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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郝小艺补充道，心理咨询对咨询师的综合素养要求很高，因为心理困扰的产生并非由一个因素导致，所以需要咨询师同时具备社会学和生理学的视角，才能对来访者的处境做出整体性的理解，“如果我们仅靠心理咨询理论与来访者沟通，就失去了以一个更宏观的视角理解对方困扰的机会，更失去了真正看到来访者个人能力的机会。”

同时，法院认为葛菲出具的不自杀承诺书，不能作为两名咨询师未尽专业义务的免责依据。但是，葛菲的自身处境也成为了法院裁决的考量因素之一。最终，法院综合并权衡葛菲个人经历及自身疾病、被告过错、心理咨询行业发展现状等因素，认为葛菲的死亡是外在因素与其内在病症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案涉咨询行为是其死亡的“次要原因”。

那次对话的最后，粟超鼓励葛菲尊重母亲的洁癖习惯。而此前，葛菲倾诉父亲外遇给自己带来的伤害，粟超同样鼓励葛菲，“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父辈的过往学到东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如父亲自恋严重导致没边界，自我中心，不能共情别人”。这些未被处理的创伤，在法庭上成为明心公司方指控葛菲原生家庭存在问题的证据。

而于天一的毕业前学历教育和毕业后教育培训经历，让法院认定，于天一不符合心理咨询的执业要求。一审判决书称：于天一在专业胜任力不足的情况下，为患有精神心理疾病的葛菲进行心理咨询，期间未规范使用系统脱敏法，让葛菲回忆了最为痛苦的人生经历，产生了不良应激；又未能及时识别葛菲的自杀风险，未提醒家属加强关注，并停止不当咨询行为，最终导致葛菲自杀死亡。

郝小艺提醒，过高的收费标准会让来访者对心理咨询有不合理的期待，比如是不是我在咨询之后所有的人生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而合理的收费既是在保障来访者的权益，也是在保障咨询本身的含义。“咨询可以作为探索自我和解决困扰的辅助工作，但绝不是答案之书，也不是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

过去两个多月，记者查阅了该案的相关材料，还梳理了六年间葛菲和粟超在心理咨询室中的大量录音资料和咨询笔记，发现某种程度上，葛菲最后自杀，是最残酷的自我攻击，也是自我价值垮塌的外显。

当葛菲抱怨父母给她造成了伤害时，杨敏用同样的逻辑开导女儿，说她的那个年代，父母也不会这么亲密对待孩子。“每个孩子都会遇到来自父母有意无意的伤害，这是挺正常的事情，也不要特别耿耿于怀”。

考取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也不代表专业能力过关。沈勇强了解到，虽然之前国家要求本科才能考证，但一些人弄了假的本科证，“无从考证”。还有一次，他在南京碰到一个考取二级咨询师证的咨询师，对方说自己什么都不懂，“只是数次的函授教育，考前接受一次辅导则顺利考过”。

沈勇强认可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价值，“仅靠生物医学治疗无法改变一个精神障碍患者的心理活动时，需要心理治疗技术手段的协同”。多位被大众熟知的精神学大师正是精神科医生出身，如弗洛伊德和荣格等。

杨敏曾和女儿去过北京市某精神专科医院问诊，进入诊室后，10分钟就被医生“打发”出来。葛菲觉得医生态度冷漠，不肯吃开的药，“他根本不理解我”。葛菲还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做精神分析治疗，两年后，医生直言，“我没有办法了”，她们只能换心理咨询师。

永盈会体育平台“我今天起来感觉特别绝望，有强烈的自杀的想法和冲动。看到桥就想要跳下去，今天还站在工地的楼顶准备跳下去，后来被一个师傅给制止了。您看这种自杀冲动的出现跟我做脱敏治疗有关系吗？”

20世纪初，西方心理学便传入中国。然而，2000年前，社会面的心理咨询如荒漠般存在，专业服务集中在精神专科医院和学校等体制内单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严重短缺，面向社会的营利性心理咨询机构寥寥无几。

这份问卷至今留在她的电脑桌面上，她标黄了选项：“父亲在我的人生中总是占据了无可替代的特殊位置”、“我总是需要父亲，却也表示经常对父亲很失望，从不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她很赞同“父亲会影响子女的道德观、精神信念和行为”。

“很遗憾的是，大众想要寻找合适的心理咨询师，成本非常高昂。”郝小艺说，最基本的参考条件是，看对方的教育背景是否与心理学相关，咨询师的专长领域是否符合自己的议题，咨询师是否接受督导等等。

心理咨询中也有联合咨询的方式。郝小艺说，这种设置一般在特殊咨询场景中进行，出发点是来访者的福祉和咨询效果，并且一般由两位咨询师与一位来访者同时在咨询室中工作。而此案件中，两位咨询师很明显不符合上述情况，更没有对咨询设置做出必要性的说明。

“临床医生都不敢保证病人的疾病一定会治愈，如果能保证治愈，死亡就不存在了，”沈勇强对粟超咨询成功率的说法感到震惊，况且双相本身具有高复发率、高自杀率的特点，“最怕的就是自杀”。

资本对心理咨询行业也颇有青睐。公开信息显示，壹心理和简单心理等头部心理机构获得多轮融资，独占鳌头的当属心理咨询平台壹点灵，它早已于2021年12月完成了2亿元的B+轮融资。

明心公司鼓励来访者充值心理咨询费。聊天记录显示，明心公司客服曾于2020年11月28日告知葛菲：单次缴纳咨询费为每小时2000元，一次性缴纳10小时及以上的系列可享受最大优惠五折，优惠价格为每小时1000元，但此系列优惠价只保留两年。

3.Beaudet.K(2016).The effects of systematic desensitization with a phobic 15-year-old male with autism: A case study with measures of generalizationInternational [J].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1(4)，30-35

杨敏自责，自己曾从事过记者职业，这么多年却没有察觉到一些苗头所暗示的“真相”，“作为一个求助者、一个患者的家属，你要变成专家去避坑，这难度真是挺大的。”

粟超踩中了心理咨询市场创业的风口。企查查平台显示，粟超曾为明心公司的最大股东，持股52%，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1月18日，这个时间点诞生了不少当今的头部心理咨询机构，比如壹心理成立于2011年、简单心理成立于2014年。不过，2023年9月28日该公司的股东身份发生了变更，粟超不再担任股东。

