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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连环境资源集中管辖地区法院有效推进各项工作措施,着力提升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水平。大连地处渤海之滨,有着最美的海岸线,也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为切实保障辽东半岛海洋渔业资源,筑牢渔业资源重要生态屏障,大连环境资源集中管辖地区法院认真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不断探索替代性修复方式,坚持惩治犯罪与保护生态双赢理念,写深写实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三篇文章”。

鹅sir提醒:“假冒明星”类诈骗主要是以未成年群体为目标,诈骗分子在各类社交平台上发布虚假明星联系方式,吸引粉丝群体主动添加好友;然后冒充明星的律师,以“泄露明星隐私”为由,威胁、恐吓未成年人配合调查,要求其获取家长手机进行相关操作,如开启“屏幕共享”、告知“验证码”等,随后盗取钱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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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涉案斑海豹溯源治理公益诉讼线索移交大连市检察院办理。大连市检察院受理线索后,经调查查明,刑事案件异地扣押的46只活体斑海豹被寄养在全国10个省14个城市,未被及时移交监管部门救护,有导致新发死亡或丧失放归条件的风险。随即,大连市检察院以督促相关部门移交救助斑海豹事由立案办理。按照省人民检察院督办、市检察院主办、基层检察院协办的一体化办案模式,大连市检察院抽调骨干力量成立工作专班,迅速开展工作,积极凝聚公安、法院、行政机关、斑海豹保护专家等各方力量,研究推动涉案斑海豹的移交救助。

鹅sir提醒:“群托”和“红包手”是常见诈骗手段。诈骗分子通过拉手将受害人拉进诈骗群,再由兼职者根据诈骗分子指挥,在诈骗群内积极发言、发红包,通过相互演戏和短期利益给受害人洗脑,从而使其放松警惕,逐渐上当受骗。

作为守护绿水青山不可或缺的力量,大连市政法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奋力书写天更蓝、水更清的法治护航答卷。

近年来,大连市政法机关贯彻落实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紧密围绕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海洋经济发展的工作部署,充分发挥大连市委政法委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作用,调度政法各机关精准把握经济发展特点,不断提高司法能力和水平,形成服务前移、专项整治、司法保护“三位一体”的强大合力,努力为大连市海洋经济发展、守护海洋生态环境贡献“政法力量”。

情况摸个透才能无遗漏。大连公安全量海域摸排,逐人逐户清查,追根溯源、起底倒查,逐一评估涉海举报线索台账,对举报的涉海犯罪线索、涉海行业场所和涉海从业人员信息进行全方位筛查,成功侦破非法占用滩涂扩建海参圈系列案件,成功打掉霸海欺民涉恶团伙,破获虚构网箱养殖事实诈骗案件。

在港口口岸,相继推出促进服务长三角航运枢纽建设10项措施、服务航运企业发展16项举措,实施国际航行船舶到港“零等待”、离港“零延时”,为企业抢出了时间、降低了成本;全面推行边检行政许可网上办理,全程网办比例达到95%以上。

案件办理中,大连市检察院还协调成立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处置小组联动办案,远赴山东等地现场与相关行政机关对接,推动移交救护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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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斑海豹幼崽以每头2万元至5万元不等的价格出售给山东、河南、浙江等地的水族馆,用于营利性展览或出售给个人用于二次转卖。”经查,2016年至2019年间,翟某某等人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斑海豹206只,使斑海豹种群遭受重创,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面临严重威胁。

鹅sir提醒:一些诈骗分子会冒充学校教师、辅导班机构或学生本人联系家长,以收取各种学习费用、名额紧张等为由,诱骗家长转账。涉及缴费等和孩子相关的事宜,请家长保持警惕,切勿着急转账,应当先通过电话、视频或见面等方式与孩子或老师本人进行核实。

翟某某等盗猎分子驾船到营口和盘锦间的冰区海域(该区域已超出斑海豹保护区范围)猎捕斑海豹幼崽,作案返回后,从长兴岛偏僻的小码头上岸,将捕获的斑海豹放置在附近的养鹅场等地暂养,伺机外运。在瓦房店市某村的一处养鹅场内,近百只斑海豹幼崽密密麻麻地挤在一处养殖大棚里。直到公安机关接警抵达现场,已有29只幼崽悄无声息地死去。

2021年,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翟某某等人提起公诉,最终,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翟某某等人被绳之以法后,在大连本地查获的71只斑海豹被送至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救助,存活下来的61只斑海豹幼崽经评估符合放归条件,分两批放归到辽东湾中。

因涉案活体斑海豹处于跨省分散寄养状态,大连市检察院层报请示最高检协调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部收函后积极指导地方渔业部门做好涉案斑海豹交接和收容救护工作。

大连市公安局还联动海警、渔政等部门,严打走私、偷渡、非法越界等涉海违法犯罪;深入排查整治黑码头、停泊点,大力整治“三无”船只;加强岸线巡逻,落实“一港一专班、一岸线一巡逻队”,全力护航大连市沿海旅游业和渔业健康发展。

鹅sir提醒:一些诈骗分子会冒充老师申请进入家长群,并瞄准时机以老师的名义发布紧急缴纳学费、培训费的通知,利用家长积极响应学校要求的心理,轻松得逞。群主应定期查验家校群成员身份,同时启动入群验证功能,避免陌生人随意加入。家长收到自称老师的人员发来的缴费通知时,要及时与老师、孩子通话联系确认。3010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2211公里海岸线、538个海岛……因海而生、因海兴市,海洋是辽宁大连经济永恒的主题,随着《大连海洋强市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实施进入收官之年,大连市放大海洋优势、做足“蓝色文章”,千帆竞发、向海图强,一幅逐梦深蓝的海洋经济发展画卷正在这里徐徐展开。

每年春暖花开时,世界濒危物种黑脸琵鹭都会如约回到它们在中国境内唯一的繁殖地——庄河市,在这片繁殖地开始长达8个月的“生儿育女”的生活。近年来,庄河市人民检察院通过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加强对黑脸琵鹭的“育婴场所”和“公共食堂”环境的巡护,守护濒危鸟类栖息的家园。

2023年,按照大连市委、市政府关于非法违规占用海域、滩涂、岸线问题清理整顿工作部署要求,大连市人民检察院立即成立领导小组和办案组,通过定期召开推进会、实行周报告制度等方式,不断加快专项行动步伐,提升公益诉讼案件的办案质效。

