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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先生指导学生时，强调从小学入手，由小学入经学，通文史，而后归于诸子。他认为，只要把基础打扎实，就可以要文得文，要史得史。但这需要有大量的知识储备。姚先生也深明打好“国学”根基之艰难，因此根据不同情况，对学生因材施教。

“回真向俗”的学术路线选择，是一个学者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的体现。姚先生以解决眼下所需要的问题为要。他觉得自己是教书的，首先需要研究和解决的应该是教学问题。因而为了教学之需，他编写了《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讲义，还多次应中学教师之需作中学语文教学的约题讲座。

姚奠中先生坚持“以小学为基础，文史哲不分”的治学传统。他认为，当下分科的学术格局，虽然有利于具体问题的深入，但并不利于问题的根本性解决。面对具体问题时，“具体分析”固然重要，但更应注意“整体把握”。要整体把握，就必须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拆除学科之间的藩篱。

刘毓庆：“坚守传统学术路径”是治学的方法，而“回真向俗”则是治学的方向、路线选择。姚先生曾书录章太炎先生《菿汉微言》中“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一节，悬于书屋，这反映了他对太炎先生的怀念，同时也表达着他的学术思想与志趣。对太炎先生提出的“回真向俗”，学人有不同理解。而姚先生的“回真向俗”，则切实地表现在他“以博学为知，以用世为归”的追求中。“真”是对知识的追求，对学术问题的研究，“博学”即体现着对“真”的把握。“俗”则是对现实的关注，对当下问题的思考，“用世”即要将知识、学问变成一种眼光和智慧，来分析处理现实中遇到的难题。这就是“回真向俗”。

中国传统学术是在不断汲取新的文化营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中华民族积累了五千年的智慧之果。这种文化有一种博大的胸怀和气概，追求的是万世太平，而不是眼下利益。这种文化蕴含的智慧和价值，如果一味用西方观念和概念来分析它，归纳它，它的精髓便会丧失。

姚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实践表明，坚守中国传统学术正脉，有利于把握和领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并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确立人文学者的社会角色，投身于现实“化民易俗”的实践中。姚先生坚守中华学术正脉的治学实践，深具现实与时代意义。(完)

中新社记者：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一些人一味以西方人的概念“规范”中国人的行为。姚奠中先生对此持何态度？在此背景下，如何开展学术研究？

刘毓庆，教授，山西大学文学院兼国学研究院原院长，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史研究，著有《从经学到文学》《从文学到经学》《图腾神话与中国传统人生》等三十余种，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文章百余篇。

姚先生始终坚持用传统方法研究传统学术，对西方的研究方式与概念、理论模式只用作参考，而不为其左右。对问题不是从理论或概念出发，而是始终面对事物本真。不做长篇大论，而是短小精悍，直奔主题，一针见血。不求建构什么大的理论和体系，而是重在解决阅读中存在的问题，辨明是非，求文本之意义，以获得问题的澄明。如他的《论治诸子》《〈庄子〉内篇间绎》《〈礼运〉大同辨》《书注与论书法》诸文及读书札记，无一空论，无一不是为解决读者困惑而发，实践的意义非常突出。

刘毓庆：百年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学术由以札记、评点、注释、考辨为主要形式的研究格局，变为纵横驰骋的论说、演绎。由对精神内核的把握与探求，变为对问题的学科归类与系统研究。虽说成果累累，前所未有，然而某些学术也由此改变了原初的方向，走向了以著述为能事的技术性竞争；一味用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成为普遍法则，中国文化的精魂面临流失的危险。

姚奠中先生坚持秉本执要，反对一味以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一些人囫囵吞枣把西方的概念拿来，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理论模式，生搬硬套中国哲学。对此，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所撰写的《论治诸子》中就开始了批评。他说，像他们这样做学问，把中国的学术按西方概念来划分，把要害的东西都丢掉了。

yabo体育入口姚奠中师从中国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是当代少见的博学鸿儒。作为国学家、教育家，姚奠中一生坚守中国学术的传统路径，为当代学术界构建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脉的学术话语体系，作出了难得的贡献。姚奠中的治学精神和坚持的治学传统是什么？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山西大学文学院兼国学研究院原院长刘毓庆予以解读。

刘毓庆：姚奠中先生始终坚守中国学术传统的方向，笃志进德修业，由此而成就了他的风范人格、博学宏才与百岁之躯。吴相洲曾评价说：“姚奠中先生是中国学术正脉的守护者。”我认为这个评价十分精准。所谓中国学术正脉，就是未被西方观念和概念所“规范”的中国传统学术。在对中国学术的坚守中，姚先生成就了百年辉映人生。

中新社记者：姚奠中先生的国学教育、治学之道、书法造诣一直坚守中国学术的传统路径。请问什么是中国学术的传统路径？姚奠中的治学精神和坚持的治学传统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