沈勇强是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退休教授，曾在日本学习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他告诉记者，心理咨询虽然流派众多，但是以来访者的福祉为第一位是共同准则，要求对来访者尊重、热情、真诚，无条件地积极关注以及共情式理解，以此与来访者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继而发掘对方的内生力量，让其改变自己。而一切的前提是，咨询师必须保持价值中立，不强加个人价值。

然而，坐在粟超面前的葛菲是一个不喜打扮的女孩。她穿衣朴素，不用化妆品，在笔记本上，她多次吐露因服用精神药物变胖、长青春痘的自卑情绪。她自诉有时起床后不敢面对世界，怕被拒绝。

葛菲相信粟超的专业性，她把粟超的劝诫写进笔记本中，“如何克服自己不想上班的自恋心理”。杨敏说，哪怕她为女儿请了假，女儿还是会坚持上班。

高考选择志愿时，葛菲毅然选择了难就业的历史学，并本硕连读。她的硕士导师曾在回忆录里赞赏她，有极好的史学研究天分，鼓励她继续读博深造，走学术研究道路。但毕业前，她出现了精神健康问题，只能放弃读博。2014年硕士毕业后，葛菲进入国家级博物馆工作，成为一名研究人员。

实际上，在脱敏治疗前，葛菲曾多次在聊天记录里反映过两名咨询师的问题。2021年，她曾说自己跟于天一做完咨询挺难受的，“觉得自己一点价值都没有”，她询问怎么调节心态；2020年，葛菲称自己不太信任粟超，一复习上课内容就觉得逻辑荒唐可笑，“内心怕被洗脑”。

记者在咨询录音中听到，杨敏母女曾发生了一次争吵。事情是这样的：葛菲给母亲买了一个按摩椅，她心里想的是“为妈妈好”。结果，杨敏并不想要这个按摩椅，“对我好是她想象的”。

从咨询室录音和母女的咨询笔记来看，粟超常常传授技巧和套路。葛菲曾倾诉自己感觉孤独无聊，尝试过和同事聊天，但还是害怕如果妈妈离开了自己不知道怎么办。

早上八点左右，杨敏醒来后，第一时间去女儿房间，女儿不在，小虎崽坐在床头柜上，拖鞋放在门口。她立刻出门寻找，单元楼门口停了救护车，地面上隐约躺着一个人，一块白布盖住了全身。当她得知坠楼的是女儿时，止不住地哭。

11月3日，记者以来访者身份来到明心公司，询问是否可以预约粟超的心理咨询。一名自称助理的工作人员表示，粟超属于首席心理咨询师，咨询费为2000元/小时，按分钟计价。不过，目前粟的咨询量处于饱和状态，已经有20多人在排队，“要排的话可能要排个三五年”。

不过，郝小艺也说，通过心理咨询让来访者调动自身力量实现成长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这需要咨询师和来访者都具备一定的洞察和思考能力，并且需要来访者具备改变的动力。但她不认为心理咨询带给来访者的改变难以在现实中落地。当双方都有一定的积累准备后，咨询空间里发生的对话就像一滴水流入河流，会给来访者的内心带来涟漪，也许不能够达到理想的状态，但会给予来访者面对现实生活的力量。

遗像正对面的桌上有一只巴掌大小的破旧毛绒玩具，杨敏印象里，那是女儿最心爱的玩偶，女儿为它取名“小虎崽”。那是八九岁时，她和父母外出游玩买来的。现在小虎崽的毛色已经洗旧了，斑纹看不清，嘴巴上的装饰也掉了。

但她很珍惜小虎崽，即便三十多岁了，还是经常把小虎崽攥在手里，就算远行游玩也会带上小虎崽，为它摆拍。后来小虎崽的胡子掉了，葛菲央求妈妈买来一模一样的胡子缝补好。

“我没离婚之前都是围着别人转，好像在为别人活着，离婚以后虽然也是围着女儿转，但是这不一样，最起码我照顾她是心甘情愿的。”

葛菲又给于天一发送相似的消息。于天一的回复思路和粟超一致，她追问葛菲具体想到什么难受，“可以多自我对话，问问自己卡在哪里了”。

她还提到，曾在家里的相册里看到母亲用蜡笔写讨厌姥姥的话，她那时猜测母亲小时候内心受到伤害，没得到过温暖，所以封闭了自己的内心，“不知道怎么爱自己和孩子”。

“我在一个月内惊艳到了老板和同事，极速成为公司的骨干心理咨询师，三个月成为机构内公认的最顶尖的心理咨询师，跳槽过很多知名心理咨询中心，每去一个地方都是最顶尖的心理咨询师，再后来成为了合伙人，最后成立了自己的心理咨询中心，使公司成为全国顶尖的心理咨询中心之一。”

“我很诧异，因为从各项指标看，她现在状态是越来越好的。”得知葛菲的噩耗后，粟超多次向葛菲母亲杨敏解释。粟超是于天一的督导，也是葛菲最主要的心理咨询师，前后为她做了6年心理咨询。

明心公司方辩称，聘用于天一从事心理咨询师工作并未违反任何法律规定。2017年9月起，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已被取消，依据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其中“心理咨询师”未列入目录。另外，他们引用《常见问题解答(2022版)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咨询师基础培训项目》表示，“心理咨询现在是非准入行业，没有全国统一政策明确具备什么样的资格才能从事心理咨询工作”。

他同样强调，这个过程中需要各相关学术团体和专家们抛弃门派成见和过多的利益考虑，尽快形成推动行业管理的共识，作出各自应有的专业努力。

并且，经过针对性培训，于已经具备甚至超出了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取消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明心公司指派于向葛菲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并无不妥。同时，葛菲及其家属也从未对于的专业能力提出过任何质疑。

上述案例中，研究人员循序渐进进行分层脱敏干预，而葛菲的案例中，咨询师实施系统脱敏法的等级为由高到低，沈勇强认为这种做法属于暴露疗法、冲击疗法。患者将完全暴露在创伤面前。此外，系统脱敏法针对的是恐惧症和焦虑症，而不包括双相。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联合咨询存在风险。沈勇强说，如果两个人的流派不一样，方法技术差异很大，信息之间的冲突会导致来访者摸不清头脑，“到底我吸收谁的信息”，这些都会影响来访者的心理活动变化。

关于粟超的咨询风格，可以从他的微博主页说起。在由他本人认证的微博账号上，从2015年至今的9年里，他坚持每日更新一条心理学术语的名词解释(鲜少其他内容)。这个习惯延续到了咨询室内部。在咨询录音里，粟超将心理学专业术语信手拈来，如“潜意识”、“觉察”等等，并且习惯用概念分析人。

