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开元最强大脑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在我们希望通过这场伟大转型缔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背景下，变革时代向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完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叙事的要求。建构能够实现这场变革的理论叙事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不仅取决于当代中国这场变革的客观意义，也取决于我们精神上的主观自觉。历史需要我们在社会科学的理论提升和学术实践中，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的社会转型和文明抉择，用能够使世界理解并予以共情的方式自主地表达出来。

历史证明，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好的扬弃之途，就是前述“两个结合”中的第二条道路，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由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百余年间，这场“结合”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追求、人生信仰、治理理念和价值判断等方面存在诸多内在契洽性，越是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推进，这场结合就越加水乳交融：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赋予了中国现代化以蓬勃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也使马克思主义屹立不倒，成为一种新质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魂脉。

尽管在百余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上述传统—现代的二元观点及为追求现代化执意抛弃传统的主张不时浮现，但在历史的启迪和现实的挑战之中，也有许多人意识到优秀传统文化是塑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备资源。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面对这份丰厚的遗产，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费孝通穷其一生也在思考一个根本问题，即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找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接榫之处和契洽之点，因为中国的变迁“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旧”。沿着费孝通的思路，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干脆说“只有有传统的国家，现代化才能真正精彩”。

回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能够洞悉其本质就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就是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就是体现和凝练中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历史。单就改革开放40余年历程来说，无论从最初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和粮食统购统销，以“打破铁饭碗”开启企业经济责任制改革和股份制改造，通过引进外资企业、创办经济特区和建立股票证券市场尝试市场经济，还是到后来的企业股份制改革、开发浦东、加入WTO、设立自由贸易区(港)，及至推进共建“一带一路”、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切尝试和奋斗，显然都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践行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逻辑，也保证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方向。

在这场朝向现代化的伟大变革中，中国人民在改变自我命运的同时以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成就和文明景观。在这个世界上还不曾有过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几亿人在短短几十年中从乡村走进了城市，从他们原来的农耕传统转身投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伟大洪流之中。在这场伟大实践中涌现出无数伟大的创造。比如，在近年进行的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中，我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基石是工业化，呈现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个体企业和外资企业“五马奔腾”的壮阔景象。而这样的“五马奔腾”景象在人类工业化的历史中是不曾有过的，它不仅刷新了工业文明的历史，而且也推进或者说更新了“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

由此，作为中国人民生产和生活实践的思想积淀，建构中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真正体现了它是一种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由人民自己创造的伟大文明形态。因为坚持人民至上，它才不会偏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初衷；因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它才继承并超越了传统的民本理念；因为是由人民自己创造的，它才是一种真正富有活力的现代文明形态。

当然，强调传统与现代并非是决然对立的，不是说传统就是现代，或者说在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应当保留所有传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面对优劣同在、良莠共存的传统文化，自然应该“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所以，费孝通在提倡形成“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时，也强调这一主张“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

如果说，在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中，没有开放和包容的胸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一个现代中国，那么当下也正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重历史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才会提出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即将这一建设置于更为宏大的全球文明倡议之中。在全球文明倡议的蓝图中，文明不是单极的而是多样的，不是对立的而是互鉴的，不是冲突的而是共荣的，并且正是凭借“和而不同”，文明才会获得真正的生命力。

进一步，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外显形态上说，多样的第二层含义是指，它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尤其是精神文明三者互为依托的统一的文明形态。建构中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凭借百余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变革，创造了一种新文明形态富有生命力的雏形：它不仅在短短40余年里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物质文明，改变了14亿多人的生存状况，还通过“中国制造”为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提供了物质生活的便利，而且通过自己的制度创新与秩序示范，通过14亿多人对生活的理解、对意义的判断、对理想的追求，为一种现代文明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综上所述，理解和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应该仅仅立足于我们民族的过往传统，也不应该单单取自我们如火如荼的当下实践，还应该把我们新的文明放在人类文明的熔炉之中加以锻造，让我们的文明在兼容人类文明一切伟大品质的同时，又秉持自己最富特色的初心。只有这样的文明，才既能使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从中华民族的复兴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也能使我们自己“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当年，面对帝国主义的欺凌，鲁迅曾经写道“公道和武力合为一体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现”。今天，在倡导缔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秩序下，如若将“武力”替换为和平相处语境下的“国力”，中华民族从自己坎坷的百年历史感悟中，就有可能自觉建构出世界上率先将公道与国力合为一体的现代文明。

认真检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能够发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个因落后而挨打的泱泱大国在面临现代化的西方时，对待自己的传统文明一开始总是摆脱不了爱恨二元的极化态度：一方面，包括保皇党和“文化本位派”在内的保守人士，紧抱传统文化糟粕甚至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不放，即使洞察到工业化是西方文明的强盛之道，依旧死守“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的态度；另一方面，那些从西方文明的进步与洋务运动、甲午海战及戊戌变法等一系列失败中倒向“全盘西化”的激进派，又走到了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的另一端，坚信“根本不净，百事皆非”。