鹅sir提醒:此类诈骗中,诈骗分子会打着“破解防沉迷系统、低价代练”等广告吸引未成年,利用未成年对游戏的狂热,并诱导其转账或提供家长手机号、卡号、验证码等信息,骗取钱财。

为发挥矛盾纠纷化解中的“主力军”作用,全市司法行政机关将涉海案件的诉源治理与多元调解机制紧密结合,形成以基层乡政府为主导,统筹司法所、海事法院、公安沿海派出所等部门,充分利用基层人民调解员、村居民评理说事员等力量,形成化解合力,提升调解效能,共同做好诉源治理工作。

这样的数据还有很多,比如,在24个口岸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人员作出便利通关安排,设置200余条专用通道,今年上半年,高效保障“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人员入出境1066万人次、同比增长1.6倍。再比如,今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厦门、成都、西安等地9个枢纽机场,推行24小时直接过境免办查验手续,政策实施7个多月,已有超200万人次享受到直接中转免查验服务。

“不超过2分钟”,这是横琴口岸出入境车辆平均查验时间,得益于“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型边检查验模式,为琴澳一体化发展按下“快进键”。

2023年,大连市检察机关立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定位,全面开展涉海专项监督工作,充分发挥一体化办案机制,着力打造“海洋检察”品牌,以“检察蓝”服务保障“海洋蓝”持续健康发展。

鹅sir提醒:暑假旅游出行高峰,“机票退改签”类骗局也容易高发。这骗局往往抓住旅客行程变动的紧张心理,骗子会盗取受害者的航班信息,冒充航司、旅行社进行所谓的“退票理赔”,并要求受害人提供银行卡号等关键信息,或进行“屏幕共享”,盗取钱款。若收到“退改签”信息,请通过航空公司官方电话或原购票网站验证信息真伪,通过正规渠道办理相关手续。

今年6月6日,第十个“全国放鱼日”当天,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环资审判团队开展了增殖放流活动,以实际行动养护海洋生物资源,绘就鱼水相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为降低海事纠纷诉讼率,从源头上减少海事纠纷诉讼增量,大连市司法行政机关与大连法院各人民法庭建立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对接工作机制,安排专职调解员常驻法庭,现场调处化解船员工资纠纷等海事矛盾纠纷。

鹅sir提醒:诈骗分子常常会以“免费领游戏福利”“免费送游戏道具”为诱饵,引导未成年添加所谓的客服进行领取;又会以“违规领取”“账号被冻结,需要配合解封”等各种话术诱导受害者转账、或提供家长手机号、卡号、验证码等信息,实施诈骗。

时间回到2019年春节前后,渤海辽东湾近百只斑海豹幼崽被盗。斑海豹被誉为“海上大熊猫”,这一种群在国内总数不到2000只,是唯一能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生物,却面临空前危机。

近年来,大连法院高度重视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大力培树环境资源审判品牌,已建立5个“大连法院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基地”、5个“大连法院环境资源巡回审判工作站”,实现大连地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司法保护基地全覆盖和大连地区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申报项目司法保护基地全覆盖,让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功能作用,不断扩大环境资源审判覆盖面和影响力。

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法官告诉记者,斑海豹案件宣判后,法院在群众中间循环播放《环境司法护佑绿水青山》第二集《和谐共生》纪录片。

此外,就涉案斑海豹及其他野生动物行刑衔接、移交救助、后续跟踪等问题,大连市检察院创新建立“诉救协同”机制,与市公安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及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机关联合会签《关于加强司法活动中活体野生动物诉救协同联动意见》;大连市检察院还加强与营口、锦州、盘锦、葫芦岛等涉案野生动物生存繁衍地区检察机关的沟通协作,形成保护合力,联合会签了《关于建立辽东湾野生动物保护检察公益协作机制的意见》等。

在陆路口岸,开设跨境重点货运车辆“快速通道”,做到“随到随检、即检即放”;为中欧班列提供“随到随办”边检货运通关服务7.8万列次、年均增长23.4%。如今,河南、山东等地生产的蔬菜水果,通过中欧班列可以比海运提前30天到达欧洲的餐桌。

c7官方网站入口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7月,全国口岸出入境人员3.41亿人次,同比增长62.34%,跨境交通运输工具1817.6万架(艘、列、辆)次,同比增长52.09%。

“不超过15秒”,这是全国227个旅检口岸2400多条快捷通道的人均通关时间,每天有100多万出入境旅客尽享快速、便利的通关体验。

大连中院还将集中管辖和巡回审判相结合,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将惩治犯罪与普法教育结合起来,实现了方便当事人诉讼、实地调研、法治宣传等效果。通过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加强相关单位的协作合作、开展巡回审判、加强宣传引导,大连环境资源集中管辖地区法院切实以司法之力守护了辽东湾之蓝。

2023年12月,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辽宁省人民政府在大连市共同开展斑海豹放流活动,将23只救助康复的斑海豹放归大海。

2023年9月1日起,大连市公安机关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向海亮剑”集中打击整治专项行动,选准重点海域、重点案件线索“切口”,坚持逐块整治、逐步拓展、逐案侦办,全力维护大连市海域安全稳定的治安环境,护航海洋强市建设。

大连市检察院主动与相关行政部门对接深入摸排线索,并通过建立涉海非诉执行“裁执分离”法律监督模型,运用“检察+网格”工作机制,进一步拓展问题线索收集渠道。在加强海洋垃圾污染多元共治方面,大连市检察系统以公开听证、磋商、圆桌会议等诉前程序,推动海洋垃圾污染治理。据统计,2023年至今,大连市检察机关共摸排非法捕捞、非法用海、海洋环境陆源污染等案件线索41件,立案38件,发出检察建议19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18件,督促收回海域使用金8025万余元,助力清理海洋、岸线垃圾180余吨。

在空港口岸,开设枢纽机场重点货运航班边检“绿色通道”,“重要货机、紧急货机先办,直接往返、中转连飞简办”边检手续,直接往返的国际客货运航班入出境手续“一次办结、好来快走”。

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继续积极稳妥推进移民管理制度型开放,支持更多的中国企业产品人员“走出去”、外资外商外企“引进来”,有力服务促进高质量发展。虽然留给同学们实现暑假目标的时间不多了,但先别急,广东反诈中心联合QQ安全中心贴心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安全科普,想要拥有一个高质量假期,还得学会避开这些坑!