一个不难想象的尴尬场景是，假设葛菲想与咨询师讨论关于母亲或家庭相关的话题，母亲的在场会让葛菲难以表达，“不仅可能会影响咨询结果，还可能会损害来访者的利益”。

他自述，后来他买书训练自己、改变习惯。同时他参加比赛，赢过了高材生，和大学教授聊天发现自己看问题更深远。用他的话说，“一边治疗一边让自己变得更成功”。

三年后，和记者谈到女儿的离世，她几乎没有哭。官司成为了她当下生活的重心，客厅的桌子上堆着心理学书籍和打印的资料，她要从中寻找到证据支持。尽管她很爱干净，但实在顾不上盆里放了几个月的脏衣服了。

在郝小艺看来，在他们的咨询关系中，双方并不是平等的地位，粟超的地位和话语权凌驾于来访者之上，完全主导了对话，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葛菲身上。

接受采访时，杨敏和记者一起重新梳理葛菲的种种记录，她才从女儿的聊天记录中注意到，原来女儿早已质疑过粟超、于天一，但六年时间，她对此从未察觉。

不幸接连落到杨敏身上，母亲精神分裂自杀、丈夫外遇离婚，现在女儿也离开了。“命运有的时候就是被你赶上了。”杨敏自我宽慰道。

隔天早上，葛菲主动询问客服量表结果。客服返回了四个量表的结果：“粟老师让这边转达，贝克抑郁量表刚刚贴着中度(抑郁)的线，要加油哦，进步很大。”

一审法院认定，由于粟超、于天一是在完成心理咨询工作过程中引发不良后果，法院判处明心公司承担了侵权替代责任，应对原告杨敏因葛菲死亡产生的合理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56万余元。

明心公司方还主张，葛菲的精神健康和原生家庭情况具有特殊性：葛菲在生活中承受着工作学业、情感婚姻、原生家庭的沉重压力，这是导致其自杀的根本原因。并且，在于天一向葛菲提供服务前，葛菲已多次产生自杀倾向。

“咨询本身也是一个赋权的过程，”郝小艺说，一定要在咨询当中，赋予来访者安全的表达空间，让对方的权利受到尊重并且得到充分的释放，如此会让对方产生能量去建立现实生活。但如果咨询师妄自评判来访者，会造成对方权利和能力进一步丧失。特别是当咨询师和来访者建立了信任，咨询师的不认可、攻击会给来访者带来更大的伤害。

那次咨询后，粟超表示葛菲的情况需要进行长程心理咨询。于是第二次咨询前，她们充值了13500元。此后，只要每次明心公司客服提醒余额不够了，她们就继续充值。为了治病，这对母女将心理咨询费当成必要支出，“像吃饭一样”。

为了证明于天一操作系统脱敏法的合理性，明心公司方提交了《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心理治疗规范》，其中均载有系统脱敏法的内容，拟证明其是心理咨询中最常见、最成熟的方法和必须掌握的技能，可以适用于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于天一按照相关规范提供咨询服务，过程中一直与葛菲沟通，照顾其情绪，符合规范要求。

杨敏说，从怀上女儿到女儿长大，丈夫经常会流露出想要儿子的意思。丈夫解释，“家族需要延续香火，只有儿子能继承”。她记得，怀葛菲时，丈夫听到“酸儿辣女”的说法，经常问她喜欢吃酸的还是辣的。有人说，怀女孩的话，母亲会显得秀气一点，面貌变化不太大，怀男孩的话，面貌会变得粗糙。她感觉丈夫一直关注着自己的变化，当旁人说像是女儿，他就会不高兴。

“在中国大陆行政管理体制下，极少有哪个与健康有关的行业能长期处于‘主管部门 ’ 不明、自律和监督欠缺的状态，还能成规模地发展。心理咨询行业恐怕就是其中之一。”2018年，《精神卫生法》立法主要参与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谢斌在《心理咨询行业在中国的困局与出路》一文中表达了对心理咨询行业生态的担忧。

郝小艺曾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精神科心理治疗师，本硕皆毕业于海外高校的心理咨询专业。她表示不了解粟超的“混合实效主义疗法”的具体含义，但已有的理论或流派的创立需要不断的研究论证和大量的实践练习，才能证明有效性和可信度。此外，她提醒记者，行业伦理守则是心理咨询师必须要遵守的原则，也是识别咨询师是否专业的重要标尺。

抛开这些专业考量不讲，还有一个最直接、却更为重要的筛选条件，那就是在咨询初期确认自己的感受，“是否被对方倾听、尊重及理解。”郝小艺感慨，在国内工作时，“权威”是非常多来访者选择咨询师时考虑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来访者内心的感受，可能会让位于咨询师的头衔和资历。

而帮助来访者建立价值感，也是心理咨询师的责任所在，它关乎如何帮助一个人发掘内生力量，看到自身价值，从而完成精神成长。本案中的心理咨询师是否扮演好这个角色，还有待法院判决。

走出咨询室后，葛菲眼眶含泪，对母亲说“特别难受”。回家路上，葛菲向于天一的督导、葛菲的心理咨询师粟超发送微信，询问自己是否适合做系统脱敏法。

近些年，心理咨询行业快速扩张，也伴随着一些问题出现：心理咨询行业主管部门不明，自律和监督机制欠缺，心理咨询服务没有统一的执业准入标准，咨询师资质难定，收费标准模糊，导致普通市民在寻求心理咨询服务时面临着选择困境和健康成本。

郝小艺说，和市场上的充值优惠不同的是，心理咨询中的充值消费违背了咨询伦理上的自主自愿原则，相当于变相鼓励来访者将心理咨询作为商品去消费，也会让来访者产生无法自由来去的心理负担，影响来访者在咨询中的安全感。“就像医院叫病人去充值医院卡，每次生病来‘消费’一样。”

而2000元/小时在心理咨询行业内也是高昂的收费标准。2023年11月，上海市心理学会临床心理与心理咨询工作委员会曾向会员提供咨询工作模板与参考文件，其中咨询收费部分，按心理咨询师等级标准划分收费范围：临床工作三年以上且系统训练等条件符合要求的咨询师，其咨询费用可至300元到600元/小时；临床工作八年以上且系统训练等条件符合要求的资深咨询师，其咨询费用可至600元到1000元/小时；而临床工作十年以上，系统训练、学术能力等条件符合要求的专家咨询师，其咨询费用可至1000元到1500元/小时。