费孝通曾以吴江开弦弓村为例，在《江村经济》中讨论过蚕丝业或家庭手工业对旧中国小农经济的补充意义。为此，改革开放后，他一直呼吁推进乡镇工业以实现“志在富民”的理想。但是，他生前没有想到，乡镇企业这项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后来会产生无数伟大奇迹。比如，在他的家乡有家原来快要办不下去的乡镇企业，20世纪90年代改制后，先做丝织；基于蚕丝数量有限，改做棉纺；再因棉纺同样依赖有限的土地资源，转向腈纶即化纤产业；接着，从腈纶做到了腈纶的原料聚乙烯、聚氯乙烯；最后，在辽宁长兴岛建立了占地3万亩的炼(油)化(工)一体的加工基地，而它下一步的理想是购买油轮，自己舶载来自世界各地的原油。如果考虑到经过短短30年的发展，到2021年这家公司的销售额已达到7000亿元人民币，在世界500强中名列第56位，你就会意识到现实不仅超越了费孝通当年希望农民能够实现温饱的生计考量，事实上也向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有关中国乃至整个东方产生不了理性的资本核算的断言提出了挑战。

我们所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征，是因为从我们的文明因西方的侵入而蒙尘的那一刻起，一代代仁人志士尽管立场不一、观点各异，但却无一不意识到民族复兴就意味着朝向现代建设一种新的文明。为此，冯友兰将《诗经》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表述提炼为“旧邦新命”，并坚信“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因此，他们的差异不在我们的民族应否学习外邦、我们的文明应否转型、我们的国家应否变革，而只在我们应该向谁学习、如何转型和怎样变革？如果说从梁启超、孙中山到毛泽东和邓小平，历史上有意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贤们都意识到，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结果不能“没有了中国”，由此他们都坚持不能单纯地模仿英美苏俄，在模仿中丢失自我；那么他们也十分清楚，历经转型和变革后的中国也不能“还是原来那个中国”，由此他们同样反对文化守成和文明复古。

在1949年后尤其是改革开放的40余年中，中国式现代化无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到目前为止这场翻天覆地的变革，还缺少能够与之相称的伟大叙事——系统而深刻的理论叙事。如果考虑到包括西方现代化理论在内的以欧美为叙事主轴的整个现代社会科学，最初也是一种建立在特殊性的社会转型基础上的话语体系，它也只是随着从西方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向全球推进而获得某种普遍意义的，我们就能够理解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是如何亟待获得某种抽象或普遍意义上的理论叙事的重要性。显然，如果缺少相应的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叙事，我们就不能使中华民族的这场伟大变革在精神层面获得必要的提升，那么这场前所未有的转型就有沦为单纯的经济增长甚至GDP堆积的危险。

楼开元最强大脑文明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但文明又不等于或不限于某种单一文化或文化要素。没有文化自然建构不了文明，文化尤其作为其核心的价值观是一种文明的精神内核，其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表现形式也是一种文明构成自己内涵的丰富资源，但一种文明显然又超越了一种文化尤其是可以解析的文化要素或文化单元，它是一种层级较高、形式复杂、内涵丰饶和影响巨大的文化形态。有鉴于一种文明尤其是现代文明内涵的丰富性和缔造的艰巨性，我们可以从以下五大向度来理解与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进一步说，对中华民族疆域内乃至整个世界上各个民族持开放与包容态度的中国智慧，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传统文明延续中形成的，它“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就中华民族疆域内部而言，一部悠久的代代赓续的中国史，既是一部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各个民族诞生、发展和交融，共同缔造统一国家的历史；也是一部各民族通过交流与交往形成共同的中华民族认同，以实现从自在走向自觉的统一文明形态的历史。而就更广袤的域外而言，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也一样借鉴吸收了亚洲其他文明，近代以来则广泛吸收了西方现代文明，而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更是一场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总体性汲取。

一百多年来，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殖民，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无数仁人志士“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最终使中华民族摆脱了覆亡的危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全面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航程。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制约，我们最初的现代化蓝图是按照苏式社会主义谋划的，在开始的近30年中虽然取得了不俗的进步，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困于苏联模式自身的僵化及与中国现实的脱节问题。

其实，不仅在中国知识界，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整个西方社会科学界，将传统与现代置于不可调和的两端也还是一种流行的叙事模式。比如，在整个冷战时代，为了与彼时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文明竞争，在马克思主义之外为欠发达国家确立一条以美国为标准的发展之路，在美国学者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之上建立起的现代化理论实际上成了为美国战后国际政策辩解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成了美国学者雷迅马所说的“非共产党宣言”。在这一理论构架下，既然传统与现代“水火不容”，传统必被视为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时必须抛弃的重负。