大连两级法院环资审判团队结合斑海豹保护工作实际,建立了“大连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司法保护基地”和“长兴岛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巡回审判工作站”,这也是大连中院在大连地区建立的第四个环境资源巡回审判工作站。

“咱们这个调解中心真是太高效了!”两家发生纠纷的企业负责人经调解员调解后,最终握手言和。近年来,大连市司法局紧紧围绕“小事不上岸、大事不出港、矛盾不上交”的工作目标,不断探索新思路、新方法,聚力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从陆地延伸至海上,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上下足功夫。

此外,大连中院还在大连自然博物馆专门设立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展厅”,依托博物馆、研究院等平台,推动实现科普和普法相结合,社会教育、文化宣传和司法实践相结合。

严厉打击违法犯罪的背后离不开执法办案的精准规范。大连市公安局协调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出台《全市公安机关打击涉海养殖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的执法指引》,对13类涉海养殖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的认定和法律适用提供执法指引,为精准打击、规范办案提供坚强支撑;与大连海事局等部门达成《联勤联控执法工作协议》,对全市出海船舶“过筛子”,查处各类违规违法船只,成功打掉一批涉海恶势力犯罪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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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至2021年,潘非琼从公诉部门转战案件管理部门,再到检察侦查部门,经历三次“跨界”任职,两次下派挂职任职,都是临危受命。他每次都绝对服从组织安排,即便是被选派到全市最偏远、条件最艰苦的清原县工作也毫无怨言。“组织让干啥咱就干啥,干啥咱都全力干好。”

朱程清介绍,2023年6月,水利部会同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联合开展河湖安全保护专项执法行动,聚焦侵占河湖、妨碍行洪安全等突出水事违法行为,查处水事违法案件1.2万余件。水利部联合最高检开展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专项行动,查处违法问题近千个,追缴水资源费(税)近1亿元。

水利部副部长朱程清介绍,水利部与最高检共同推动构建“上下协同、横向协作、完整配套”的工作体系,各流域管理机构和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部门,联合检察部门印发实施方案或深化“河湖长+检察长”工作机制。

2012年,潘非琼接到了一起组织考试作弊案,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47人。当时,在法律上还没有关于组织考试作弊的相关罪名,主犯坚称“我们这事就没有按照犯罪处理的”。

朱程清介绍,近年来,检察机关积极发挥法律监督作用,通过对未依法履职的涉水行政机关发送检察建议或提起检察公益诉讼,以“诉”的方式推动水利部门增强责任意识,理顺职责关系,依法全面履职、协同履职,严格规范执法。

张雪樵介绍,最高检开展公益诉讼检察质量提升专项活动,发挥最高检、省级检察院监督层级、管辖范围和统筹协调优势,集中力量办理有影响的高质效案件。珠江流域涉及区域范围广、河流湖泊众多,不同省区和部门之间协同不足,导致水环境、水资源、水安全治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今年4月3日,最高检决定以公益诉讼立案,调度流域7省区检察机关一体推进案件办理,取得积极进展。

庭审过后,法院判决被告人构成故意杀人罪,并判处较高的民事赔偿金。王大娘紧紧握住潘非琼的手说:“我一直担心呐,打了检察官,谁还为我伸冤呢。没想到你们这么公正,可太让人暖心了!”

张雪樵介绍,最高检联合水利部举办首届服务保障黄河国家战略检察论坛,制定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18条意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开展黄河保护公益诉讼检察基层行活动,针对水资源保护、水土流失防治、行洪安全等领域问题加大办案力度,培育黄河保护公益诉讼检察品牌。

张雪樵介绍,最高检推进公益诉讼检察指挥中心建设,为一体化办案提供支撑。加强对重大案件的统筹协调,完善交办、督办、提办等机制,破解办案障碍。最高检对河南省沈丘县刘湾港搅拌站侵占河道影响行洪安全及下游水质案等5件跨区域重点案件集中挂牌督办,推动有关部门由“各自为政”转变为“多方联动”。落实公益诉讼检察跨区划管辖指导意见,完善跨省办案协作机制,促进江河湖库流域治理。

最终,抚顺市检察机关以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对34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经过开庭审理,34人均获法院有罪判决。这一案件的成功办理也为国家完善法律体系提供了重要实践参考,2015年,组织考试作弊罪被写入刑法修正案(九)。

张雪樵介绍,最高检会同水利部等4部门联合开展河湖安全保护专项行动,集中排查整治侵占河湖、妨碍行洪安全、破坏水工程、非法采砂、非法取水、人为造成水土流失等问题。联合水利部挂牌督办江苏泗洪天岗湖光伏违建案、湖北荆州学堂洲垸内违建案等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推动涉案问题加速整改。

“就是这个最不像领导的检察长,仅用一年时间就让我们院脱胎换骨!”朱全威说,在潘非琼带领下,清原县检察院不仅环境焕然一新,各项办案指标也直线向好。

面对如此棘手的案子,潘非琼成了大家的主心骨。“为了准确认定案件性质,师父开始查阅全国各地相关资料和类似判例,遵循法理原意分析案情,向国家、省级有关部门咨询,用三个月时间复核证据近百份,提出补充侦查意见30余条,并对13个单案47名犯罪嫌疑人进行分类汇总,形成40余项表格、2万余字的报告。”李莹回忆道,在此基础上,潘非琼提出的对“犯罪情节轻微的在校学生”“收买答案用于自己考试”“免费获取答案未出售的犯罪嫌疑人”可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的办案思路,得到大家的认可。

c7官方网站入口“非琼,今天我站在这里,看到了那么多熟悉的身影,就如同看到你一样。我知道,还有成千上万的政法干警,和你一样坚守着正义,也有成千上万的干警家属,和我一样支持着你们。”近日,潘非琼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辽宁沈阳召开。报告团成员、潘非琼同志的爱人徐玫讲述了丈夫在工作生活中的感人故事。

“在辽宁律师圈里,大家都知道潘非琼是个‘硬茬’,不好‘对付’,没什么案子能难倒他,这份‘硬茬’的底气源于过硬的业务素质。”在屡次法庭对抗交锋中,律师林波被潘非琼的专业素养、担当精神和坚韧性格深深折服。

