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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得。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开展和改革开放的推开，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议论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一些人受“左”的思想束缚，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种倾向是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极端夸大党所犯的错误，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仅党内外非常关心党中央如何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国外也非常关注这一问题，并提出种种猜疑。这些状况表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是一个重大敏感而带有国际影响的问题，且变得日益迫切起来。如何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又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是对我们党领导能力、政治定力、执政地位、国际形象的重大考验。从国内看，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就可以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和国家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处理不好，就会造成极大的混乱，葬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党甚至会把自己搞乱、搞垮。从国际看，这个问题处理得好，有利于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和组织的团结，有利于第三世界人民的团结，有利于人类进步事业；处理不好，就可能带来一系列的严重问题。

提出三条总的指导思想，其中最核心、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1980年3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起草《决议》的三条总的指导思想，为《决议》的起草指明了正确方向。“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他特别强调：“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邓小平在有关讲话、谈话中不断阐发这三条原则，尤其是对这一条，他在各个场合一再讲，对各种模糊认识和错误进行了严肃耐心的说服教育。他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有起草小组成员回忆说：“如果不是（邓小平同志）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指导思想，那么《决议》就很难收到现在这样的效果，很难得到这样的好评，也很难使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思想上的一致、认识上的一致，在《决议》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向前看。”

提出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围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一核心问题，邓小平提出了许多指导性很强的科学方法。比如，对毛泽东的功绩和错误要分清主次。他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说：“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比如，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他指出：“应当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这样可以避免许多混乱。当然，这不是说毛泽东同志晚年没有发表过正确的意见。”比如，毛泽东犯错误的最重要原因是制度问题。他指出：“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他强调：“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比如，对于错误意见要顶住和引导。《决议》草稿形成后，针对“四千人大讨论”中出现的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他“力排错议”，指出：“讨论中间有许多好意见，要接受。也有些意见不能接受”，“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由于邓小平在当时争议最多、分歧最大也是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上，表明了党中央坚如磐石的立场和毫不妥协的态度，这就为《决议》排除干扰取得成功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

总之，邓小平的高超政治智慧，为《决议》的起草提供了总思路、总原则、总遵循，特别是在重大关键问题上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正是在邓小平提出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重要要求、科学方法指引下，《决议》起草牢牢抓住了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个关键，总结了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经验教训，分清了是非、统一了思想、增进了团结，推动了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决议》的制定，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提出“宜粗不宜细”的基本原则。《决议》该怎么写？邓小平为之确立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宜粗不宜细”。他指出：“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不能在旧帐上纠缠，要把大家的思想和目光引到搞四个现代化上面来。”在这一基本原则指导下，《决议》对党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作出比较概括的、粗线条的描述，不求面面俱到，也没有在细枝末节和次要问题上纠缠。这一基本原则符合当代史研究方法，因为《决议》涉及许多当事人和许多重要方针政策，对其作出的评价不可避免要影响到当前的大局，必须慎重。这一基本原则也符合历史认识的特点和规律，因为许多历史事实过去还不久，有待于进一步弄清史实真相，不断完善认识。

正确认识和把握问题至关重要，解决问题的时机选择同样至关重要。面对党内外的呼声，是否制定、何时制定《决议》，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也考验着党和人民事业掌舵人的政治胆识。在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的时候硬要去做，操之过急、草率从事，只会适得其反；在形势发生变化、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逡巡不前、犹豫不决，也会贻误时机，带来严重后果。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非凡胆识，集中体现在不该制定《决议》的时候急不得，该制定《决议》的时候等不得。

根据形势变化，1979年邓小平在领导起草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时提出，这个讲话要对过去30年作一个总结，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一定的说明，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能讲出一个新的水平。叶剑英国庆讲话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受到党内外高度关注，引起了良好反响。但这个总结毕竟是初步的，对党内外关注的重要问题不可能详细展开阐述。因此，党内外要求尽快作出一个正式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个时候，邓小平审时度势、综合研判，认为制定《决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不能再等了，否则就会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他果断决策，要求以叶剑英国庆讲话为基础，开始着手起草《决议》。他强调：“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针对有些人认为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主张不急于作《决议》，希望在召开党的十二大甚至更往后去解决的意见，他指出：“我们必须现在解决，不能由后代来解决，因为他们不了解整个历史。”“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站在40多年后的今天，回顾邓小平在重大转折关头领导制定《决议》的这段历史，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很多启示、智慧和力量。特别是通过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可以更加深刻认识到邓小平领导制定《决议》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可以更加深切体会到邓小平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的宽广胸襟和远见卓识。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邓小平领导制定《决议》的历史过程和丰功伟绩，永远照亮着我们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伟大征程。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