其实，近代以来凭借工业化一家独大的西方文明，最初也是在向非西方文明或东方文明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众所周知，西方世界摆脱中世纪蒙昧的现代性起源于14世纪后期开始的文艺复兴，但殊不知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传统复兴有赖于阿拉伯文明尤其是8世纪中叶后的“百年翻译运动”，而这些原为手抄本的希腊典籍的广泛传播，又与中国的造纸术不无关联。而现代数学、医学甚至导致地理大发现的航海技术，同样与阿拉伯文明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而在稍后酿就法国大革命的启蒙运动中，西方对中国的理解甚至误读都起了不同的作用。比如，韦伯所说的表征现代性的科层制的建立，与中国的科举及文官制度有关；而丝绸、茶叶尤其是瓷器的使用，像德国学者桑巴特所言，促进了以奢靡为基础的高度世俗化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

我们所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征又是多样的，起码有两重表里镶嵌的基本含义。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规定上说，多样的第一层含义是指，它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植根当代中国实践的社会主义文明为主体，以中华传统文明为滋养，吸收借鉴西方现代文明有益成分融合而成的有机的文明整体。罗素曾写道，“如果给中国人自由，让他们从西方文明中吸收想要的东西，拒绝不好的东西，他们就有能力从自己的传统中获得有机生长，综合中西文明之功，取得辉煌成就”。作为曾经向西方和俄国学习的“学生”，历经百余年的磨难与自主奋斗，当代中国终于交出了令世界惊叹的答卷。

在文化的开放与包容方面，现在每每为人称道的是费孝通在耄耋之年提出的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如果说前述“文化自觉”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在西方文化强烈的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保有持中守正的“自知之明”；那么这16字箴言所讨论的问题则是，在现代性或现代化的扩展造就的经济全球化君临天下之际，在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被卷进同一个历史进程并频繁交往之时，人类作为同一个命运共同体应当怎样和平相处？显然，这种文明互鉴或文化合美的观点，体现了与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迥然不同的东方智慧。

如果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必须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实现，那么这第一个结合就需要我们秉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广袤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际中，深入14亿多中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去观察、解释和提炼。这种观察、解释和提炼，是上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叙事的现实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如果说任何文明都是人类实践和创造的产物，那么不去反映现代化进程中14亿多人口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一种真正丰富的而不是空洞的、感性的而不是抽象的、生机勃勃的而不是苍白无力的新文明形态就无由产生。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最具创新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既摆脱了苏式现代化模式或者说刻板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桎梏，也摆脱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为圭臬、两极分化的陷阱。它使得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化，真正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这一伟大实践在短短40多年中，取得了无数伟大成就，使得中国这样一个14亿多人口的大国，成功迈向现代化并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了独特的创新性经验。在1978年开启这场巨变时，邓小平同志就意识到在现代化建设上，“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即从底子薄和人口多的现实出发，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如果说最初我们选择一条不同于美苏两种现代化模式的道路时还多少有些迫于情势，或者说囿于客观国情使然，那么到了30多年后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一独特的发展道路已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主动选择。

当然，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上，我们的文明对外来文明的包容和接受并非从古至今都是同一尺度的，也并非自始至终都是积极主动的。历史证明，当我们的文明越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时就越是自信，越是自信时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和包容尺度或者说海纳百川的胸襟就越大。鲁迅曾说过：“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同汉唐相比，清末的中国大概属于“衰弊陵夷之际”，但其时盛行的闭关锁国之政，不但不能救中国，反倒加速了大清王朝的覆亡。

面对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内忧外患，我们民族之大幸在于，就如鲁迅所言，“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正是因为怀揣救国扶民的气节，创用“中华民族”一词的梁启超才会在近代中国文明大厦将倾之时，依旧相信“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才会面对彼时强势甚至嚣张的外来文化，大胆提倡“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而毛泽东同志在回应“中国向何处去”时，也发愿“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同样，邓小平同志面对因“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而使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的局面，一方面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反对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提出要有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的勇气。

如果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赖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与实现，那么这场伟大复兴最终的目标，应是建构一种既能扬弃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又能与世界现代化潮流同向甚而卓然前行的现代文明形态。显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经历现代化的伟大转型之后，如果能够给这个世界提供一种富有自己特色的道路，一种理论，一种体系，一种传统文明的转型和复兴叙事，那么这场现代转型在造就人民幸福和弘扬民族传统的同时，也能够为这个世界提供一种新的选择，并丰富人类文明的内在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