在杨敏眼里，女儿从小性格隐忍，“很难发现她的喜怒哀乐”。女儿上小学时，有一次半夜睡觉突然口吐白沫，后确诊为癫痫。她看女儿精神紧张，询问女儿是否因为不想学钢琴，她才承认自己“特别不愿意学”。之后停掉了钢琴课，服药几年，癫痫再未发作。

系统脱敏疗法对流程的规范性要求极为严格。研究案例中，研究人员实施了一套规范化步骤，包括观察评估症状、确定治疗目标、放松技巧训练、评定15层焦虑等级、逐步脱敏训练等。在75节治疗后，男孩大多数时候，摆脱了对感冒人群的特定恐惧，恢复了环境适应性。

10月18日，葛菲再次出现了自杀行为。这天，由于精神状况不好，她请假没上班。出警记录显示，上午，葛菲在家附近准备跳天桥，被周围的市民救下并报警。此时，距离第二次脱敏治疗结束刚好一周。

诉讼中，杨敏曾申请追加于天一、粟超作为该案的共同被告，法院认为两人的过错行为未超出职务范围，该项申请缺乏法律依据，不作准予。

“尊重寻求专业服务者的价值观，避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寻求专业服务者”，也写进了2018年《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第二版)中。

“真惨，不容易呀这两天。”粟超回复。他又问葛菲，当天脱敏治疗是否按照流程调整情绪，他让葛菲思考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他提醒葛菲，重点关注情绪，特别需要觉察脱敏治疗的过程中出现的警报。

“医生跟我说过几次，心理咨询没什么用，所以我心里完全没有底，但我怎么敢停下来呢？不管怎么说，我看到女儿更轻松走出咨询室，我肯定舒心呐。所以我才那么信任他，他让我提醒孩子每天记录18 项记录，不让我去做专业事情以外的事情，我乖乖地听话。”

但是，法院调取的于天一的个人资料显示，“毕业前学历教育非心理学及相关专业，是否进行过系统的专业知识学习不能明确”——2018年，于天一本科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而毕业后的教育培训经历仅提供了在明心公司接受的312小时以上的心理咨询技能训练和模拟咨询训练的学习证明，以及为考取应用心理学硕士参加的商业机构培训学习证明。

葛菲不想上班的心理，被粟超解读为“自恋”。葛菲的工作单位四周是城墙，由于父亲的影响，她认为那里是封建制度对女性的压迫，恐惧上班，每次走近单位都会干呕。粟超说，期待环境变成符合自己期待的最美好的状态，这是自恋。

当来访者依赖咨询师解决问题，可能会促成咨询师滥用方法。沈勇强说，一个好的咨询师是调动来访者用自身的力量解决问题，当对方生活中出现问题，不是第一时间去到咨询室，而是通过从咨询过程中获得的力量独立面对困难。

目前，各大城市尚未出台官方认定的心理咨询收费细则。“现在都是收费乱象，”沈勇强倡议，国家物价部门制定心理咨询行业的统一标准，以规范市场。

于天一是葛菲的陪练咨询师。根据两人的聊天记录，葛菲诉说相亲困扰时，发现没有勇气找对象，与青春期看到父亲和第三者做爱的照片、听到他和第三者打电话受到的创伤有关系，她怕遭到背叛，之后于天一为她操作了系统脱敏法。

葛菲坠亡后的第二天，杨敏曾经通过客服联系于天一了解情况，这次通话也被当作常规咨询计费。此时，明心公司不知道葛菲已经过世。客服将扣款信息发给葛菲，称其母亲和于天一咨询时长为41分钟，目前剩余时间为169分钟。

葛菲曾在笔记本里诉说，母亲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会有童年阴影，她只能模仿父亲吼母亲。在咨询室里，杨敏时不时评价葛菲“耿耿于怀”、“纠结”，她不理解女儿的一些情绪，就像那两次脱敏治疗，杨敏陪在女儿身边，她看到女儿一脸痛苦，无法理解，而她自己早就已经走出来了。

在社交平台上，心理咨询师自荐的广告正在密集出现，这些咨询师往往具有琳琅满目的培训经历，有博主宣称一年挤进心理行业，“用热爱实现30W+省钱快速入门方法”；另一边，不少机构发布心理咨询师培训考证广告，心理咨询是“未来10年的黄金行业”，还宣称证书由权威部门颁布。

据王东美等人的上述论文介绍，截至2017年，心理咨询师从《职业资格目录》中被删除时，已有150万余人通过考试，获得二级、三级心理咨询师证书。另外，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发稿前国内心理咨询相关企业存量达到11.97万家，相比2017年9月12日心理咨询公司存量4.08万家已是近3倍。谢斌在上述论文中称，处于监管边缘的心理咨询行业“野蛮生长”也常被诟病。

恰巧在这个时候，杨敏的朋友介绍了粟超，对方称粟曾来过其单位做公益心理咨询，“他各方面表达头头是道，口才很好的”。九年过去了，杨敏还记得第一次心理咨询时，粟超给无助的她们带来的希望。

沈勇强质疑当事咨询师出具量表的规范性，“给出量表也要有明确的目标”。量表本身只是一个心理测验工具，在临床中仅仅作为参考之用，并不能作为诊断的依据。

过了一天，客服发消息向葛菲确认，当天和于天一的咨询是否照常进行，未获回复。在明心公司呈交给一审法庭的心理咨询登记表的最后一页，客服补上了一行手写字：10月22日死亡。

9月12日，人社部公布了第一版《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心理咨询师未纳入其中。人社部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中表示，职业资格目录的设立，有利于“解决职业资格过多过滥问题，降低就业创业门槛”。

“很压抑，”郝小艺看完咨询室录音资料说道。她认为粟超、于天一的心理咨询过程有一个共通的问题——咨询师的视角是围绕问题本身进行，强调个人行为的矫正，不讨论环境因素和来访者自身的感受想法，会进一步加深来访者在环境下的无力感。

“你跟我讲的时候，我很诧异，因为从各项指标看，她现在状态是越来越好的。”根据杨敏提供的录音，粟超事后对她表示，“她的自杀构想或者自杀计划没有完全告诉我们，这是最可怕的一点，非常可怕。”

