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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豪早已不需要一个“18岁生日”来标榜自己的“成年”，但他仍然认可这段经历是一份足够有价值的成人礼。诚然，成人的世界也没有一帆风顺。4月3日晚上，店长告诉潘文豪，自己的妹妹要到店里帮忙，第二天无需去上班。

他先是打路边看到的招工电话，无果后转向58同城，遇到了两个机会。一个是在KTV当服务员，潘文豪按照事先沟通的工作时间到店，结果到了才发现还需要提前面试。等第二天再来时，他又得知有同来面试的人被要求缴纳800元押金。另一个机会是在电影院负责检票，沟通还算顺利，直到对方拿出一份最短为期10天的劳动合同。10天，太长了。

他从一开始选择上海，最直接的原因是短视频里的陆家嘴“三件套”。但直到失业这天——到上海的第7天，他才真正来到陆家嘴，看到那三座高耸的大楼。

在列车上的28个小时，他多数时间望向窗外，看那些勉强算“过得去”的风景。这次出走是不告而别，高考倒计时牌翻到71天，他不在乎老师亲友会如何想，也不打算为异乡生存提前谋划。

潘文豪能感觉到提升是有限的，而且备考过程中，家庭的压力依然落在肩上。考前一周左右，爷爷病重到失去行动能力，和潘文豪住到了一起。父母都没有出现，那段时间在学习之外，潘文豪还要给爷爷喂饭，抱爷爷上厕所，推着他出门晒太阳，抱他上下床。

现实很快撕开了对大城市的虚浮向往。潘文豪面对诸多未知，但至少知道了两件事，什么样的餐馆不必进去，什么样的住宿不用考虑。第一天几乎花去一半的资金，“游戏”就这样开始了，而“游戏”的“生存”属性，也立马显现出来。

高考的意义，同样在他的认知中不断游移，飘忽不定。高中以前，潘文豪对于读书改变命运深信不疑。随着情绪和心态的变化，高中之后，高考在他的认知中不再与成功、命运捆绑。他从没想过要上什么样的学校，抑郁状态严重的时候，高考更是显得毫无意义。

与其说是他在仰视三座楼，不如说“三件套”在俯视着他。潘文豪一直自诩有些年少轻狂，但当他真的站在那里，看着在附近玩耍的一家三口，有一种明显的距离感，那是另一个圈子、另一种生活。

这个生日，潘文豪孤身一人，却也和过去数年在贵州时的状况无二。这场成人礼，父母不在身边，却也和他十余年成长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一致。回顾成长道路，潘文豪觉得自己几乎是独行而来，父母缺席了无数个日日夜夜，而他为自己摒着一口气，与生活交锋。

站在黄浦江畔，潘文豪觉得对岸的浦东天际线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震撼。在那个时刻，他希望自己是这座城市的一分子，那个高楼林立的地方是自己奋斗的所在。然而，这种念想很快被击碎在外滩附近的一处家常菜馆。他坐下后把菜单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彻底没了胃口，“基本上连炒个白菜都要四五十”。

潘文豪总是相信，只要是自己想做的事，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行。他会习惯性地给自己加难度，就像高中选科的时候不假思索地选择了物理化学生物，只因为觉得难度更大，哪怕那时成绩已经开始下行。

从幼儿园开始，潘文豪的印象中父母就总在吵架、拍桌子，甚至动手。小时候他站在沙发旁边，比沙发还矮上一截，大声哭喊着说“你们不要吵了”，一遍又一遍，没有人看他一眼。这个画面根植在记忆里，挥之不去。

在很多人眼里，潘文豪也应该贴上励志的标签。他有着无数成年人所不具备的坚毅，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是“以精神对抗物质”，为许多同样身处绝境中的人提供了生活的希望和勇气。

他最终没有成功，也错过了能够回到网吧的末班地铁。那天从外滩离开，共享单车上的他骑着骑着开始笑起来。那一刻他只觉得畅快，在又一场刺激的游戏之后有些佩服自己。当晚的落脚处是一家便利店，一夜冷醒了好几次。

在周遭寻觅了半小时后，他躺在了一处长椅上。这晚睡得并不踏实，三月的凉意在早上6点多再次把他叫醒，他又转到一家便利店，勉强睡到10点左右。

第一天工作的时候，潘文豪见过一个另类的“三件套”。那天在店里的仓库，他给自己拍了一张仰角的自拍，和陆家嘴网红打卡视角一样。照片里，他的面部一片昏暗，身后三个货架高耸着，看起来和“三件套”一模一样。

宛如游戏加载过程中出现了NPC，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成为旅途的点缀，但于主线无碍。潘文豪饶是淡淡的，无喜无悲，对于越来越近的上海和未知生活，也没有表现出紧张情绪。