“大多数人一辈子碰不上一个刑事案件,碰上了,对他们就是天大的事情,都会直接影响每一个当事人及其背后的家庭。”潘非琼常对身边的干警说。

张雪樵介绍,最高检联合水利部开展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专项行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670余件,助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每年集中交办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警示片反映的问题线索,2023年办理相关公益诉讼案件300余件。

张雪樵介绍,最高检推广公益诉讼圆桌会议、公开听证、公开宣告、第三方评估等机制,以公开促公正。建设“益心为公”志愿者检察云平台,依靠公众力量发现和解决涉水领域公益损害问题。平台现已注册志愿者10万余人,提报有效线索1.7万余条。通过组织案件庭审观摩、拍摄公益诉讼专题片、建立法治教育基地等方式,引导人民群众参与、支持涉水领域公益保护工作,营造全民共治的良好氛围。

潘非琼1996年9月参加工作,生前系清原满族自治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三级高级检察官。他因长期坚守办案一线,积劳成疾,患白血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2月17日去世,年仅49岁。今年1月,他被辽宁省委追授为“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7月,辽宁省委书记郝鹏对潘非琼先进事迹作出批示,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向潘非琼同志学习。

潘非琼含着笑说:“人迟早是要死的,生命的长短不能把握,但生命的价值是可以自己决定的。我职位不高,但理想不小,这辈子已经把我的一切都给了我所追求的,无怨无悔。”新京报讯(记者彭镜陶 实习生郝梦)8月18日19时左右,沈阳市大东区舟泉小区九号楼三楼发生一起火灾。19日上午,大东区万泉街道办事处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表示,该起火灾导致楼内一名59岁的男性住户死亡,起火原因正在调查。居民楼三楼起火,消防员拿着水枪灭火。网络视频截图现场视频显示,居民楼三楼的几扇窗户浓烟滚滚,且能看到明火,外墙已经烧黑,其中一扇窗户外还装了防盗窗。消防员则用水枪对着三楼的窗户持续灭火。附近一居民告诉新京报记者,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前,起火点附近有不少人围观,并大声呼喊提醒起火点的居民逃生,也不断有人跑下楼,“火势一直往上走,空调外机被烧坏了,窗户玻璃也都没了”。她表示,消防员到场几分钟后,火就被扑灭了。19日上午,大东区万泉街道办事处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表示,该起火灾导致楼内一名59岁的男性住户死亡,起火原因正在调查。编辑 甘浩校对 陈荻雁8月19日,最高检、水利部联合举行“深化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依法保障国家水安全”新闻发布会。发布会有四项议程:一是通报涉水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情况;二是通报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情况;三是发布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同服务保障国家水安全典型案例;四是回答记者提问。最高检新闻发言人李雪慧主持发布会。

“有一年,我们向一起命案的被害人家属告知诉讼权利,被害人家属王大娘听到文书上的‘抚检刑’后,误会成了‘减刑’,不由分说猛地向我扑来。”李莹回忆道,潘非琼一个箭步挡在前面,被王大娘扯着衣领又撕又抓。直到没了力气,王大娘才坐在地上哭着说:“你们胆子太大了,还没到法院,你们就敢给杀人犯减刑!”

潘非琼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创一代”的后代,他继承了新中国钢铁工人对党忠诚和拼搏奉献的精神。多年来,潘非琼在工作中拣最硬的“骨头”啃、挑最重的担子扛,从没有辜负过组织的重托。

水利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陈大勇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今年3月,水利部联合司法部印发《关于提升水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的指导意见》,对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水行政执法工作指明了方向。关于水行政执法,水利部准备采取三项措施加强指导:一是压实水行政执法主体责任,二是加强与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衔接,三是强化执法协作。

张雪樵介绍,最高检连续举办五届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持续深化10项检察举措,服务深入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长江沿线港口众多,船舶污染成为顽疾,最高检直接以公益诉讼立案,沿江11省市检察机关同步办理关联案件602件,推动多部门协同、全流域联动治理。

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徐向春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检察机关开展涉水领域公益诉讼,目的是通过检察监督,促进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破解跨区域、多部门协同治理难题,维护好涉水领域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公益诉讼在维护国家水安全中有三方面独特价值:一是推动解决行政机关协同性不足问题,二是有效弥补行政机关监管不足问题,三是支持行政机关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

用心用情接待服务每一名群众,是潘非琼一直以来的原则。从检26年,他接待过上千名群众。每一次,群众的信访和诉求都被他春风化雨般地解决,无一矛盾上交。

朱程清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建立两年来,取得了积极成效,形成了一些好的经验做法:一是坚持高位推动,凝聚协作强大合力;二是畅通案件线索,提高执法质量和效率;三是推动大案要案办理,发挥强大震慑作用;四是创新协作形式,推动协作走深走实。

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介绍,全国检察机关全方位加强涉水领域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推动解决一批河湖治理“老大难”问题,以法治力量服务保障国家水安全。2022年1月至2024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涉水领域公益诉讼案件4.8万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4.2万件、民事公益诉讼0.6万件。

“当时,他自己的生活十分拮据,工资不高,家里老人还身患重病,医疗费很高。他省吃俭用,天天穿着一件袖口破了的夹克衫上班。”李莹回忆道。

从检26年,潘非琼累计办理各类案件1300余件,其中2010年被抽调办理中国足协系列腐败案,办理的退休法医雇凶杀妻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列为指导案例。

朱程清介绍,水行政主管部门在自觉接受检察监督的前提下,积极强化与检察机关的配合,通过互派业务干部协助或参与执法办案、业务培训、挂职交流、专题调研、发布典型案例等多种形式,加深水行政执法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掌握,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有效提升,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得到进一步强化。

为了开脱罪责,犯罪嫌疑人家属尾随潘非琼来到家里,表明身份后扔下一个厚厚的信封转身就走。潘非琼家人回忆,他光着脚追到楼下,坚决将信封退还,还批评了对方,使其彻底放弃了通过贿赂手段为犯罪分子开脱的企图。后来,案件得到了公正办理。

张雪樵介绍,最高检、水利部联合开展专项行动、案件督办、专题调研、业务培训、发布典型案例,推动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意见落地见效。探索建立黄河流域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指挥中心,牵头协调流域省级检察院和流域管理机构、水行政主管部门开展会商研判、线索移送、办案协作、专项整治、信息共享等工作。

“潘非琼爱看案卷,也爱看书,尤其爱读理论书籍。他的案头始终放着党章和宪法,翻到掉页、破旧,用透明胶带贴好继续使用,学习笔记上写满了他的心得体会。”清原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全威和潘非琼同时期来到检察院工作,对于潘非琼酷爱阅读理论书籍的劲头十分钦佩。