全民棋牌全国网络大赛开启新赛季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学习和弘扬邓小平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对激励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邓小平一生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其中一个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发挥了举旗定向、力挽狂澜、一锤定音的作用。40多年过去了，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复杂深刻变化，越来越显示出邓小平作出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非凡胆识、高超智慧和政治远见。

《决议》是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起草的，邓小平自始至终主持了《决议》的起草工作，为《决议》的出台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决议》的指导思想是他提出的，《决议》的框架结构是他设计的，《决议》对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评价是他认定的，《决议》对一些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的把握是他决断的。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先后17次就《决议》起草问题进行谈话，为《决议》起草明方向、定调子，其中收入《邓小平文选》的就有9次。可以说，邓小平一系列带有全局性的重大思想观点和战略设想，为《决议》的制定提供了根本遵循。

急不得。邓小平一向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在制定《决议》这个问题上，他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是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时机尚不成熟，为了安定团结的大局暂时不要碰这个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不少干部要求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邓小平主张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不要马上进行，他指出：“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也强调，对于“文化大革命”，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同志提出希望党中央及早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历史，像1945年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作一个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邓小平重点阐述了在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性的思想政治问题，实际上也就表明了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鲜明立场。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这一悲剧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毛泽东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当时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引发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后来的事态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苏共从彻底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和攻击列宁、否定和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整个苏联共产党，彻底歪曲和丑化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整个历史，从根本上瓦解了社会主义大厦的所有支撑，结果就是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

在邓小平指导下，《决议》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主要点，作了十个方面的概括。这实际上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理论概括，初步提出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决议》对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重大历史课题进行了积极探索，显示出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为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做了充分准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奠定了重要基础。

提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要求。邓小平强调：“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 一定的历史条件。”“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邓小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这个重大问题上，邓小平不是从个人感情出发，而是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从党的历史和党的事业出发，从全党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这一点尤其令人感动和钦佩。邓小平指出：“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他要求“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在邓小平指导下，《决议》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对毛泽东的评价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正确分析了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论述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得出的结论经受住了历史、实践和人民的检验。

《决议》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呢？总起来说，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促进了全党思想解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内外出现了对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特别是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和评价的呼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这是对邓小平领导制定《决议》的历史功绩的科学概括和高度评价。应当看到，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同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两个相互联系的历史课题是一个总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历史课题没有解决，另一个历史课题的解决也就无从谈起。从根本上讲，这两个历史课题具有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因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邓小平多次强调：“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

所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待自己的历史、对待自己的领袖人物上，态度始终是极为严肃而郑重的，展现出一个真正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风范。试想一下，假如当时邓小平没有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也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那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变化中倒塌了，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失败了，那社会主义实践就可能又要长期在黑暗中徘徊了，又要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幽灵在世界上徘徊了。”中国由于在关键时刻有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果敢决策，正确解决了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就避免了犯“历史性的大错误”，从而为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党和人民事业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沿着邓小平指引的正确方向，我们党不仅在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时顶住了冲击、经受住了考验，在世界上把社会主义的旗帜举住了、举稳了，而且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使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抚今追昔，横向对比，令人感慨，也令人深思！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决议》的起草之所以事关重大，是因为它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前党的历史，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了评价，特别是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分清了是非，纠正了“左”右两方面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思想，对推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更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从当时还是今天来看，《决议》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都是关乎党和国家发展方向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

邓小平指出：“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总结历史属于向后看，但向后看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这种“向前看”的鲜明导向，不仅体现在《决议》的指导思想和精髓要义上，也体现在通过历史决议的时机安排和场合选择上。《决议》是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正如邓小平所希望的：“力求在十二大前的中央全会上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问题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作一个结束。十二大就讲新话，讲向前看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