家庭情况不稳定，学习成绩产生巨大落差，2023年5月，17岁的潘文豪在医院被诊断为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有时候和别人正讲着话，他能听懂每个字，但会突然听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发呆发愣、没有食欲、睡不着觉，抑郁状态开始蚕食他的生活。但他没有接受药物治疗，觉得药物有副作用，自己不吃也能好，但后来的情况并没有丝毫向好。

最终，到上海第一天的消费在潘文豪的视频记录中是这样的——“坐两趟地铁7块，吃了三个东坡肉包10.5，买了瓶雪碧3.8，总共花费21.3元。”第一晚，他找了一家民宿的八人间入住，花了42元。对潘文豪的可用资金来说，这是一笔巨款，但就住宿体验而言，环境并不理想，甚至说有点糟糕。

那个在车上度过的凌晨时分，窗外映着墨蓝色的天空，漆黑的树影划过，偶尔在间隙中露出一点远山的轮廓。潘文豪用手机拍了一段视频发布，失焦的镜头下一切都是朦胧的。

成年的第一天，潘文豪正式开始了人生第一份工作，拿到了人生第一笔工资，几乎拯救了这趟疯狂的上海之旅。那天晚上他拿着这笔钱，找了一家109元过夜的浴池，洗了到上海后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澡。即使大厅里有人打呼，他也还是睡了最踏实的一觉，环境是干净的，他也没有被冻醒。

潘文豪不确定之后还能否再回到服装店，尽管手头还有余钱，但经历过头几天的拮据，他决定尝试把出发前准备的球衣卖掉，以防万一。

“你真的很勇敢，我今年也要面临高考，我也感到十分迷茫……一百块钱能在上海生活八天真的很厉害，或许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也应该努力去试一试。”

6日在飞机上，潘文豪没有什么不舍，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情绪，就和来时一样，仿佛两座城市间的一来一回是稀松平常的事。他那时手头有200多元，比来时稍多一些。

过夜也仍是一道坎，民宿不再是选项后，潘文豪在30日这晚选择了一家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凌晨两点，店内的音乐声陡然增大，他意识到自己并不受欢迎，于是悻悻离开，发布这条视频的时候，他配文说“我才是打扰的那个人”。

也是这一晚，潘文豪手上的钱所剩无几。如果不是事先撤下了在二手平台上挂售的鞋子，退回28元保证金，他在拿到第一天的工资之前，余额就会彻底归零。

去上海前，抑郁情绪已经把潘文豪拖到崩溃边缘。到远方的大城市流浪，对他来说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他不太愿意将之形容为“逃离”，更像是“自救”。

但是进入高中以后，成绩突然开始断崖式下跌。潘文豪的时间也不再大量投入在学习上，时常请假，上课走神，一有时间就去打篮球。高一的期末成绩单上，满分600分，潘文豪只考了255.5分。高二那年，他撕掉了家里贴着的所有奖状。

但是潘文豪对于“成功”的理解，还藏在一处暧昧不清的空间里。一方面他并没有足够具体的目标，另一方面他认为只要一直坚持着不放弃，也是一种成功。唯一可量化的，是他有自己想要的第一辆车。以前是迈巴赫，后来是路虎揽胜，这两款车的模型成了今年生日朋友送的礼物，而他把自己的预期又再往下调了调，换成了奥迪A6。

“游戏”的地图设定在魔都上海，他对这座城市唯一的印象，是短视频软件里的陆家嘴“三件套”（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和上海中心大厦）。直插云层的高楼大厦带来最直观的视觉震撼，对当时还在贵州的潘文豪有着天然吸引力。他偶有听过，上海或许排外，物价似乎很高，这些信息可视为“地图”的难度属性，要玩就玩难度大的。

一个人的状态，潘文豪早已习惯了。早饭买个便利店的面包，晚上炒个白菜，就点“老干妈”下饭，或是把蔬菜洗净，简单水煮，要做荤菜的话，顶多是水煮鸡胸肉。对于自己的厨艺，潘文豪的判断是“能吃”。但即便是以往父母未分开时，家里其实也没怎么开过火。

betway亚洲唯一官方入口在上海的八天，潘文豪走进夜幕下的外滩万国建筑群，仰视高耸入云的陆家嘴“三件套”。更多时间里，他为温饱奔走，做日结工，睡快餐店、便利店、网吧和露天长椅，洗过一次澡，一度在身无分文的“生存线”挣扎。

他相信自己能行，但对于这场游戏的结果，也并没有多么积极的预设。在出发之前，他脑中描绘过几个最窘迫的画面。睡在大街上，被其他流浪汉攻击。或者没钱吃饭，去餐馆别人吃完后的桌上赶紧填填肚子。

