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中国在推动和引领新型全球化进程中，还面临若干难题，如内部利益的冲突和调整。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而言，解决外部挑战的关键在于做好自己的事。归根结底，是要让发展成果惠及最广大人民。如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提升保障力度，平衡供给侧和需求侧，做大做强国内市场，释放14亿人的消费能力和创新动力，提升民生保障和财富再分配力度。

中新社记者：中国倡导的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有何内涵和价值？如何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

翟东升：“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如果排除了中国和印度，就主要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崛起，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崛起。原因在于，从经济数据来看，它们占全球GDP和国际贸易的比例并没有持续的趋势性变化。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在工业化的阶梯上获得明显跃升。但通过联合自强，借助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国际合作框架，“全球南方”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的确不可小觑。

西方智库和媒体造出“全球南方”这一概念，潜台词是想离间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用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要求中国。但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明确永远站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边。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一道，利用多个国际平台，推动国际制度变革，让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均能从中获益，才能实现普惠包容的新型经济全球化。

本轮全球化的调整期会持续多久？我个人认为会持续较长时间。首先，上一轮的调整期是31年，两轮世界大战导致应力释放快速且充分。而这一次，大国之间至今并未直接开战，此前全球化上升期所积累的各种应力，比如贫富分化、多元文化冲突、国家间力量失衡等，没有快速释放，而是以缓释的方式展开。所以，这轮全球化调整期估计会以时间换空间：不像上一轮那样惨烈，但恐迁延日久。

例如，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中国的态度不是彻底排斥，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根据自身发展阶段，逐步开放市场，渐进融入世界，持续产业升级，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和数字化变革。

翟东升：全球化的历史趋势，源自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源自世界各地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源自消费者对更低成本和更好产品的持久需求。因此，长周期看，全球化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是，历史的演进是曲折的、波浪式前进的，因为主导人类历史演进的力量，除了市场还有政治和安全因素。恰恰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狂飙突进，激发了后金融危机时代美西方社会内在的反抗性力量。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全球格局面临深刻调整，“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在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南方”国家扮演了何种角色？

国际足联全力支持中国足球发展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和必然趋势。数十年来，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各国民众交流往来，推动科技变革与人类文明进步。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化进程面临新形势，全球治理也面临新挑战。

以“构建发展共同体，共创人类新时代”为主题，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第二届通州·全球发展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受邀出席论坛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翟东升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读全球化的新形势和未来发展方向。

翟东升：中国提倡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很有针对性和必要性。这意味着，推动多极化的进程，既不能失序也不能搞霸权，全球化应惠及广大人民。

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区域国别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特聘研究员，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区域国别学，多年来在国家对外经济关系、货币与金融的政治经济学、美国研究和欧洲研究等方面建树颇丰。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教学与研究》《现代国际关系》、ECONOMICS& POLITICS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数十篇。

中新社记者：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趋势，但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化面临什么样的新形势？

2008年以来的世界政治经济变局，本质上就是对此前这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的一种回调与修正。上一轮逆全球化周期，或者说全球化的上一个调整周期，是1914年至1945年，其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萧条和一次贸易保护浪潮。正因如此，中共二十大报告用动荡变革期来概括当前时代的特点，是准确而及时的。

2008年之前的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南方”国家发生了“分化”，既有崛起之国，也有很多原地踏步，还有些甚至出现了去工业化和现代化倒退。所以，不是简单一句“融入全球化”就可以实现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发展的道路上非常拥挤，还到处是坑，不存在一个简单明晰且可复制的普适性方案，必须根据国家自身的禀赋和国情，结合变迁中的国际环境制定适当的发展策略。

尽管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还相对有限，潜力却很大。全球80亿人口，南方国家约占56亿。如果这七成人口能逐步走上社会变革、治理提升、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那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持续和强劲的增长动力，中国经济的外循环空间也将大大拓展。

过去中国经济规模小，是以开放促改革，如今中国经济规模大了，则能以自身改革促世界开放。正因如此，中国才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新型全球化提供更大市场和更多创新产品与服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