张雪樵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江河湖库流域治理难在“上下游不同步左右岸不同行”,需要打破固有框架和区域监管壁垒,推动部门联动、区域协同、政策协调。检察公益诉讼在破解流域治理难题方面发挥了独特价值,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中国方案:一是深化检察公益诉讼一体化办案,二是探索跨区域检察公益诉讼协作,三是建立“行政+检察”部门协作机制。近日,云南昭通镇雄县大湾派出所接到报警,村民孙女走失,搜寻无果请求帮助。民警与村民分头进山搜救,经过7小时徒步寻找,凌晨在大山一处偏僻悬崖下找到迷路走失的孩童。家人后怕不已,当场泪崩跪谢民警。新京报讯 据贵州省纪委监委网站8月19日消息,贵州两家国有担保公司原董事长被查——据贵州省纪委监委派驻省交通运输厅纪检监察组、黔西南州纪委监委消息:贵州交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贵州交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丁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州省纪委监委派驻省交通运输厅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黔西南州监委监察调查。据贵州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普安县纪委监委消息:贵州省众维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蒋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州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普安县监委监察调查。编辑 刘茜贤近日,山东聊城,一外地游客遭遇车祸,处理完事故后已经中午。见游客还带着两个孩子,交警便买来食物送给他们,但游客连连拒绝,于是上演了暖心的“极限拉扯式”送餐画面。

走上领导岗位后,潘非琼对自己和身边人要求更严了,不仅要求清廉,还要自律、节俭。一个用了好多年掉了皮的沙发,一套办公桌椅,一个摆放案卷的塑料架子,潘非琼的办公室陈设十分简单,甚至有些简陋。

潘非琼并没有埋怨,也没有恼怒,反而扶着王大娘在椅子上坐下来,用笔写下“减”和“检”,耐心讲解“抚检刑”其实是“抚顺市检察院刑事检察文书”的简称。王大娘这才听明白,站起来不停地道歉。

走上领导岗位后,潘非琼将政治学习融入检察履职,带出了一支善于学以致用、忠诚担当的检察队伍。他创设“清检壹堂课”学习平台,为青年干警讲授业务知识,同大家座谈交流,为干警的职业规划提出宝贵建议。年轻干警爱听他讲党课,说他“能把大道理讲活”。

2022年9月,潘非琼被确诊白血病晚期时,所有人都为他的身体捏一把汗。他自己反而调快了节奏,一天当成两天用,利用透析后短暂的好转时间,通过视频安排工作。

“花好公家的每一分钱,严禁浪费!”这是潘非琼来到清原县检察院担任检察长后时常挂在嘴边的话。他用制度管案、管人、管事,哪怕一张车票也要清清楚楚。干警们都说,“潘检是最不像领导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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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学校是对未成年人进行文化教育和人格塑造最直接的场所。不可否认,农村学校已经加大了对学生的法治教育、德育教育,但很多乡村学校的法治教育往往只是流于形式,枯燥的讲解往往达不到教育的效果。另外,农村地区受传统思想影响,对性教育依然是避而不谈,所以导致很多强奸案件中的未成年被告人就是抱着对性的猎奇心理才导致犯罪。老师缺少对“问题少年”的耐心,忽视了同学之间拉帮结伙的不良交友现象,忽视了未成年人青春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对辍学、失学的学生缺少必要的心理疏导和沟通,没有及时的与家长沟通,对其厌学、弃学背后的原因重视程度不够,这就间接造成了一些学生盲目辍学,学校的监管缺位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健康发展。

这篇报告还提及,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我们在品尝这时代佳酿的同时,随之而来的还有深陷其中后的恶果。尤其对于农村未成年人来说,网络,既是天使,也是“恶魔”。与网络有关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占了四分之一,这些案件中,或犯罪原因是因为网瘾,或犯罪场所发生在网吧,或使用网络作为犯罪工具,而无论哪一种,都显示了网络与农村未成年人犯罪有莫大关系。近一年来频发、高发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网络进行刷单、返现为由,诱导未成年人将自己的银行卡出租出借的行为,就是电信诈骗分子利用农村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缺乏分辨能力又能不劳而获的心理,诱骗未成年犯罪,导致其沦为阶下囚。

从家庭特征上看,家庭在每个未成年人成长的道路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涉及农村未成年人犯罪中,基本上每个“问题少年”都在“问题家庭”中长大。这些家庭中,有的家庭结构不完整,有的家庭经济困难,有的家庭教育方式不妥当,有的父母和孩子存在沟通不畅等因素,这些都是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诱因。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安县全县总人口数为867274人,而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数为599498人,占比达69.13%。农安县人民法院课题组呼吁,农村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应引起更多关注,因为农村未成年人的成长发展,关乎农村千万个家庭的幸福安宁,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关乎国家的永续发展。

c7官方网站入口近日,陕西宝鸡一女士到银行办理异地转账,由于数额巨大且拒绝核实,工作人员报警。经查,其多次接到“00”开头电话,还收到了“通缉令”,打算按对方要求转入全部积蓄配合验资。民警及时劝说并挽损50万元。日前,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人民法院课题组撰写的一篇调研报告梳理道,随着家庭离婚率的上升以及其他空巢家庭的数量日渐增多,农村单亲家庭中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增多。

从身份特征上看,报告称,农村未成年人犯罪主体以男性居多,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学校流失学生,即达到法定入学年龄而不在校的青少年群体,这也就反映出农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辍学、失学少年人数居多,以初中文化和初中肄业居多,还有部分仅为小学文化;第二种是随着家庭离婚率的上升以及其他空巢家庭的数量日渐增多,农村单亲家庭中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增多;第三种是城乡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人,在县域内的初、高中学校,外来求学的人口所占比重较大。

从行为特征上看,农村未成年人犯罪多因琐事,或者是为了满足猎奇心理,或者是为了寻求刺激、冲动行事。鉴于其文化程度较低,法律意识不强,所以其犯罪行为往往表现出具有突发性、盲目性的特点,没有经过提前安排和精心谋划,带有一定的随发性和偶然性。农村未成年人犯罪发生在本乡本土较少,而是发生在人口较集中、经济较发达的地方,以城镇学校周边、网吧等娱乐场所周边居多。

