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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经常跟学生交流：有时候，结果不能控制，但在自己能控制的过程中，我们要培养一种能力——从很小的事情中找到快乐。这种能力，从我的学生时代起，就在一点点形成。

(米丽娟：民盟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委员会青委会主任、民盟上海市委会社会发展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未来研究会理事、高级工程师。)

站在现实的角度，专业只是踏入职业领域的一个切入口。不同专业“条条大路通罗马”。以脑科学研发为例，需要基于生物的神经科学、基于数学的生物信息学、基于物理的声光电磁干预方法等。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大背景下，有很多机会可参加到这个领域中来，没有一个专业是必须和唯一的选择。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技之长，能与他人在合作中共同成长。(完)

细算下来，有6年时间，我并不“喜欢”所学的专业，但我没有浪费这段时间。我读书，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经济学……感兴趣的都读一读。我开始自学软件设计，参加体育活动等，对生活充满着热情。

再来娱乐app(徐星：全国政协委员、民盟盟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院学术院长……因发现并命名了多种恐龙，被称为“恐龙院士”。)

除了看书，我也从周围人身上汲取了让探索过程愉悦的动力。高中时的周末，我有时会去一个老乡家。老乡大我十几岁，家境并不富裕，但他和家里人却经常会为在旁人看来不值一提的事情高兴。他们愉悦的生活状态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不执着于结果，愉快地走好过程中的每一步，活出我们的“多样性”，是幸福的事。

我认同一个说法：大学是人生的加油站，不是终点站。大学毕业后，我继续学习，先后就读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私法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和清华大学民商法学博士，最高学位是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我这辈子，当过3年英语翻译、3年外国专家助理，其它时间都是做企业。现在，我经营私有企业。英语曾是我的工作语言，至今，我每天读英文原著。虽然越南语言文学专业没有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涉及，但是，越南语专业课老师的严谨治学精神、北大课程设计所涉及的知识面、专业课与非专业课之间的融会贯通等，都对我的职业和我的人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别说整个北京大学的环境和精神的影响。

在我犹豫不决之际，我的恩师卢祥福指导我选择学校而非专业。他认为，文科教育总体上应该被视为通识教育。而语言总体上就是个工具。

小时候，我的一大快乐是看各种各样的书，当时觉得物理学家，尤其爱因斯坦这样的人物很伟大。看科普书时，我会想宇宙到底如何运行，物质世界究竟由什么组成，自己有没有能力揭示“猜想之谜”……这些念头，不断在我脑海里盘旋，让我在科普世界里琢磨出了滋味。

4年本科，我没有培养起对这个专业的兴趣。本想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改报一个“热门”专业，但我对能否顺利考上没有十足把握，而与此同时，我获得了免试推荐读“古生物专业”研究生的资格。又到了做选择的时候。有人劝我说“古生物专业”终归属于理科，可以先读理科的硕士，回头再转专业。就这样，我开始了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攻读古脊椎动物学专业硕士的生活。

研究生的最后一年，开始写论文了，重新审视自身所学专业后，我慢慢觉得，可以尝试着做一下。进入专业研究领域，我发现，原来做古生物研究也很有意思，这种研究兴趣一直持续至今。

进入北京大学后，我发现那里的学习环境和氛围真的很好！我们不单单学习专业知识，老师们也强调我们要博学多闻；在课程设置上，有专业课也有众多非专业课。而且，在校园里，经常接触到季羡林、王力、冯友兰、陈岱孙、费孝通、厉以宁这类大师，有时当面交流，有时到他们家里用餐。作为外语学科，北大安排了世界知名大学的外籍教授直接用母语给我们讲课。这些都让我们受益。

卢老师的指导开悟了我。于是，我就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一是越南语专业究竟学些什么？毕业后干什么？我研究后发现，北京大学越南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规划是，学制5年，头一年半主修英语语言文学，第二年下学期开始主修越南语言文学，而英语语言文学学习则贯穿于整个5年学制中。如同北大其它学科一样，越南语专业特别强调专业与博学并重。我也了解到，大学毕业后，很多人不一定一辈子从事大学所学，如鲁迅、郭沫若、孙中山、冰心、渡边淳一、毛姆、柯南·道尔等名人。而且，从心灵深处北京大学更是我最向往的大学。于是，经过思考后，我就报考了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专业。不出所料，我很快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的父母、老师、朋友、乡亲都表示祝贺。

回首往事，我自己在高考志愿选择的时候，多少带一点盲从和感性，这个特点也伴随了我后来的人生。攻读博士研究生时，我选择了新兴交叉学科纳米生物学；推荐去作大科学工程项目管理时，我跨到了能源领域；为了项目落地承接，我还从事了近5年的职业教育；两年前，我回归到自己原本喜欢的生命科学，开始思考如何用工程管理思维帮助开展有组织的基础科研。我的前半生，一直在不断跨界和学习。没有科学家的深度，但是有很多旁人没有的广度和精彩。

