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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写于公元3世纪末,这说明在陈寿写完后不久,它就传到了新疆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在新疆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二十余年的陈凌说。
云顶国际平台残页出土后,考古学家郭沫若将之与传世的宋代刊本《三国志》比对,除了七处文字上的细微差异外,整体内容完全一致,此后又有机构做了纸张年代鉴定,最终得出结论——这张残页,出自一本诞生于公元265年至420年间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三国志》是正史,只有一定级别的人才能抄写,所以它应当是通过官方途径传入新疆的。”陈凌说,“安乐古城南佛塔出土的这份残本对于我们研究汉字的发展,是一份很好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它在边疆地区的出土,反映了中国传统史学传播范围之广,对理解中华文明一体有很大的意义。”
数千年来,随着商人和士徒往返于中原和西域,两地的文化也在不断交融。气候干燥的吐鲁番盆地,留存下许多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交往的文献佐证,其中便有《论语》《千字文》《仓颉篇》这些随处可见的启蒙教材。
实际上,新疆不止出土过这一份《三国志》抄本。1909年,北魏时期写本《吴书·韦曜华覈传》出土;1924年,晋写本《吴书·虞翻传》《吴书·虞翻陆绩张温传》出土;1965年,晋写本《魏书·臧洪传》和《吴书·孙权传》出土……一共六份抄本,证明了这部历史巨著在当时的西域也颇受重视。
“比如南朝梁周兴嗣编的《千字文》,也是大概魏晋南北朝后期就传到新疆了,它是通识教育的读本,传播得更快,”陈凌说,“能够把中原的这种基础教育内容同步传到这个地区,意味着当时的中央政府可以有效治理新疆,如果做不到有效治理,那么这东西是不会这么快传过来的。”
20世纪60年代,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M363出土了一件《论语·郑玄注》抄本残卷,这是一位名叫卜天寿的学生的课堂作业,他在纸上还写了几句俏皮话,请求老师早点儿放假:“写书今日了,先生莫碱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
从残卷的抄写内容可知,卜天寿的课本不仅有《论语》,还有《千字文》,虽然他只有十二岁,但字体工整有致,并非一朝一夕可以练成。
这份抄本使用的纸张和字体都颇为讲究。陈凌说:“它的纸张尺寸是当时中原地区标准的一尺大小,使用的字体则介乎于楷书和隶书之间,也就是说,它大概抄写于魏晋时期字体产生转变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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