另一方面,由于农村未成年人的生存技能薄弱、学历较低、就业困难,故要想提高农村未成年人的生存就业技能,要积极开展“复苗工程”,开展必要的就业指导和实践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意识和能力,丰富职业培训的内容,加大国家政策的扶持,为农村未成年人提供免费的职业培训和就业信息的筛选,为农村未成年人就业提供帮助和扶持。

这篇调研报告最后建议,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离不开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和睦的家庭环境。为此,司法机关要注重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教育指导,注重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引导。司法机关亦要发挥职能作用,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家庭教育工作:法院可在诉前调解、案件审理、判后回访等各个环节,通过法庭教育、释法说理、现场辅导、网络辅导、心理干预、发放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等多种形式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对于抚养、收养、监护权、探望权纠纷等案件,以及涉留守未成年人、困境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的案件,人民法院可就监护和家庭教育情况主动开展调查、评估,以引导、帮助为主,干预、强制为辅,耐心细致、循循善诱开展工作,促进家庭和谐、避免激化矛盾。

“剖析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原因,亦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为自身原因的内因,家庭、学校和社会原因的外因。”根据农安县人民法院课题组表示,农村未成年人中有一部分在适龄阶段辍学,文化水平较低,对事物的认知缺乏正确的态度,自我约束能力比较弱,盲目崇拜他人,逞强好胜,遇事冲动、不计后果,对法律的了解更是一知半解,对犯罪行为乃至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缺乏充分的认识。更有一部分人长期留守农村,违法犯罪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父母的关爱,就会形成孤僻、自卑的心理,在得不到关注后心理会发生扭曲,进而犯罪。

8月16日,吉林长春市委政法委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这篇《关于农村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分析及预防的调研报告》。其中提到,2010年至2023年,农安县人民法院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共涉及7个具体罪名,共审结涉刑事犯罪案件*件,涉及刑事未成年被告人*人。罪名涉及盗窃罪*件,占所有涉嫌罪名的44.8%;抢劫罪*件,占所有涉嫌罪名的29%;强奸罪*件,占所有涉嫌罪名的16.8%,另涉及故意毁坏财物罪*件、抢夺罪*件、敲诈勒索罪*件、诈骗罪*件,总体上看,侵财型犯罪占犯罪类型总数的78.5%。

调研报告称,社会家庭中,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是父母,教育引导未成年人的责任人也包括父母。但在大部分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中,都出现了父母监护职责的缺失,有的家庭因为父母离婚、外出打工等原因导致家庭结构残缺,父母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很少与孩子沟通,导致未成年人无法与父母建立正常的依附关系;还有单亲家庭,父爱或母爱的缺失造成农村未成年人在犯罪前处于隔代监护状态。有的家庭虽然完整,但是由于父母过度的宠溺子女和认识的偏差,对孩子缺乏管教,有的父母甚至灌输孩子读书无用论,导致了农村未成年人在学校时表现出厌学的心理,这也为农村未成年人犯罪埋下了隐患。

从犯罪类型看,侵犯财产、暴力性犯罪比重较大,排名前三的罪名中盗窃罪居首位,其次是强奸罪、抢劫罪;14周岁至16周岁涉及抢劫罪、强奸罪居多,16周岁至18周岁涉及罪名稍广泛,犯罪类型亦多样,侵犯的对象多为身边的同学及老弱群体,犯罪金额较低,比如在很多起抢劫案件中,抢劫的钱款都是几块钱,因为他们作案的需求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吃喝玩乐,且拉帮结伙的团伙犯罪趋势明显增加。涉及农村未成年人作为性犯罪被害人的案件逐年增长,2010年至今,农安县人民法院共受理猥亵儿童罪*件。

FAQ

1978年9月,陈云生如愿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报到,成为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共19名法学研究生。此次考研彻底改变了他个人及家庭的命运,也开启了专攻宪法学的治学生涯。三年之后,因成绩优秀,陈云生顺利毕业并留在法学所工作。

我国现行宪法制定于1982年,史称“八二宪法”,有着重要意义的突破。作为亲历者,陈云生认为宪法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宪法文件本身,更在于其核心要义——构建一个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人的尊严”镜像。

此后,陈云生被调回县里,随后被派到农村担任县“基本教育工作队”的队员。1978年,在县里工作的夫人给他捎来信息:国家要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了。陈云生决定冒险报考,但留给他的时间却不多,“总共备考时间才有两个月,复试前一天,我还在火车上背诵教材,已然两天三夜未合眼”。

彼时,学术界才开始真正具有宪法科学规范意义上的创作,比如北京大学龚祥瑞的《比较宪法和行政法》,武汉大学何华辉的《比较宪法》等著作。“因为八二宪法实施后,只是一个文本上的法律规定。但政府机关执行过程中是否秉持正义、是否符合理性、宪法的实施和监督机制是否科学,都需要继续研究。”陈云生因此投入到宪法监督理论的研究中。

c7官方网站入口法治站上新的历史坐标。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法治”一词前后被提及23次并有了新部署:“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据陈云生观察,最近几年兴起了“违宪审查”的专题研究,“要解决中国宪法监督这一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单凭学术热情和强烈呼吁不能做到,必须首先从宪法学理上采取扎实而艰苦的步骤,任重而道远”。

1988年,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宪法监督的理论与实践》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为陈云生赢得声誉:成为中国进出口图书公司以原版出口日本的法学著作;系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图书馆唯一一本中文原版藏书;该书的压缩版和精练版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首次发表的法学和宪法学专论。

2014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将每年十二月四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尽管公众已熟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但还需深入理解其背后的立宪原理。”陈云生认为,当前中国法学界面临的任务是树立和重构宪法至上的理念和机制,确保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人生难百岁,法治千秋业。”这是一位法学长者的自我心境。新时代之下,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这一问题势必成为未来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考验。

在中国,自1982年宪法制定以来,宪法进行了两次重大修改:一是1999年修正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定,简称“法治入宪”。二是2004年修正案,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简称“人权入宪”。

“这种清楚、态度鲜明的表述,一方面彰显了中共中央对于宪法监督制度的认识,已经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及要在中国健全宪法监督制度的坚定决心;另一方面,从宪法学术的角度上看,也是对宪法学术界在这个领域多年的学术探索和倡议的充分肯定和回应。”陈云生坦言,在学术生涯中,“如果能把这方面学问做到极致,也是一件能聊以自慰的幸事”。