对现在的孩子来讲，我自己的体会是，不确定性是常态，不见得说人生要早早地定好目标。早一点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向当然好，但如果没有很快找到，也不用太着急，边做事情边体会，慢慢摸索。

同时，命运也向我张开了另一个理想的翅膀，我有机会进入顶尖学府——北京大学。但是，作为报读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考生，我面临的难题是北京大学当时在湖北仅有三个语种招生，即：西语系的英语、德语专业和东语系的越南语专业。前两个语种分别招生一人；东语系的越南语言文学专业招生15人。从学科角度出发，我希望学西语系，而非东语系，更非东语系的越南语专业。

我们那个时候考大学，是先出考试成绩再填报入学志愿的。依据已知成绩，再参考各大高等学校公布的在湖北的招生计划，我知道，录取到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这些知名学府应是妥妥的。

考试前的亲子相处比较微妙，再有个性的朋友也学会了隐忍，但同时自己变得焦虑。有人抱怨自己每天做满汉全席，孩子吃饭却蜻蜓点水；有人心疼孩子很晚不能休息；有人谨小慎微，不敢随意挑起话题。其实最好的状态，莫过于让他们“做自己”，保持距离，家长克制“求知欲”，做好后勤保障，适时找朋友吐吐槽，释放一下自己。

我一直以为，高考不仅是对知识能力的测试，也是对抗压能力最好的考验。我参加高考，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当时大考的日子在盛夏的7月。高考前一周，爸爸问我需要他们做什么，我说了两个要求，一是不要问我成绩；二是给我买一些蛋糕，我当时的最爱。如今我们这一代陆陆续续成为考生家长，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这两点，不同的是，这次要我们自己做到。

1981年初秋，我从家乡搭乘一辆大巴士，行驶一个小时左右，来到当时的湖北省黄州中学(不是那所驰名中外的黄冈中学)。我以仅仅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插班复读于这所只有城镇孩子才能就读的学校。经过10个月的努力，交出了一份满意甚至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大学入学考试答卷。

1988年，我参加高考，那时需要先填志愿再考试。我从小就视爱因斯坦为偶像，梦想着当科学家。我祖籍是江苏淮安，报当地名校的物理或天文相关专业成为首选。临报志愿时，父亲觉得，我的成绩应该能达到北京大学的录取标准。最终，我在北京大学面向新疆招生的专业当中，选择了服从调剂到我从未听说过但似乎与科研相关的“古生物专业”。

到了北京大学，我才知道，这是地质学系里的一个专业。当时，地质研究还是“冷门”。同学之间一打听，粗略统计，同一个系的90多个人里，只有一个同学是自己主动报考的，其他人差不多都是调剂过去的。

站在今天的视角回首，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后来的人生轨迹与当年本科选择的专业并不完全一致。先不论完全放弃专业去从事全新领域的个例，就生物科学本身来说，一方面，它像一棵大树，不断地开枝散叶，长出如纳米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神经科学、合成生物学等新兴学科；另一方面，生物科学的共性基础足以支持转向医学基础研究、农林科学、环境学等相关学科；如果沿着产业链扩展，还可以转去当收入颇丰的知识产权律师、证券领域行业调研员、产业开发者或管理经营者等。人生有无限可能，当科研与应用密切结合的时候，就给曾经高考后分道扬镳的研究人才和技能人才留下再次握手合作的机会。

人生有很多种可能性，可以列出几个可能的方向去尝试，看看最终能不能找到自己的方向。具体到报高考志愿，可能存在两种选择，一是从实用的角度，去选择一些“热门”专业；另一种是从兴趣出发，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向。以我自己为例，我读的专业不是自己的第一选择，但我却踏入了从事科学研究这个与自己理想接近的大门，就大方向而言，自己的选择跟兴趣爱好相关，符合自己对未来的设计。

高考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选择困难症。我喜欢什么，我有能力选择什么，社会择业倾向什么，收入更高的潜力行业是什么，甚至有些召开家庭会议数次讨论，画出雷达图详尽分析。这些中间的平衡恰如“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我高考的时候，讯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影响我专业选择的主要是两个因素，一是我高中同学的姐姐考取了复旦大学生物化学专业，我第一次从她那里听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二是深受高中生物老师张乃辉影响，他有一次课上看到别人都在写作业，唯有我没有动笔，就走过去问我，我说想先搞懂了再写，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了我。高考那年，我的志愿里填写了“生物化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