郝小艺说，出于对来访者隐私权的保护，以及为来访者提供安全且开放的探索空间考虑，通常咨询空间里只有咨询师和寻求专业服务者两人。即便葛菲与杨敏为亲属关系，仍需要咨询师明确说明准许家属在场的原因。

“不能阻止。”葛菲难得坚决地表态，“我的性格就是压抑了太多情绪，所以在内部造成了破坏，我内心现在已经承受不了这种训练了。”

心理学发源于古希腊哲学，当时的哲学思考奠定了对人类意识和行为研究的基础。20年代中后期，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和马斯洛等人发展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关注个体的自我实现和潜能发展。他们主张以“来访者中心”的咨询方式，尊重个体的主观体验和内在成长，强调共情和非评判的咨询环境，这些原则仍是当下心理咨询的核心基础。

葛菲第一次出现精神异常，杨敏还记得很清楚。2013年，葛菲25岁那年，她走在路上，突然大哭大喊，“有人追杀她”。她被人送到了派出所，后脚跟磨出了血，却浑然不知。事后，葛菲对母亲说，当时她对着民警哀求，“请保护爸爸”。

据Beaudet.K2016年发表在《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上的一篇论文介绍，系统脱敏疗法，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沃尔普发展出的行为矫正技术，尤其适用于特定恐惧症、焦虑症患者，其疗效被大量实证研究支持，案例中，一名15岁的自闭症男孩，从对感冒的姨妈产生恐惧，延伸到害怕所有咳嗽及表现感冒症状的人。

杨敏告诉记者，葛菲从未交往过对象。当葛菲生病后，情绪波动大，她认为女儿当时的精神情况难以应付复杂微妙的恋爱关系，不适合找对象。但在咨询中，粟超经常引导葛菲“需要有亲密关系”。在粟超的鼓动下，葛菲让她帮忙。杨敏搭线过五六个相亲对象，但是葛菲认为对方“大男子主义”、“不尊重女性”，总是不了了之。

沈勇强为此感到担忧，“它(心理咨询)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在国外，不是所有专业背景的人都能考心理咨询师资格证。只有具备临床心理学或者心理咨询方向硕士以上学历，以及具备临床实习经验，才有资格考取心理咨询师国家资格证。

咨询录音中，他告诉葛菲，人天生就是要竞争的，“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物竞天择，这不就是在互相欺负吗？”还有一次，粟超对葛菲说，“你越能让大家开心，通常你越能拿到更高的收入，你越能有更高的职位”。

这一切葛菲看在眼里。杨敏说，为了不让父亲失望，葛菲学习格外要强用功。中考那会，女儿为成绩焦虑，早上起床流泪干呕。葛菲的一位高中同学回忆称，上学时期，葛菲勤奋踏实，努力用功，曾被老师期许，数十年后会成为全班最有出息的学生。

变化来自于2017年。那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会议提出，2014年以来，针对原有职业资格设置缺乏法律法规依据、过多过滥等问题，国务院分七批取消了434项职业资格、占总数的70%以上。

另外，沈勇强指出，涉事咨询师最核心的过错在于，葛菲所患的双相属于精神障碍，不属于心理咨询的对象，更不能进行治疗。此案中，系统脱敏法属于治疗行为，这一点违背了2013年施行的《精神卫生法》的要求。杨敏方同样提出了这一主张，但一审判决书称，系统脱敏法是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均可采用的技术方法，只是于天一采用系统脱敏技术的咨询行为不当，存在过错。

与粟超极力向外界呈现的完美形象不同，郝小艺向记者强调，人无完人，心理咨询师既有自己擅长的领域，也可能会有自己不擅长的议题或人群。因此，当咨询师意识到胜任力不足时，应当及时转介。

杨敏记得，2021年9月27日，第一次脱敏治疗以角色互换的方式进行。当时，于天一扮演葛菲，而葛菲扮演好友来倾听，于向葛菲倾诉了父亲外遇的内容。过去的痛苦重现在眼前，一旁的杨敏看到女儿沉浸在于天一的讲述中，眼眶含泪。

于天一让葛菲按流程调整安抚一下内心，葛菲给于天一发送了语音，努力安抚自己：“现在你很伤心。有我在陪着你，你就不用那么伤心了。你现在想干点什么？我陪着你做，有我在，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来抱抱你好吗？......”

一见到粟超，杨敏质问粟超，家属已经反映了脱敏治疗给葛菲带来负面影响，为什么于天一执意继续。葛菲制止了母亲，“妈，你不能这么强势”。出于照顾女儿的感受，杨敏停止了理论。她记得，那次心理咨询中，粟超没有提及之前葛菲的两段自杀未遂经历，结束咨询时，只提出让客服发几个量表给葛菲检测。

“我国心理咨询行业现处于发展初期，管理相对滞后，尽管尚未制定统一的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对咨询行为进行指引，但不意味着从业人员可以随意行事、不受约束。”

“咨询工作中，一旦来访者出现危机，要把一切工作抛下，先进行危机干预，这是原则。”沈勇强说，当事心理咨询师没有第一时间采取危机干预是重大失职。

或许粟超是真的相信，这些手段可以“帮助”到葛菲，因为他就是这样“帮助”了自己。根据杨敏提供的录音，葛菲坠亡后，粟超在为自己和于天一解释时，曾亲述抗抑郁经历。他称父母希望他考上哈佛大学，尽管他成绩优异，但难以达到父母的目标，所以中学时陷入抑郁症四五年，倍感痛苦，他割腕、用烙铁烫自己。

杨敏方提出，系统脱敏法属于心理治疗措施，违反了《精神卫生法》中关于“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的规定，且操作方法不当，存在过错。

根据法院调取的资料，葛菲自2013年左右出现精神异常，长期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2017年经医疗机构诊断为双相，在治疗过程中会不定期出现妄想和自杀想法。

杨敏的在场，让咨询中三方的关系变得异常微妙。粟超经常迎合杨敏，“又可以跟妈妈学习方法”、“同样的动作，你看妈妈做得很协调，你就很拘谨”。

当葛菲做完《UCLA孤独量表》、《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贝克抑郁自评量表》后，客服发来了葛菲最在意的《父亲在位问卷》，一个小时后，葛菲完成了问卷并返还客服。

这个逻辑和他在情感咨询师培训班网课中的分享一致。粟超说，想获得美好爱情，来访者应该重视“长相吸引力规则”。他认为要娃娃脸和成熟脸相结合，他还总结出了公式：一个人的“综合吸引力=长相吸引力×伴侣接纳自己的可能性”。