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王叔文携领下,陈云生和其他团队成员承担了大量学术调研和资料准备的任务。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宪法学科始建于1958年,在国内宪法学界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因缘际会,自1982年起陈云生就跟随张友渔先生,为其起草了大量报刊文稿、书稿和讲话提纲等等。“当时张先生已经八十多岁,觉得我写文章比较耐看,所以喜欢找我帮他撰写文稿,然后由他修改,我也实际上承担了他的文字秘书工作。”陈云生说,作为唯一报考人,他通过了“没有竞争”的考试,成为张友渔的博士研究生,“既是张老的开门弟子,又是关门弟子”。

“这些分类和研究方向逐渐构建起了中国宪法学的学科的完整体系。”在此期间,陈云生还将其费时十年的思考凝结成《权利相对论——权利和义务价值模式的建构》一书,试图将经过承继和扬弃的法理和制度与本土优良的文化、道德和法律传统相融汇,从而尝试实现建构新的法律价值的观念模式和体系模式。

在现代社会,宪法是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从田间地头走上学术讲坛,陈云生以其宪法学术研究成就影响了后辈法学学子。“每一位立志于投身中国宪法学的学人都有责任为中国宪法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他说。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陈云生在宪法学领域所从事的研究更为深广。在完成了《宪法人类学》和《反酷刑》写作之后,他又完成了《宪法监督司法化》的著作。如今,“宪法监督”议题仍是当下宪法学研究的热门。

提及求学经历,陈云生说:“少年时,每到夏天,我躺在野地上看着朗朗晴空,流星一个接一个,清晰可见的银河系,是那样的迷人,令人遐想。所以,填报大学志愿时,曾立志把第一志愿报考天文系,后来由于文理科分别科考,语文老师因觉得我作文比较优秀,‘不由分说’让我改考文科,天文学家也终归成了梦想。”

在探寻中国法治建设道路上,法学学者挺身而出,力主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依法行政等治国方略,呼吁人权保障、司法公正、权力制约等法治理念,投身回答“何以法治”“法学何为”等时代之问,进而诠释法的时代精神。

“宪法至上是先人留给我们的重要法律遗产。”在陈云生看来,中国古籍《尚书》中的《洪范》就是被视为“大经大法”的国家根本法,仔细研究表明:它与现代宪法既神似又形俱,宪法至上的观念早在中国两千多年前就确立了。同理,西方所谓的高级法、基本法等也都含有至上的意蕴。

与此同时,陈云生还率先和积极主张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极力倡导人权保护。他认为,要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构更加完备的宪法实施与监督制度,并在此过程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制度体系的日益完善和强大。

在中国学术界,有非宪法专业的学者认为宪法制国家的其他法律如民法、刑法都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应平等对待,制定其他法律无须依据宪法。“这种观念是缺乏宪理常识的表现。”陈云生认为,宪法之所以被称为“父法”“母法”,就是其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地位最高,制定其他法律必须依据宪法。因此,改革开放之初的法学重建是以宪法的重建为先,而宪法重建也必须首先确定宪法至上的观念。

治学期间,他经常劝勉学生上学期间要专心学习,毕业之后要认真做好学问,“这个社会总是要由有学识、有远见的人才能支撑起来的”。他觉得,过去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现在应该改为:“我为故我在”,“你之所以成为你,都是你自己做过的事造就的,个人自我实现、获得成功,总是要付出很大乃至毕生的努力”。

陈云生觉得,要做到对宪法的“起信”,发挥其在真正意义上的安邦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为此,他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提出了建立“国家宪法日”和在人民大会堂专设“国家宪法陈列厅”的建议。

“我们5个人24小时坚守岗位,不舍昼夜地写调研报告。当时都只能在办公室里简单休息一下,夜深了,我们自己买碗泡面吃。”陈云生回忆,当时找相关研究资料很难,“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时,从清华北大转来的图书,因多年没人看,灰尘都有一寸厚,我就把尘土扒开一点点地找”。

除此之外,他还针对普遍尊重宪法权威、认真贯彻实施宪法的要求,特别是在“宪法为什么是重要的”议题上,每年以特定视角撰文,发表了《宪法为什么是重要的》《再论宪法为什么是重要的》等专论,“希望有更多的宪法同仁参与进来,多在‘宪法为什么是重要的’这类入门的问题上做研究,并多写有说服力的文章和著作”。

宪法草案拟定后,经《人民日报》公开发布,三次征求公众意见。“民众参与热情高涨。”陈云生回忆,在全民讨论过程中,草案收集了三千多条意见,小到哪个字、哪个标点该用什么、怎么用,都有人提出。

自1978年国家恢复硕士研究生教育后,博士研究生教育的空白状态随之凸显。进入新历史时期后,中国急需各方面的高等人才发挥骨干和栋梁作用。为满足这一需求,博士研究生教育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逐渐被提上日程。

由于经费不足,学校还揽下了邻镇制鞋厂的一部分零活,缝制成品布鞋,“我的制鞋技术较好,就让我做了监督员”。陈云生回忆,尽管条件艰苦,但他始终努力上进,最后成为村里第一个自主考上高中的学生。

值此新征程,澎湃新闻敬邀多位中国资深法学家分享法治经历、学术思想,记录他们的法学思考和作为,以此集成“论法的精神”专题,期冀为一个法学时代留下注解。

1983年,陈云生迎来了另一件不期而遇的大幸事:国务院点名由几位泰斗级老专家以传统“师带徒”形式培养学术传承人。这些老专家中,包括号称中国法学泰斗的张友渔先生以及其他三位哲学、经济学和考古学等领域的学者。他们分别是于光远、许涤新、夏鼐,老先生授命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自己的“门徒”。

前两年,年逾八旬的陈云生得了一场大病,身体状况已不如从前。退休之后,他的生活日常仍然总在锻炼、读书、思考、写作、做饭、打扫卫生、下地干农活之间循环,“没有双休日和节假日,也不知道每天是星期几、几号,几十年如一日过着传统农民式的简朴生活”。

1962年,陈云生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逐步涉猎政治、法学等科目,毕业后在广西从事司法、教育、行政等工作。1978年,他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深造,开启了宪法学领域的专攻治学。后来,他又继续攻读著名法学家张友渔的博士研究生,成为中国本土培养的第一位法学博士。

