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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交媒体上的讨论来看，这样的决策也是在顺应欧洲人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认知变化。在欧洲常用的社交媒体平台“X”上，比起去年欧盟刚发起反补贴调查时，过去一个月，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负面认知在下降，而正面认知上升了4.8个百分点。

包括德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意大利前总理马泰奥·伦齐等重要的欧洲政治人物都曾表示，欧盟不需要另一个冯德莱恩。

中欧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也没有地缘战略矛盾，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欧洲可以和中国谈竞争，但竞争不能指向保护主义。

欧盟媒体的一篇报道提到，欧盟帮扶本土企业的工具箱并不多，它要么是为本土企业进一步提供补贴，要么是对外国企业加征关税。但哪种做法更好，欧盟自己其实并不清楚。

但这次的情况不同。此次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反补贴调查，是欧盟委员会主动发起的，宣布调查的正是冯德莱恩。而对于这次的调查，欧洲汽车供应商协会等行业组织甚至还表达了诧异，称“发起调查的消息令我们大多数人感到意外”。

当前对冯德莱恩的质疑，很大程度集中在她滥用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权力上。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冯德莱恩凭借手中的权力，推动了欧盟自主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

去年9月，欧盟宣布将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带出了加征关税的话题。今年5月，美国突然宣布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100%的关税，再次炒热了这个话题。

对于欧洲的大型汽车制造商来说，中国依旧是其最大的单一市场。德国就是典型。此外，中国新能源车企前往德国建厂，也带去了智能化换电、智能交通、自动驾驶等新的技术合作在德国本土落地。

金冠线上娱乐平台欧洲议会选举后的重要议程，是选出新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国研院欧洲所副所长金玲告诉谭主，根据她对欧盟的观察，对于现任主席冯德莱恩的连任，欧盟内部存在不同意见。

以美欧双方是如何理解“竞争”为例。在欧洲媒体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报道中，与“竞争”共现得最多的词是“公平”“国内”“自主”等词；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共现得最多的是“领导”“统治”“外国”等词。

但到了今天，美国接过“去风险”的概念，将“去风险”的范围无限制地扩大到海事、物流、造船业、化工业制造等领域，甚至有了回到贸易战的趋势，“去风险”和“脱钩”已经别无二致。

要知道，在冯德莱恩刚刚提出反补贴调查时，欧盟甚至出现了“不害怕和中国打贸易战”的说法。到今天，对欧盟态度的评价，已经软化成了“欧盟寻求在不引发贸易战的情况下给中国新能源汽车设置一些障碍”。

表面上，美国接受欧洲提出的一些概念，巩固了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对华共识，但美国的战略目的始终与欧洲背道而驰，所以才会出现欧盟这次推迟加征关税的情况。

这期间还有一个细节是，欧盟推迟对华加征关税，紧接在美国宣布对华加征100%的关税后，相隔仅10多天。作为美国的盟友，欧盟为何没有选择紧跟美国的脚步？

德国汽车制造商就提到，“我们不认为我们的行业需要保护”，因为在全球范围内的运营给大型汽车制造商带来了产业优势，而征收进口关税很容易给这种优势带来负面影响。

谭主此前提到过，在调查中，欧盟委员会往往会给中国企业设置非常高的举证门槛，迫使中国企业放弃抗辩。熟悉欧盟贸易法的律师也表示，欧盟委员会在这类调查中，还会采取非常政治化的方式。

冯德莱恩最近在不断强调“加征关税”的两个限定条件：对华加征的关税，一定是要有针对性的，不能将加征关税的范围无节制地扩大。此外，加征关税前也一定要先核实中国的补贴，关税水平要与欧洲企业的受损害程度相对应。

可以看到，以“车辆”“部门”“公司”“制造”等词为代表的关键词，都指向了新能源行业。相比之下，美国媒体对同一话题的讨论，更侧重“紧张”“关系”“冲突”“政治”等指向外交关系的关键词。

2024年已经接近过半，欧盟委员会的官方智库却只成功发表了一份相关报告。报告讨论了欧洲新能源产业等关键未来产业对中国“去风险”的几种方式，讨论主要聚焦在提高本土产业的竞争力，以及如何使用与贸易保护措施有关的工具上。

这样的合作形式并不只出现在德国。对于法国、西班牙等欧盟国家，它们有一些有本国特色的汽车制造商，也在复制“德国模式”，与中国开展合作：

如果说白宫对华加征新关税是“一拳挥在空气里”，那欧盟加征新关税，却在实实在在地影响中欧之间的贸易——中国出口到欧洲的新能源汽车中，有很大一部分本来就是欧洲车企在中国生产，再出口到欧洲。对华加征关税，伤害的将是中欧共同利益。

谭主定位到了欧洲媒体中，专门关注欧盟的两家媒体，欧盟媒体（Euractiv）和“政客”新闻网欧洲版（POLITICO Europe），集纳了过去一个月他们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报道，并提取其中“中国”的关联词：

“去风险”首先由欧洲提出，主要目的是对抗美国“脱钩”的概念。冯德莱恩最初提出“去风险”时就曾提到，与中国“脱钩”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欧洲利益，“欧中关系不是非黑即白，因此，我们的重点是‘去风险’而不是‘脱钩’。”

这是因为，反补贴调查主要针对本土企业遭受不公平市场竞争的情况，如果企业自己最有“痛感”，当然会急于寻找解决这种情况的方式。

金玲和谭主解释其中的差别是，相较于欧洲，美国有一个特点是，它特别关注自己对未来领导力的竞争，而不是单纯对于利益和观念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