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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汪栗看来：“一方面是时代在进步，女性地位提升了，对生育有了更多自主选择权，另一方面是科技进步了，如辅助生殖技术的出现，给了不少育龄女性延迟生育的理由。”

伍颖所在的是另一家区综合性医院，“我经历过产科最高峰，一个月生孩子的有400多个，每天都在加班，现在一个月最少时只有七八十个，多的时候也就120多个，差不多只有高峰时期的1/4。”

来自区综合性医院的产科医生华敏（化名）也表示，其所在医院产科尽管没有关闭，但她对自己的职业前景并不乐观，“生育率下降了，我们的业务量也一直在萎缩，病区床位数也减少了一些，划给了其他专科去了。目前，我们也在顺应形势做一些转型，譬如往生殖医学方向发展，但生殖医学的发展也是需要市场需求来支持的。”

在上海，相对于三甲产科专科医院，区综合性医院、区妇幼保健院产科面临的压力更大。即使还没到关闭的地步，一些医院也正经历“产科病床不断缩减”的现实。

对于产科遇冷的现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生育率下降，尤其是在经历了2016年生育高峰之后，全国各地出生人口数量下降趋势明显。2017年至2023年，全国出生人口数量为1723万人、1523万人、1465万人、1200万人、1062万人、965万人、902万人，数量逐年递减。

伍颖也有一番期盼。在她看来，其所在的医院产科年龄结构相对较好，大部分医生在30岁上下，“对于我们妇产科低年资医生来说，他们会在妇科和产科之间轮转，今年可能在产科，明年就在妇科，这就意味着产科业务量的减少，对大家的收入影响相对还是少的，同时即使产科医生少了，也能有妇科医生一起参与24小时值班，来保证分娩安全。”

相比过去时常加班的忙碌，伍颖如今都能正常上下班，工作也算充实，“病人少了，但对我们的工作要求更为严格了，就单个孕产妇而言，我们付出的工作量其实比以前多得多，管理也更加细致了。”这是伍颖以前从未有过的体验。

“以前，在我们业内有句流行语：金眼科，银外科，累死累活妇产科。”上世纪90年代末，汪栗成为一名产科医生，那时她30多岁，加班成常态，产房里孕妇的叫声此起彼伏，手术一场连一场。身体原因让她不得不从产科转到行政岗位，“是被逼着转型，毕竟作为产科医生，锻炼的机会很多，孕产妇也不愁。”

那时的汪栗，从没想过医院产科会有关闭的一天。但这些年，她还是看到越来越多的产妇往三甲专科医院挤，区域内的妇幼保健院建卡人数也逐年减少，只能无奈接受这一现实。曾与她一同并肩作战的产科医生们，一部分也开始从事行政工作，还有一部分去了院感科。

汪栗记忆犹新，就在一年多前，医院产科关闭时，有产科医生跑来对她说“我们是跟不上时代的一组”“被人嫌弃的一组”，“特别是一些年龄大了的产科医生，他们的内心是很失落的。”

汪栗在上海一家区级综合性医院工作，见证了医院整个产科的发展历程。“从过去的‘一床难求’逐渐变得‘门可罗雀’，再到彻底关停，部分产科医生去了行政部门，另一些去了院感科。产科一关，妇科也跟着萎缩。”

在段涛看来，出生人口的下降原因很复杂，其中一大原因是经济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在某种意义上说，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成反比例关系。这是一个很难去打破的魔咒，这不单单是中国的问题，全世界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但是外来孕产妇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原先在我们产科最高峰时，4/5都为外来孕产妇，但最近这些年，外来孕产妇降得很明显，有些是为了孩子读书考虑，大家更愿意回老家生了。”伍颖这样感慨。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名誉院长程蔚蔚也认为，未来产科要做的还有很多，“比如对孕产妇的关爱服务，包括对其心理、睡眠问题以及营养健康的关注，还有产后门诊、新生儿儿保工作的开展等等，只有积极去应对当前产科带来的挑战，才能真正推动这一学科的良性发展。”

“生的人少了，产妇更愿意跑去大医院建卡，毕竟大医院对疑难危重情况的处理更有经验，区级医院往往承担的是普通孕产妇的分娩工作。”一名三甲产科专科医院产科医生表示。

事实上，中国助产资源还谈不上充裕。据财新周刊援引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截至2020年，中国每万人就有33位护理员和助产人员，分别是芬兰的七分之一、澳大利亚的五分之一、加拿大的三分之一、法国和日本的四分之一。

在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当下，产科正步入“寒冬”。2024年2月末，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段涛教授发文呼吁“救救产科”，引起诸多产科医生共鸣，也道出这一群体的隐忧：产科关闭后，我们转行做什么？

伍颖有时也会担忧，随着医院产科的萎缩，愿意来做产科医生的人也会越来越少，“作为规培基地，过去我们一届最多招到过4个（规培生），但现在一届只有2个，从2012年成为规培基地至今，我们总共毕业了15名规培生，有2个不做医生，有1个转型做了b超医生。”伍颖说，或许今后招生会越来越难。

