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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村里不光环境变了，整个氛围都不一样了！”在这里租住十几年的刘古国笑着说，“每天都能看到村委和物业公司忙这忙那，我也报名做了志愿者，总要出点力。现在家里任何问题都能打热线电话，很快就有人来解决，这10块钱花得值！”

浦东新区腹地广阔，村域村情复杂。当地在前些年的治理中发现，现有的治理模式不利于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也不利于让村民享有更优质的服务。为此，浦东新区将“开展农村物业服务试点”列入2023年重点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从成立到今年3月底，“帮侬修”服务社已上门服务10380次，回访满意率达100%。“没想到住在农村，也能享受这样实惠贴心的物业服务！”有村民感慨道。

物业公司进驻，会不会增加管理成本？高桥镇陆凌村党总支书记瞿旻算了一笔账：物业入驻前，村里用于保洁、绿化、垃圾短驳清运的专项经费大概有100多万；物业入驻后，这笔钱省下来了，物业管理费每年能收约50万，再加上政府支持，成本不但没增加，沟通起来反而更方便了。“后续，我们还会继续降本增效，比如将道口改成无人值守，技防代替人防，降低用工成本等。”

村民的质疑必须面对，改善城中村面貌的决心也不能变。沈宰元和物业工作人员常到村民家里坐坐，把大家反映的问题汇总分类，揣着问题找相关部门请教。就这样，问题逐一化解，村民的信任也与日俱增。

从浦东试点的效果来看，答案显而易见。但在具体推行中，浦东新区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委党建办主任徐可畏认为，引入物业服务，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村庄形态、历史沿革以及管理幅度等因素，结合村域地理位置、人口等情况，针对不同村情，开展不同模式的创新。

“每天有人来收垃圾，村里干净多了，孩子下班也有地方停车了……”对于村里的新事物——物业公司，浦东新区高桥镇陆凌村张阿婆有着和李阿姨同样的感受。

除了航头镇的“帮侬修”，康桥镇的“物管家”、惠南镇的“惠管家”、老港镇的“易修哥”等服务平台，均吸纳了一批专业维修力量，为村民提供日常生活中的水电气等维修服务。

“帮侬修”物业服务社是航头镇成立的服务平台，从2019年就开始探索，目前全镇13个村已实现全覆盖。每个服务社由4名成员组成，其中1人为镇物业应急维修特约服务站高级维修工，2人为村原有兼职水电工，1人为从本村招募的、有维修技术特长的村民，并统一配置工具、服装及身份标识牌。

其中，更换日光灯、更换开关等13项免收服务费，有专业技术要求的修理漏水水管、疏通水斗、调换低水箱等21个服务项目，按照上海市相关部门出台的标准收取一定的工时费和材料代购费。

要想长远治理，单靠政府提供服务远远不够，必须让村民参与进来。“象征性地向村民收取管理费”是考验物业化治理是否得到认可的直观体现，也是让村民参与其中的重要抓手。

糖心app官网自从村里有了物业，家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长达村的李阿姨感到便利多了：“虽说都是小事体，可解决不了就没法正常生活。现在只要打热线服务电话，很快就有人来帮忙。”

北蔡镇联勤村是一个远近知名的城中村，毗邻上海农产品批发市场，常住村民中，本地人口不足千人，外来租客却有3000多人，大量外来流动人员的导入给村域治理带来不小挑战。

高桥镇陆凌村也面临相同窘境，与高桥石化一路之隔，是典型的城中村、厂边村，来沪人员达5000余人，户籍人口则只有2500人。

“具体来说，直接进驻模式适合城中村等地理位置相对独立的农村集中居住区，整建制引入物业企业，为村民提供全要素服务。如果地理空间分散，可以选择专项委托模式，项目化购买服务，全部或部分委托专业性物业服务组织。”徐可畏介绍，“还有精准点单模式，适合地理位置分散且较难集中管理的村组，依托应急维修平台或镇属物业公司等平台，根据村民需求‘点单’。”

可如今不用担心了，李阿姨拨通了手机里早就存好的“帮侬修”热线电话，不到半小时，王师傅就带着工具上门了，很快为李阿姨解决了问题，还贴心提醒李阿姨，要关紧门窗保证室温。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物业进村以来，浦东农村地区治安类案件报警率、火灾警情数量平均下降73%，12345市民热线诉求量平均下降60%，可谓一举多得。

经过前期充分调研和意见征询，当地确定了每人10元/月的管理费，学龄前儿童免费，小学一年级到16周岁人员5元/月。征得村党总支和村民代表初步同意后，提交村民大会表决通过。

此外，徐可畏还提到了灵活点单模式，这种模式适合管辖区域广、管理边界交错、人员居住分散、情况复杂多元的村组，立足不同需求灵活组合以上三种模式，把“单选题”变成“多选题”。

采访中，联勤村党总支书记沈宰元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变化：“我观察到，原本村里的租客多为单身年轻人，自从引进物业公司，拖家带口的租客多了，毛估估起码多了1/4。”

在长达村“帮侬修”物业服务社里，记者看到了水泵、工具箱等多种维修设备，更换水电零部件、修补瓷砖、换装增压泵等30余项服务内容“上了墙”，服务范围及收费标准等一目了然。

此时，仍有不少村民处于拒绝或观望状态。“我们家自从上世纪80年代在这里造房子，还从没听过要交管理费。”李大爷坦言。当时抱有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比如，物业直接进驻并不适用于所有村庄。因此，浦东在试点基础上，针对不同村域村情，形成了直接进驻、专项委托、精准点单三种模式。

徐可畏认为，把握农村物业治理的正确方向，必须紧紧扭住“党建引领”这个核心。“比如，各镇党委、村党组织成立农村物业一体化管理领导小组等载体，将多元力量融成‘一盘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