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米兰尚恩国际

记者观察到，不少省份在引入文化景观上发力，以点带面，助力文旅品牌的建设。例如，四川省、重庆市利用散落在乡野田间的石窟遗址，打造小型石窟文化公园、景点和微景观，推动乡村振兴；目前四川省29处、重庆市69处小型乡村石窟文化公园，都在全力推进建设中。

我国的石窟寺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整，集建筑、雕塑、壁画等艺术于一体。根据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的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结果，全国共有石窟寺2155处，摩崖造像3831处，共计5986处。

自1979年开放以来，莫高窟已累计接待来自全世界近100个国家、2700万人次的游客。其中，开放第一年接待游客两万余人次，而在2023年接待了260余万人次。2019-2023年期间，年客流量增幅约为24%。每年的6月-10月，莫高窟的游客量最多，约占全年的78%。

“游客不能在莫高窟的洞窟内拍照，也不能一次把所有洞窟看完。”万众伟说，自己理解这是文物保护的需要，只是从游客的角度来说，他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洞窟，尽可能多地了解石窟的特点。

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部长雷政广介绍，莫高窟共有洞窟735个，其中有壁画、塑像的492个。在这492个洞窟中，具备开放条件的占18%，即130个左右。再除去要被修缮的，每年可以为公众开放的洞窟仅约70个。

目前，中国的石窟寺有莫高窟、大足石刻、龙门石窟、云冈石窟4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乐山大佛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组成部分；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克孜尔石窟、郴州大佛寺石窟以及飞来峰造像，则均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当前，敦煌研究院已制定一整套从可行性评估、方案制定、服务实施到评估改进的开放管理流程；开展研究，核定洞窟的游客承载量；在每个洞窟部署环境监测系统，让洞窟内的指标保持在相对可控的状态之下。根据洞窟的时代、位置、保存状况和可观赏性，研究院还设计了洞窟参观线路，以合理有效地分流疏导游客，提升游客的参观体验。

杜凡丁是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分院总规划师，他和团队正在参与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建设的前期研究和规划设计工作。“我们应对石窟寺进行‘全要素’展示。”在他看来，建设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要将石窟、寺、山水、古道凝为整体，扩大展示面，丰富展示内容。

“从大的方面来说，石窟寺遗址就是博物馆，是重要的不可移动文物。”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教授刘汉龙呼吁，专家、学者要走进校园进行科普，同时青少年也要到石窟寺游览，实地体验，“我希望大家来这里不是走马观花，而要提前做功课，能够真的了解到历史。”

把石窟艺术元素引入现代舞美设计，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结合，河南卫视推出舞蹈《云窟万象》《龙门金刚》等。河南卫视视觉工作室资深数字美术师宋乐介绍，《龙门金刚》利用三维扫描技术重现了龙门石窟的主窟“大卢舍那像龛”；舞蹈则源于“敦煌舞系”中的飞天乐伎舞和金刚乐伎舞。“在表演过程中，舞者与石窟雕塑互动，让雕塑的细节和历史背景得以阐释，重新诠释了石窟艺术的精神内涵。”

历经千余年，石窟寺见证着古代中国的历史、传统、艺术、文学等。它不是脱离环境的单独存在，周边的山水、寺观遗址、古道聚邑等，都是和石窟寺紧密关联的有机系统。

李天铭认为，我们要将文化景观方法论引入，将保护对象置于更宏大的时空背景中考量，重现自然与人文的互动关系，拓展石窟寺文物本体的认定，深化价值挖掘与阐释建构的方向，以符合石窟寺整体保护、管理、展示利用的发展需要。

坐落于四川成都大邑县的，药师岩石窟近年来颇受游客欢迎。这里不仅有峡谷、河坝，还有诉说着历史的摩崖造像。沿着药师岩和沿线的风景徒步，是不少年轻人的选择。

哈尔滨米兰尚恩国际“石窟寺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晶和历史见证，中国石窟寺彰示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8月19日，在甘肃敦煌举行的2024·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经过70多年的努力，中国重要石窟寺重大险情基本消除，石窟寺保护利用水平显著提升，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强。

今年上半年，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的“驼铃声响——丝绸之路艺术大展”，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在展出作品中，展览联合日本著名学府、近400年历史的龙谷大学共同推出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15窟特别项目。同时，新疆龟兹研究院首次复刻克孜尔石窟第8窟、全新呈现第38窟。

甘肃省文物局副局长仇健表示，要加强石窟寺的价值阐释，推动洞窟、壁画、塑像等通过展览展示、数字化等方式，走出洞窟、走向百姓、走向世界，让文物价值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广泛传播。

在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观赏敦煌石窟艺术高清数字电影，为游客的参观体验提供了补充。去年，敦煌研究院基于AR、VR技术，上线“数字藏经洞”展馆；同时，积极开展研学活动，让游客在旅游参观的同时进一步体验敦煌文化。

“石窟寺遗址不仅是景点，还是博物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认为，我们要探索石窟寺展示的“博物馆化”，“多维度展示石窟寺遗址的价值，让每一处遗产都‘活’起来。”

深挖石窟寺遗址的文化内涵，探索遗址展示的“博物馆化”，各地也在努力。近年来，龙门石窟研究院利用新技术，运用互联网思维，着力打造“数字龙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多次在各地举办龟兹石窟历史文化、艺术等相关展览，同时加强讲解员业务培训，提升旅游接待服务质量。

在敦煌，“数字敦煌”中英文版全球上线，开创了文化遗产全球共享新模式；“敦煌遗书数据库”“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数字藏经洞”博物馆等的运行，面向国内外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在重庆，大足石刻数字博物馆、元宇宙景区“云游·大足石刻”、8K球幕电影等，一批数字文旅项目上线。大足石刻相关展览多次在国家博物馆、苏州博物馆、深圳南山博物馆等举办。大足石刻研究院还与龙门石窟研究院联合推出“云上龙门 走进大足”直播活动等。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李天铭认为，对于大多数石窟寺类型遗产，在其保护管理与展示弘扬工作中至少存在两大局限：一是忽视整体环境，将石窟寺欣赏等同于雕塑和壁画的欣赏；二是过于强调视觉，将观看作为进入石窟寺欣赏的唯一方式。前者使得石窟寺文化内涵拘囿于洞窟之内，剥离了其赖以生成的历史地理环境；后者将石窟寺的价值被“剪裁”为访客目光中呈现的艺术品形象，忽略了石窟寺欣赏同样需要听觉等感官信息，以了解文物传递的内在价值信息。

“洞窟的空间狭小，壁画材质脆弱，年久多病。”雷政广说，过量的游客参观增大了洞窟的利用强度，不均衡的客流还会打破洞窟相对恒定的微环境，这些都向莫高窟的旅游开放管理工作提出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