在治学路上,他只是想把学问做深做透,自甘寂寞,始终如一地按照自己的研究思路摸索前进,从不为潮流所动并坚持独立思考。他经常劝勉学生,要耐得寂寞,并一直秉持笛卡尔的行为守则:始终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欲望,不求改变世界的秩序。

“新宪法作为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章程,确立了社会和国家重大的目标和治国的战略方针。”陈云生觉得,宪法学科需要重建,其他法学学科同样也需要重建,但各法律的制定都要依据宪法。

在法学界,陈云生的身份非常特殊。1942年,他生于河北唐山专区平谷县(现为北京市平谷区),是乡村里第一个自主考上高中的学生、第一个大学毕业生,直至成为宪法学大家,被视为“从山窝窝里飞出的金麻雀”。

陈云生的求学之路是从邻村新建的一所初中开始的。那时,北京平谷东部、南部、北部地区的孩子们都涌向这所学校就读。报到那天,他们看到的却是一片空地:没有教室,没有食堂,开学第一课就是挖地基、盖房子。半年之后,简陋的教室和食堂才算建成,当地村民的房屋成了学生们宿舍和厨房。“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十六七岁的少年,每天清晨早起做饭,从未耽误早自习和上课学习。

参加工作之后,陈云生便投入到“八二宪法”的制定工作中,这项工作的牵头人正是他的博导、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张友渔。

放眼域外,宪法也被视为是最重要的法律。以美国为例,法院有权宣布违宪的立法无效。陈云生直言,“宪法至上”的学说已被全球各国广泛接受,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明确规定了宪法比普通法律具有更高的法律地位,有的甚至规定宪法中的某些条款不能修改。

两年之后,他始知可以报到。初到接收单位,行李未解,便接受组织安排下放农村,开始了两年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陈云生直言,起初很不适应,但经过半年多的磨炼,终于可以同当地农民一样光脚走碎石路、下水田扶犁插秧,还能挑一百来斤的水粪担子走在狭窄、湿滑的田埂小路上,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在广西农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耐得住饥苦和劳累,意志也因此变得更加坚韧,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困苦,都能够坚持下去”。

中国宪法学术界认识到要取得研究和教学进展,必须科学规范地界定宪法学的学科体系。与此同时,宪法学者们还提出了多个学科分类和研究方向,包括宪法社会学、宪法人类学、宪法政治学、宪法规范学、宪法阐释学和宪法史学等等。

“宪法学的宿命注定要和国家最高权力打交道。”当时,陈云生极力主张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这一提议经过宪法学界多代人的反复论证,最终在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设立。

在他看来,建立法治国家只是解决了治国方略的问题,至于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后续的一系列社会基础的改造和配套机制等问题,需要更深、更细的谋划与建构,其中最大的困难和挑战,莫过于适时地改造中国本土的法律文化的模式,以适应现代法治的生存和发展对法律环境的需要,“必须从最基础的地方做起,即首先在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实现现代法律、宪法的启蒙,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建成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

“做学问本身不要太多考虑学术影响力,那是政治和社会层面以及时人和后人是否认同和接受的问题。”陈云生表示,自己写的书可能要三五十年以后才有人有兴趣去深读,知道那时有一个学者做过这样的研究,“我不奢望这一代人都会理解”。

但他始终认为,这些虚名并不重要,最重要的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学术不能脱离社会,也不能与政治完全隔绝,有一部分学者将自己主要的学术兴趣和注意力放在直接为现实的政治、法律服务上面,这本无可厚非。但也应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即并不是任何针对现实问题作出的研究报告、提出的改进意见,都应当或可能被有关的政治决策机构接受和采纳”。

陈云生庆幸,如今自己在宪法和法学研究上之所以取得些许成就,端赖当时的语文老师的“不由分说”。“看来作为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不仅专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分,在学生人生道路上还可以提出最优选择的建议。”他说,自己至今都会想起那位可钦可敬的恩师,“是他指引我走上了最适合我发展的人生道路,师恩如山高似海深,铭记在心、永生难忘”。

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着力推进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机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在建立“违宪违法审查制度和机制”方面,作出了有原则性又有明确方向性的规划。

现代宪法通过法律文本和司法实践确认了其至上的法律地位。陈云生表示,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临着两大紧急任务:一是拨乱反正;二是重建国家政权机构,这两者都离不开新宪法的制定,新宪法适应了新的历史阶段,并能对其加以确认和规定。

“此生只向学问去,道他读书情也痴。”从此,陈云生真正踏上了专攻宪法学业之路。作为“副产品”,此次读博还赋予了他一个符号性标记:中国有史以来本土培养的第一位法学博士。

宪法学者许崇德曾将“八二宪法”的意义概括为“宪法重建”,法学界称之为“法治重建的起点”。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中,陈云生逐渐崭露头角,开始有了小名气。

1982年,宪法正式通过后,全国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宣传活动。陈云生说,当时从领导到专家,每个人都投入到了这场宣传热潮中,“作为其中的一员,我积极参与撰写和发表有关新宪法的文章,除了百余篇报纸短文外,还广泛参与全国出版的新宪法宣传小册子的编写工作,数量不下几十本”。

前述修正案不仅修改了“八二宪法”中的部分内容,还为中国宪法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课题,进而推动了宪法学的发展。针对宪法修正案,中国宪法学术界发表了一系列论证、释文和引申阐述性文章或专论,对修正案的意义和实质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

“它不光是个人努力奋斗的必然结果,更有赖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历史机遇的赐予。”陈云生认为,由谁成为第一位法学博士并不重要,如果说其中还蕴涵着某种意义的话,那就是中国宪法学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声誉,在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法学学科重建和发展历程中,曾占有一席显著的地位,“由宪法专业诞生中国第一位法学博士,虽非必然,但也绝非偶然”。

幸运的是,他所填报的最后一个志愿——北京政法学院最终录取了他,随即开启了法学领域的探索。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广西工作,但启程时接收单位发来电报说:“请暂缓报到。”在“文革”期间,陈云生暂时寄身平谷农村老家,这一住就是两年。在家期间,除了每天捡拾牛粪作为自留地肥料之外,别无他事可做,内心苦闷彷徨,时感前途渺茫,焦虑感与日俱增。

在学术生涯中,陈云生长期致力于宪法学、行政法学、法人类学和法哲学的研究,亲历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宪法修改、宣传与研究,对宪法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宪法行政法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等7所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终身荣誉专家咨询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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