面对受商业利益驱动、无序发展的心理咨询市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谢斌在前述论文中呼吁，政府部门的领导或者协调、有公信力的全国性行业组织的建立及其自律管理，是心理咨询行业发展的基本保障。他建议，国家卫健委牵头组织开展行业摸底调查，咨询相关标准化试点、制定精神卫生法配套规范文件；在规范的基础上开展人员培训、实践和考核认证等工作。

杨敏回忆，于天一表示自己和粟超沟通了情况，可以降低难度，于是又一次实行了脱敏治疗。走出咨询室后，葛菲带着哭腔，一脸痛苦地对母亲说：“于老师说我爸不爱我......她瞎说！我爸是爱我的！”

葛菲也多次对粟超表示，自己不想找对象，比如在2020年9月4日的咨询中，葛菲明确说过，“对于男朋友，因为我受过父亲伤害，我实在是不太想找”。

如果来访者的支持系统比较脆弱，将更难以分辨、离开不合格的咨询师。沈勇强说，如果葛菲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能够说话的人，一直压抑痛苦，也就不难理解，她为什么会和粟超咨询这么久。但沈勇强同样指出，一个好的咨询师需要时时觉察，处理来访者的依赖和移情。

于天一解释，自杀冲动会有隐藏的不同动机，也是提醒我们背后有问题需要注意了，“下次咨询的时候可以详细讨论细节”。不过，于天一也表示是否继续脱敏，将根据葛菲的情况和意愿决定，“没有应该和必须哦”。

“咨询当中最重要的是把握问题，”沈勇强说，咨询师需要明确来访者求助的问题是什么，再通过信息的收集和评估，聚焦到一个问题上，形成一个诊断性的假设，最后提出帮助的目标。这要求咨询师必须要有专业的心理学理论和技术方法，“(否则)你随便找一个人谈话也可以”。

葛菲的床还保留着生前的原样，床上一大半位置留给了玩偶。遗照摆在客厅里，四周环绕着几簇仿真花，桌面上站立着葛菲喜欢的二次元动漫手办。屋里四处还添置了葛菲从小到大的照片。这些是杨敏亲自布置的，它们安抚了她的内心，仿佛女儿依旧陪伴在身边。

回家后，葛菲曾上网查询了粟超的履历，连着十余个权威头衔，令这对母女倍加放心。据新浪“爱问医生”等多个平台显示，粟超自称曾被中国心理学泰斗沈德灿教授誉为“新一代天才咨询师”，自创了“混合实效主义疗法”，“至今保持100%咨询成功率和行业最高的签约率，累积数千个案”，并成为“中国第一位敢于承诺保证效果无效退款的咨询师”。

葛菲出生后，碍于独生子女政策和体制内职业身份，他们无法再生育。到了1990年代，杨敏因子宫肌瘤摘除子宫后，再无生育希望。那些年，她为了保全家庭，默许丈夫与第三者来往，两人离婚后，丈夫很快和当年的第三者结婚了。

杨敏不理解，女儿已经上大学了，丈夫外遇、离婚为什么会对女儿影响这么大。尽管她很清楚，父亲对女儿来说，如精神偶像般存在。

此外，明心公司方还提供了葛菲与于天一、粟超签署的咨询确认书，其中提到，“不自残、自杀，对自己行为负全责......或因自身原因造成情绪失控而发生的自伤、自残、自杀等后果，咨询师与咨询机构不承担责任”，这份确认书在被告提交法庭的证据目录中，称作“不自杀承诺书”。

“我早上起床后，脑内又出现了自杀的想法……我认为是跟昨晚做的脱敏治疗有关系。脱敏治疗做得挺难受的，还引起自杀的想法。而且秋天情绪波动大，大夫减药也不轻易减呢。何况还做这种让人回忆起创伤的脱敏治疗。我自己认为脱敏治疗起码不适合我现在做。您怎么看呢？”

患病前，在父母眼里，葛菲是很省心的孩子，性格乖顺，学习自觉，成绩也颇令人骄傲，本硕皆毕业于国内名校。但她生病后，像变了一个人，杨敏经常不知所措。有一年春节，葛菲躁狂发作，自顾自跑出了家门，杨敏偷偷跟在后面，怕女儿看到自己又会跑远了。

葛菲之所以有两名咨询师，正是与咨询费用有关。2015年5月起，葛菲在粟超处接受咨询，2020年粟超的咨询费用涨至2000元/小时，这对母女认为费用过高，询问能否优惠点。粟超向其推荐了新手咨询师于天一，咨询费380元/小时，并表示现在葛菲最重要的问题是“不熟练”，他没有更多方法可以传授了，所以不再需要像他这样资深的心理咨询师了。

患上双相前，女儿从没提过父亲外遇给她带来的伤害。患上双相后，杨敏怕刺激到她，更不敢主动提起前夫。躁狂发作时，女儿说自己恨父亲，但是情绪恢复正常后，又会渴望和父亲见面。

经历了近两年的漫长审理与等待，2023年11月13日，该案一审宣判：葛菲自杀死亡系外在因素与其内在病症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案涉咨询行为，即两次脱敏治疗是次要原因，被告应对原告因葛菲死亡产生的合理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

2021年9月29日，第一次出现自杀行为后，葛菲回到家，杨敏看到女儿在客厅里坐立不安，拿着手机到处查找电话，最后，她拨通了北京危机干预热线，对方建议她去医院寻求专业救助。另据一审判决书引用的病历，葛菲产生自杀想法后，曾于2021年9月30日、10月12日两度前往医院问诊。医嘱开具了处方药，并建议家属加强看护。

之后，葛菲讲述了和相亲对象看电影的经历。粟超说，对方觉得好看的地方，要向他表达认同，“一定是他自己觉得好的地方，你再认同他”。

杨敏原以为女儿信任粟超。杨敏猜测，可能因为葛菲从小比较信任老师，听老师的话。葛菲确实敬重两名咨询师，发送消息时，总是礼貌地称对方为“老师”，结束对话不忘表示感谢。她曾对粟超说，“我也很久没见您了，很想您”。她还把粟超对自己的要求写在个性签名里，一连三个否定意味的“不”字：“不贪心、不依赖、不自恋”。

咨询登记表显示，葛菲经常购买系列服务，一次性缴纳10小时。直到案发，六年间，她们一共花费了136012元咨询费，剩余咨询费共计15251.82元。杨敏对充值消费习以为然，“做头发不是这样吗？”

