。值得关注的是，在受访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中，这一比例高达92.5%，其他受访群体中这一比例为65.6%。

调查结果显示，事务性工作负担重、获得科研资助资金有限、评价考核压力大被指为青年科技工作者面临的三大难题。92.5%的受访青年科技工作者都表示，被非科研的繁杂工作所累是限制释放创新潜能与活力的主因。58.1%的受访者认为应精简优化科研项目管理流程。

其他难题还有：获得科研资助资金有限(54.4%)，评价考核压力大(53.5%)，挑大梁机会少(50.7%)，成长通道窄(29.5%)等。

硕士毕业生张晓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6年了，与她同年毕业的博士师兄一直在从事科研工作，“今年见面，他比较发愁项目申报的事，过程很耗时间和精力，但因资历尚浅，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难以拿到重点研发项目”。

FAQ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提升外籍人员来华工作、学习、旅游便利度。潘萌认为，国内高校应进一步优化学分国际认定标准，提升中国课程设置的国际化程度，通过简化课程认定手续等措施，帮助留学生解决来华留学障碍。

“刚来中国读书时，汉语确实是一大障碍，有些老师讲课习惯用中文，很少用英语。”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萨马德·阿里说，尤其在和老师讨论数据时倍感困惑，加大了学习难度。

“国家层面继续保持和深化来华留学的战略定位，教育系统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从业人员不断学习开阔眼界，透彻理解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的含义。”中央美术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处长杨曦补充道。

凌俊杰建议通过借鉴内地已有的“联盟”模式，批量打通内地和香港高校间的学分转换机制，提升内地高校的整体国际吸引力。例如北京“学院路高校教学共同体”通过遴选各校最具特色的课程，开放给各合作院校学生进行跨校选修，实现学分互认。

凌俊杰介绍，由于内地目前没有关于课外学习时间比例的国家规定，与港澳高校普遍采用的和国际接轨的ECTS (欧洲学分互认体系)在计算方法上有明显差异，导致学分互认工作需要逐个高校推进，成为来华交换生学习后获得所在国高校承认的主要问题。

“未来可以通过‘1+X’的合作模式，把‘结对子’拓展为‘结联盟’，推动香港高校和多所教学特色相近、专业设置类似的内地高校，形成小型的课程学分互认‘联盟’，共同构建起一个学分互通、‘并船’开放的国际化教育生态圈。”凌俊杰提出。

乐和彩518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大力推进“留学中国”品牌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对此，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国际交流处(港澳台工作办公室)教师、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潘萌认为：“留学生来华学习交流，‘语言关’是必须经历的，高校可以适当提升英语、中英双语授课比重，给予外国学生更多课程选择空间，也可以积极帮助他们提高中文水平。通过加强中外学生交流，促进留学生参与校内活动和社会活动，提升留学生的中文能力和在华生活的适应性。”

“近年来，受新冠疫情期间各国对国际旅行的限制，来华留学生数量明显下降；国内教学国际化程度较低；学分互认机制有待建立。”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委员、香港中华青年企业家协会创会主席、香港锡兰集团董事长凌俊杰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当前外国留学生来华交流学习还存在一些障碍。

他建议推动青年交往国际化，鼓励国际青年前往香港、内地交流，一方面，在港高校设立面向国际学生的“内地交流计划”，鼓励在港留学生前往内地高校学习交流；另一方面，在港成立专注组织国际青年交流的社会团体，定期开展活动增强国际青年对内地的正向认知，为今后赴华留学或事业发展奠定基础。

“香港本地高校在课程设置、学分机制方面与国际接轨，可以作为留学生来华的‘第一站’和‘交流站’。”凌俊杰建议用好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超级联系人”的优势，做好留学生来华学习交流工作。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让它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头堡。

“我校硕博(留学生)均为全英文授课，本科(留学)生为汉语授课，和中国学生一起上课。在推进国际化的过程中，全英文授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北京林业大学国际学院副院长刘笑非表示，学校会鼓励继续增加全英文课程以满足更多国外学生的求学需求，也将在更多的专业和学科面向留学生招生，并考虑建设全英文本科生专业，增加和扩大本科生的留学生数量和规模。

“国家留学基金委、留服中心等单位组织的‘留学中国’等品牌的来华留学教育展可以有计划地增加国家地区范围和次数，多手段、多渠道向更多外国学生宣传我国不同高校的特色专业和项目，从而不断扩大来华留学生的规模。”谈到促进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交流的建议，刘笑非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同时，推动建立英文课程共享机制，吸引国际学生来华留学。香港高校在英文教学方面独树一帜，他建议通过内地中国大学MOOC(慕课)平台接入香港高校的英文教学资源，共享课程资源，降低留学生来华学习的语言门槛，提升内地高校课程国际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