大概从小学高年级开始，潘文豪逐渐意识到父母的争吵像一种“拖累”，给他带来的只有负面影响。他不断要求自己不受父母影响，去表现得更成熟，像个成年人。从小学到初中，他的成绩一直都算在年级前列，不需要参加补课，家里还贴满了奖状，包括中考志愿在内的大大小小的选择，完全都是自己决定。

邻座是一位湖南株洲的老师，两人相处了四个小时。一路上，老师给了他橘子、柚子，留了微信说有困难可以联系他。在聊天框里，他们各自表明了身份，此后再未联系。

生在这样的家庭，潘文豪心里也会有一股不服。“你们家庭幸福美满又怎么样，我一个人也可以比你们强。”从小学到初中，他在学习上是攒着劲的，从运动会到数学竞赛、优秀学生，家里奖状贴了不少。成绩不算顶尖，但也一直不错。中考他考了610分，进入排名还算靠前的贵阳六中。

前一天晚上，网友建议他可以考虑去网吧过夜，若非刚好迈进法律意义上的“成年”，那一晚潘文豪甚至进不了门，更毋宁说发现店里有生日特惠的意外之喜，最终只花了6.6元。他买了一碗8元的方便面，算是为自己庆生，任何时候想起那碗面，都觉得无比美味。

直到第三天下午，他终于通过闲鱼找到一份服装店工作，工资日结180元/天，当天就去店里学习，工资次日起算。店长是名干练的女性，对潘文豪算得上照顾。3月31日，他的晚饭是店长给的一块蛋糕，之后也偶尔会收到一瓶牛奶，或是几块饼干。收货验货、上架下架、迎来送往，这份工作他干得还算得心应手。

那是一件科比的24号球衣，初中时他在拼多多买下，花了大概50元。把它带到上海，本就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可以的话他希望能卖100元。4日晚上11点左右，他来到人流依然密集的外滩。

他喜欢科比，喜欢那场狂砍60分的退役之战。尽管身高不到一米六，但他说自己只要站上球场，不论对手多高大都会全力防守。他喜欢日向翔阳，动漫《排球少年！！》里的矮个子副攻手。他也曾在排球队担任过主攻，尽管那场比赛的成绩并不尽如人意。他还为奥利维拉的故事深深折服，这是一位从巴西贫民窟走出的自由搏击世界冠军。

下车后，他才开始搜索上海穷游去处，也才知道有个地方叫外滩。网上说那里景色很好，也不收费，还能坐两块钱的轮渡。于是，这便是他的第一个目的地了。

在这个宛如另一世界的地方，潘文豪意识到，上海只是插曲，不是答案。他还有一场人们都说很重要的考试，还有不愿放弃的漫长前路。他要再拼一次，虽然结果未必如意。

母亲经营一家麻将馆，父亲曾在工地上班。上小学之后，独处就成为潘文豪的常态。到了初二，父母正式离异，潘文豪跟着父亲，生活费由母亲提供，每次拿200元，隔段时间用得差不多了再要。潘文豪上高中后，父亲换了一份宿管的工作，他便基本都是独居。

6月24日晚，贵州高考分数公布，潘文豪考了350分，比高三最近一次有记录的模拟考试高了大概80分，但他并不满意。他仍然觉得，只要自己想学，一定能够学得更好。

总有一些零落的瞬间，潘文豪心底埋藏的情绪会流露出来，悄悄地刺痛一下。小学初中看着同学被父母接回家，一家三口在校门口其乐融融，他心里也会不是滋味。甚至高考之前，潘文豪一边看着考生在家被当成“大熊猫”对待的玩笑，一边孤零零地咽着自己“对付”的饭菜，心里还是难受。

两天时间里，潘文豪在上海各处奔走，感觉自己像只“无头苍蝇”。他对上海的地理区域没有任何概念，而各个面试地点之间往往跨区。通勤只能完全依赖地铁和共享单车，不像贵阳的路边有共享电动车，在上海，潘文豪一天可能要蹬十几公里，只觉得“腿巨痛”。

于是，初春的深夜，外滩华灯之下，一个挂着金牌、拿着球衣、背着包的瘦小身影奔跑在人流之中，寻找洋人面孔。他推销的话术很简单，也一次次被拒绝得很简单。即便如此，他还会继续询问能否和对方合影，他的视频里也留下了不少外国青年的面孔。

除了赚钱之外，这也是他为自己设置的一次挑战。他做过mbti测试，内向（i）的比例维度一度是百分之百。向路人搭讪已经是巨大的突破，而他刻意调高了难度，以在贵阳很少见到的外国友人为目标，用英语展开推销。开始之前，他给自己做了半个多小时的心理建设，那天他还挂上了一块学校微型马拉松比赛的金牌，想着这样别人或许更愿意搭理他。