生机和危机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国内心理咨询师职业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2001年。那一年，劳动部(现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试行)》，心理咨询师被正式列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只不过划分到了“商业、服务业人员”大类，这意味着它的技能属性和保健按摩师、美容美发师一样。

杨敏告诉记者，一审判决结果公布后，双方对判决结果都不满意，分别提起了上诉。今年3月和6月，二审两次开庭审理，目前判决结果尚未公布。

11月3日、8日，记者曾两次在明心公司楼下遇到粟超，希望向他了解案发过程，但他否认了身份。11月12日，记者联系到明心公司持股98%的股东周某，对方表示拒绝回应。

粟超不认为自己和于天一的行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案发后，杨敏曾到明心公司和粟超理论，录音中，粟超多次提到，心理咨询是高危行业，国家资格认证已经取消，在他看来，这意味着“它(法律)保护咨询师，不是保护来访者”。

回头来看，丈夫外遇对女儿的影响并非无迹可寻。杨敏记得，幼儿园那会儿，受父亲重男轻女思想影响，女儿都跟男孩玩。上了小学后，受到父亲外遇的影响，女儿的好朋友就都是女生了。女儿一直是娃娃头，衣服穿得像小男孩，参加工作后，头发才养长了些。

2023年5月，一审第二次开庭，召开了七人合议庭，有三个法官、四个人民陪审员。此后，案件在6月和10月两次开庭。最难熬的那段时间，杨敏会翻找女儿的手机，寻找线索。

这次开庭之后，庭审结果迟迟未出。杨敏开始给法官写信。此后，杨敏收到法院通知，鉴于案件疑难复杂、社会影响较大，由独任法庭转为合议制审理，将依法组成合议庭。

2017年，葛菲经北京安定医院诊断患有双相情感障碍(下文简称“双相”)，这是一种抑郁症状和狂躁症状交替发作的慢性精神疾病。

回听心理咨询室的录音资料时，总有一阵“沙沙沙”的声响，那是杨敏母女的笔记声。每次她们都会带着纸笔去到心理咨询室，像学生找老师补课：粟超提问情绪思维等公式，葛菲回答错了，粟超公布正确答案，母女俩开始做笔记。母亲用手机录音，方便女儿复习。

“别忘了还有形体，表现女性特质，才能吸引到那些可能符合你要求的男性。”粟超反问道，“当你去邀请人家，才能把人家给诱惑出来，是不是？”

“这就是今天的小技巧。”粟超教育葛菲，你要多看主流娱乐节目，学习别人表达口语化，“你的话语就变得比较柔和，受大家欢迎了”。

咨询师王莹莹至今还记得，当粟超告诉她自己独创了疗法，给彼时刚入行的她带来的内心震动。那是2013年左右，40多岁的王莹莹改行进入心理咨询行业，在一次同行交流会上认识了粟超，她印象中，粟还没有现在的络腮胡，27岁左右，看起来很年轻、沉稳。

她看起来冷静、坚强。隔离情绪，是她面对苦难的生存策略。1960年，杨敏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干部家庭，母亲生了两个女儿，父亲重男轻女，作为老二，杨敏备受忽视。母亲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失去了工作，患上精神分裂症。母亲误以为是杨敏举报她。此后十年，母亲从不与杨敏说话。杨敏23岁时，母亲喝敌敌畏自杀。

而葛菲在相亲中连连受挫，正是于天一操作系统脱敏法的导火索。诉讼中，明心公司称，杨敏表达了希望女儿恋爱结婚的想法，因此葛菲希望尝试系统脱敏法帮助自己逐渐适应与异性接触。但明心公司未提供相关证据，一审法院也未采纳他们关于案涉咨询过程的说法。记者回听了22个小时咨询录音，并查阅了葛菲的咨询笔记，未找到相关佐证。

六年里，杨敏曾短暂地质疑过粟超的专业性问题，她不明白粟超为什么总是用很多专业术语，把一个简单的问题讲得如此复杂，但她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我不是病人，我感觉不出来好坏，我都是看孩子的反应”。

作为葛菲唯一的照护者，杨敏过着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生活。一方面，杨敏感知到女儿更依赖自己了，想呵护女儿；另一方面，她怕女儿过度依赖，想帮女儿独立，但又怕女儿觉得施加压力了。“有点像豆腐掉进灰堆里，吹不得打不得。”杨敏说。

需要一提的是，葛菲的家境相当不错，父母在体制内都有一番成就，他们习惯于从同一个阶层的人脉中打听各种资源和信息。事实上，他们确实有能力获取看似最优的资源。一位医生曾给开国将领看过病，杨敏寻到了对方为葛菲治疗，直到对方意外离世。

在杨敏看来，量表是压倒葛菲的最后一根稻草，特别是《父亲在位问卷》再次触及女儿最深最痛的伤口。杨敏曾在客厅随口问起葛菲量表结果，当时葛菲语气低沉地说：“太绝望了。”

那段婚姻的最后，杨敏已经麻木了。葛菲八九岁时，丈夫外遇被发现后，杨敏接受了“一个茶壶配四个杯子”理论，合理化自己的遭遇，到后来杨敏甚至觉得丈夫拥有第三者是“挺正常”的事。她睁只眼闭只眼，努力干活来回避痛苦，上班、做饭、打扫卫生，完全没有了个人的娱乐生活。她自觉那些年安安分分地做一个贤妻良母，“完全失去了自我”。

心理咨询师的职业发展路径还有一个分支。据王东美等人的论文《中国临床与咨询心理学百年发展简史(1921-2021)》介绍，2002年，卫生部将心理治疗纳入卫生专业技师资格考试体系，当时一些地方卫生部门只允许医学背景的人员参加考试，导致这方面的专业人才长期较少。至2015年，心理治疗师资格考试开始对心理学专业背景的人员开放，心理治疗师的人数才日渐庞大起来。相较于市场面向的心理咨询师，这一脉络的心理治疗师相对拥有更专业的学习和职业训练，但由于准入门槛较高，人数远远少于心理咨询师。

下一次的心理咨询安排在国庆假期后，10月11日晚上，杨敏再次陪同葛菲来到心理咨询室，她当场反对再为葛菲操作脱敏疗法，“我说她不适合做这脱敏，她属于特别敏感、心重的人，上次做完了以后就特别难受，一个多星期都缓不过来，而且还出现过一次自杀行为。”

