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的发展、漕运的兴衰、船舶的升级、商贸的繁荣、淮安城的演变……走进中国漕运博物馆，一段淮安和大运河共生共长的历史画卷铺展开来。

“来自浙江龙泉窑的瓷器，通过运河来到淮安进行检验，不合格的被打碎。”张驰说，这处遗址的发现，见证了元明时期淮安的繁盛，也见证了运河运输的庞大体系，“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水运发达程度可想而知”。

杏彩体育注册qv396667“我们今天能在这里看到它，正是因为有大运河。”邱云珂介绍，这面铜鼓是运河清淤时，在淮安城郊一艘沉船中发现的。据专家考证，这件来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铜鼓由船运输，途径淮安时沉没于此。

在博物馆内的拐角处，一个堆满碎瓷片的展柜吸引了不少游客注意，这里还原的是一处龙泉窑瓷片堆积遗址发掘现场。展品资料显示，这处遗址位于淮安河下古镇，2008年被发掘，长17米，宽9.7米，堆积着约20吨碎瓷片。这些破碎的瓷器来自著名的龙泉窑，元、明时期烧制，大多为普通日用品，极少量为官器。

“御舟先至候河干，此日登舟暂解鞍。”乾隆第三次南巡时，在淮安写下此诗，描述的是由马到船的“换乘”场景。楚州博物馆副馆长、中国漕运博物馆策展人张驰介绍，因地理差异，我国古代南北交通方式有“南船北马”的特征，即南方以船为主、北方以马为主，“淮安处于大运河的中部，由此往北骑马更方便，往南则乘船更便捷，这便是‘南船北马，舍舟登陆’的由来”。

特殊的地理位置不仅衍生出一个“换乘点”，还让淮安成为历代漕运枢纽。陆运为转，水运为漕，朝廷组织的公粮水运即为漕运。自隋起，朝廷在淮安设漕运专署，宋设江淮转运使，明清设总督漕运部院衙门，以督查漕运事宜，主管南粮北调筹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