一项官方统计解答了女性“不想生”“不肯生”的原因。根据2023年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在上海常住人口中，不打算生育（下一个孩子）的最主要原因为“对现状满意”，占比近半，为41.8%；其次为“抚养成本高、经济负担重”，占比28.5%，“年龄或身体原因”占比13%，其后依次为“其他”“子女无人照料”“希望生活更加轻松自由”“担心工作或个人发展受影响”“缺少合适的入托、入学公共服务”（并列）“其他家庭成员的意见”（并列）。

2024年3月2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下称《通知》），强调公立医疗机构要承担产科服务兜底责任。根据要求，人口30万以上的县（市、区）原则上至少有2家公立医疗机构能够开展助产服务，人口30万以下的县（市、区）原则上至少有1家；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地区要保障相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具备助产服务能力。

需要关注的还有产科服务本身的经济特性。一名三甲专科产科医院负责人表示，业务量决定着产科绩效的考核，也决定了产科医生的收入。在国家对医院绩效考核的标准下，产科不涉及高等级的四级手术，这让产科在医院科室考核中不具有优势，“还有很矛盾的一点是，产科要做得好，应该是预防保健做得好，而不应该去考核重点病种，产科与其他科室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把关口前移了。”

这样的担忧，也存在于儿科医生、幼教等诸多群体。正如段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产科的分娩量下降，直接影响到的是儿科，因为孩子少了，儿科的业务也少了，相应的，孕婴童产业，教育培训机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整个教育体系和产业都会受到影响。”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全国妇产（科）医院数量从2019年的809家下降至2021年的793家，减少了16家。同时，全国妇产（科）医院病床使用率也从2019年的52.24%下降至2021年的44.08%。

“忧愁”之外，也有另一种声音。“产科关闭并非洪水猛兽，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一名三甲专科产科医院负责人认为，当下更要正视现状积极应对，考虑如何把产科做得更强。

年龄是产科医生转型的最大障碍。45岁的产科医生伍颖也有一番感慨：“如果你还年轻，就还有资本学习新的东西转岗，但年纪大了，上了50岁了，就不会再去考研，转型就很难，或者就只能去做做医疗无关的工作了。”

元博网54岁的产科医生汪栗（化名）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末产科的忙碌：一个晚上8个剖腹产，2-3天翻一个班。下班回家洗个澡，睡一觉，醒来马上又要奔赴产房。但就在一年多前，医院的产科悄无声息关闭了。汪栗还记得，产科关闭前，有时一整晚一个剖腹产病人都没有，除夕夜也没有一个新生宝宝诞生。

作为一名区级综合性医院产科医生，伍颖（化名）看到科室孕产妇分娩量降至高峰期时的1/4。她坦言，“正因为产妇少了，我们有机会‘充电’，在孕产妇管理方面做得更加细致，将‘生的多’转变为‘生的好’。”

当前，医院产科关闭已不是个例，纵观全国，浙江、广州、福建等地多个省份的医院暂停或取消分娩服务。仅仅一年多来，经媒体公开报道的就已经超过了10家。

纵观全国，医院产科关闭也不再是个例。一年来，浙江、广州、福建等地多个省份的医院暂停或取消分娩服务，仅媒体报道的就超过了10家，目前大多仍集中在中小型医院。

“尤其是一些综合性医院，不要完全放弃产科，尽管产科经济效益低，但责任重大，一名孕产妇背后是两条生命，一旦产科萎缩，人才队伍也随之流失，母婴安全保障也将很难实现。”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临床经验的产科医生，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名誉院长程蔚蔚也发出这样的呼吁。

伍颖解释，相比20多年前，现在分娩量尽管下降了，但接诊的高危孕产妇多了，“过去，分娩人群中，20多岁女性是主力人群，40岁以上分娩的女性很少，但现在无论是头胎还是二胎，都是30岁以上女性是主力，20多岁的人很少，还有很大一部分是40岁以上的人群，这种变化近五年来特别明显。同时，这些孕产妇在经济条件方面也更好，对于临床服务的需求也显得更为多元化。”

“作为郊区一家区域医疗中心，我们医院的产科服务功能一定会保留下来，我们同时还服务了周边四个镇。”为稳定产科医生队伍，华敏所在的医院对产科医生的薪酬待遇给予一定倾斜，“不少综合性医院会考虑将妇产科放在一起算绩效，我们医院也是如此，这样一来，产科医生的收入会相对稳定。”

“正是分娩量的下降，可以让我们产科医生有余力、有时间去应对这部分高龄、高危的孕产妇，给予她们更多的关注，从而来确保分娩的安全性。”伍颖进一步表示，过去，产科遇到的孕产妇大多数是普通案例，而现在医生要做的，是努力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不仅仅是硬件设施的整体提升，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在新生儿抚触、家庭参与、孕妇学校等方方面面给予孕产妇家庭更好的体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