粟超在壹心理、环球网校等多个在线平台上网课，教授心理咨询师成长实操课等。视频中，他留着络腮胡，西装笔挺，大背头。在“唯库”的网课“情感咨询师职业培训班”中打出的广告称，“15年资深导师带你成就副业钱途”。

女儿的情绪也变得容易波动，杨敏说话的语气稍微重了一点、急促一点，女儿就会不高兴。从前几乎不需要零花钱的女儿，现在开始疯狂地消费，同款洗衣盆买了三个，她对杨敏解释，“不知道选择哪个颜色好，那就都买回来”。之前没有的青春期叛逆似乎加倍出现了。家里的毛绒玩具和二次元手办也越买越多，杨敏感觉女儿仿佛退行成了小孩子，常常把玩偶抱起来，闻一闻亲一亲，还会和玩偶说话。

1.王东美，钱铭怡，樊富珉，江光荣.中国临床与咨询心理学百年发展简史(1921-2021)[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 2022.

不过，沈勇强也了解到，21世纪初，心理咨询在国内刚起步的时候，很多精神科医生认为心理咨询没有用，甚至很反感。1980年代，很多精神科医生参加了学习培训项目，偏见才慢慢修正。

尽管2017年9月后，国家层面上停止了心理咨询师职业技能鉴定和职业资格证书的发放，但是法院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该职业的从业要求被取消。根据《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北京市心理咨询服务行为规范》《北京市心理咨询行业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及规范文件，法院认为：在本市从事心理咨询服务工作的人员，需要具备心理学专业学历证书，或精神科执业医师资格，或从事专业相关工作并取得一定技术职称的条件要求。

葛菲人生的发展道路与父亲高度一致。葛菲的父亲对历史、哲学颇有研究，曾出版多部著作。杨敏回忆，葛菲年幼时，父亲会陪读历史书籍，经常带女儿参观博物馆，父女俩经常交流历史问题。

2023年11月13日，一审宣判。法院认为，粟超、于天一在获悉葛菲首次系统脱敏训练后出现自杀想法及自杀行为时，没有给予重视，没有对葛菲出现的心理危机及自杀风险进行识别、评估，没有就葛菲反馈的自杀行为的严重性提示家属加强关注、监护和就医治疗，没有根据葛菲的实际感受和个体情况从避免伤害的角度停止使用系统脱敏法进行咨询；粟超在知晓葛菲第二次系统脱敏训练后再次出现自杀行为时，未及时对其自杀风险进行评估，未就其自杀行为的严重性给予重视并提示家属关注、监护和就医治疗。

于天一夸赞了葛菲：“不是回避了，太棒了，有很大进步。”关于脱敏治疗，她补充说道，”如果您观察现实发现现在难度还是对于自己有些大的话，我们可以再降或者先目前暂缓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商量着来。”

记者调查了解到，粟超1986年出生，比葛菲大两岁，从心理学领域的教育经历看，2010年他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2012年北京大学自考本科心理学毕业，2017年参加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研修班，2022年获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

于是，本来应属于“专业技术人员”的心理咨询师，划到了“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大类下。之后，心理咨询师一职尴尬的错位便持续存在。

粟超解释，社交上的孤独可以和同事聊天得到满足，而情绪上的孤独是需要通过肢体接触解决，比如亲吻、拥抱、玩游戏，“现在就缺了这种状态”。

更重要的信心来自女儿的反应。在咨询室里，杨敏注意到女儿偶尔点点头。走出咨询室后，女儿心情似乎愉悦了一些，作为母亲，她也跟着舒心了。

这种训练是粟超自创的混合实效主义疗法。在他2017年出版的《心理咨询实用技术手册》一书中称，“该疗法以实用主义哲学理念为基础，重视疗效、咨询效率、来访者个人特质、动机和深层问题。从道理、方法和技巧三个层面分别辅导来访者理性和潜意识部分，改善来访者症状，缓解来访者心理冲突，去除不良思维模式，不良行为模式，不良人际互动模式，缓解创伤带来的影响，改变来访者不良信念系统，因人而异优化人格，促使来访者往更快乐、更成功、更幸福的方向发展”。

杨敏努力开解自己，父母从来不打骂孩子，已经比其他家庭的父母好多了。对于母亲生病后的疏离，她则安慰自己，因为母亲生病了。

在郝小艺看来，陪练咨询师于天一与粟超一起为葛菲提供心理咨询，同样违法了伦理守则。“心理师开始服务时，如知晓寻求专业服务者已经与其同行建立了专业服务关系，而且目前没有终止或者转介时，应建议寻求专业服务者继续在同行处寻求帮助。”

咨询室之外，杨敏打听到哪里有好的精神科医生，葛菲都愿意去看，她还去中医院针灸治疗。还有一次，葛菲看到美国有一例抑郁症患者经过手术治疗病情好转的新闻，她对母亲说，自己想去做手术，不过最终因为疫情未能成行。

有时，葛菲对找对象的态度有些摇摆。在2020年2月的咨询笔记里，葛菲写道，“开始不信任粟老师”，他让我结婚、找对象。不过，她坦承，“我内心确实有一点点这个需求”。

在一线的咨询工作中，沈勇强发现，来访者很难理解咨询师“助人自助”的意涵，大多来访者习惯依赖咨询师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杨敏也多次表达困惑，为什么这么多年咨询师一直没有解决女儿不想上班、怕妈妈离开的问题。

女儿坠亡后，杨敏不知道脱敏治疗的过错究竟在哪里，但直觉告诉她有问题——她说，脱敏治疗前，女儿从未采取自杀行为。杨敏决定起诉明心公司，为女儿讨回公道。

脱敏疗法，源于人类对过敏的治疗，通俗地说就是用过敏原逐渐刺激患者，让其机体缓慢适应，直至不会再产生生理性过敏反应。当这一疗法用在精神治疗上，也意味着，脱敏治疗将直击葛菲人生中最痛苦的创伤。

粟超崇尚通过训练改变行为认知。他曾让葛菲平时多对着镜子做自我对话，可是葛菲说自己喜欢和毛绒玩具说话，不习惯看镜子中的自己，粟超称要“修改掉”原有习惯。

这次脱敏治疗再一次将葛菲卷进了负面情绪里。第二天早上，葛菲再次发消息给于天一，说自己早上起床后又出现了自杀的想法，“我认为是跟昨晚做的脱敏治疗有关系，脱敏治疗做得挺难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