父亲则在八天内和潘文豪全无联系。潘文豪直到返回贵阳后才告诉他这件事，父亲没说什么。等到全程回顾视频收获了几十万点赞，他才表达了一些赞许。网上铺天盖地而来的评论中，最高赞的一条是“一份意义深厚的成年礼”。

4月5日，在上海的第八天。这天潘文豪回到了服装店工作，但是一直以来睡得不好，他已经感冒了三天，觉得头疼和头晕。在苏州的朋友说打算从上海回贵阳，可以帮他一起买张机票。纠结了很久，潘文豪和店长说了句“有缘再见”，决定给上海之旅画上句号。

但对他来说，高考本身仍然没有多么鲜明的价值。或许是因为一贯认为自己能行；或许是过往成绩优异，没理由不再拼一次；也或许是为了自己在视频里放出的话，要争一口气，回到贵阳后的两个月，潘文豪大概每天12点睡，6点多起，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备考。但此前落下的实在太多，以至于备考过程到后来有些令人绝望。

找到工作后，按店长的推荐，潘文豪大多选择在连锁快餐店“老乡鸡”解决温饱。从到上海开始，他几乎每一餐饭都会做到百分之百的光盘，一碗番茄炒蛋甚至连汤汁都不会剩下。

接受，是潘文豪如今基本形成的态度。他说“我有我的命”，家庭所带来的困难，某种程度让人生显得更有意义。接受不是认命，而是不再埋怨。但追根溯源，家庭生活的欠缺造成了太多的不同。

潘文豪也很意外，他从没想过这些视频还能够给别人带来帮助。视频评论区有各式样貌，创业者、沪漂、单亲妈妈、同届考生，有的是过来人，有的是后继者，关于人生、命运和选择的故事聚在一起，在视频平台中撑出一片小世界，垒起互相鼓励的回音壁。

那样放任自己，潘文豪找不出具体的原因，或许只是那口气撑不住了，他觉得还是怨自己。他也尝试过有意识地努力学习，但是坑已经挖得太大，即使再聚精会神，已经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了。

他相信除了经济能力之外，自己对于父母无所依赖。或者换句话说，除了给钱，他几乎回想不起父母还为他做了什么。因此，他可以从贵阳不告而别奔赴上海，且对身后表现得满不在乎，甚至幻想过就此留在上海。

4月1日晚，潘文豪下班后拿到了第一笔日结工资，180元。否极泰来，这是他到上海的第四天，从濒临身无分文的境地缓了过来。从三月跨至四月，一切似乎有了好转。

考前不久的一天，他的晚饭是“老干妈”煮方便面饼，吃着吃着突然情绪有些崩溃。“实在是太难吃了！”有时候潘文豪会想，自己现在身高不到一米六，或许也和从小到大没有好好吃饭有关。

关于生日的记忆，绝无仅有的温馨时刻是在潘文豪小学低年级时。那年，他和父母一起吃饭，一起逛街买新衣服，左右手各牵着一人。再下一段记忆，便是初中时自己一个人在篮球场待了一天，然后吃了餐肯德基。之后是高一的生日，凌晨刚过，一通电话打来。原本期待着祝福的潘文豪，却听到电话那头在抱怨两人又吵架了。那时父母早已离异，潘文豪被气得落泪。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父母是否记得当天是他的生日。

这两种情况所幸都未发生，但手机钱包的余额不断敲响着警钟。3月30日，到上海第二天，“地铁5块，中午小馄饨10块，下午萨莉亚肉酱饭15块”；3月31日，到上海第三天，“中午买了个肉包2块，一根淀粉肠3块，挑了好久才买到2块的水，坐地铁花了4块”。

次日贵州高考分数线公布，物理类的本科批是380分，潘文豪的“不甘心”更甚。面对并非遥不可及的差距，他目前打算复读，再来一年，相信自己不会放弃。

那三根所谓的“定海神针”，似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可以在繁华都市，也可以在普通打工人的日常之中。而它的压迫感所指向的，也远不只是富有之于贫穷。对潘文豪来说，隐在身后张牙舞爪的“三件套”，或许是家庭、学业和抑郁情绪。

走的那天，他在视频里说：“离高考还有六十几天，我打算再拼一把，看看还有没有奇迹，希望我能考入上海的大学，延续我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至于上海，这趟旅程还是改变了他对大城市的憧憬和向往。原来想过在上海混出个样子，后来发现，没钱在哪里其实都一样。他把车票和机票收进存放礼物的盒子里，告诉自己一定会再去上海。

决定去上海后，潘文豪以频繁头疼为由，让母亲帮忙向学校请了个长假，自己在家复习。母亲并不知道儿子的计划，直到他在网上发布视频。3月30日，人在上海的潘文豪接到母亲的电话：“臭小子，吓死我了！”劝说最终无果，母亲也未能像电话里说的那样，“来抓他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