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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此次宣判后，余华英为什么能继续上诉？徐伟介绍，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上诉，若该案件在重审发回之前，原审是第一审的，应按一审程序审理，重审后作出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原审是第二审的，重审发回后应按第二审程序审理，重审作出的判决或裁定不能上诉，但可以依法申诉。

“所以，余华英有权利上诉，因为发回重审的一审判决仍然是一审的判决，并不因为是发回重审而变成终审判决，余华英可以上诉到省高级人民法院，由省高院进行二审判决，最终如果维持死刑判决后，案件将被送到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徐伟表示。

one体育平台10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认定余华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判决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

此外，徐伟还认为，“原审和重审都是死刑，其中的正义实现范围也并不一样”。因拐卖11名儿童被判死刑，死刑判决蕴含的是11名儿童及其亲属的正义，因拐卖17名儿童被判死刑，则蕴含了17名儿童及其亲属的正义。“重审过程中发回重审后，原判中未被认定的被拐儿童和家属就可以作为被害人参与到本案中，在案件的调查中协助提供证据，在审理中公开表达自己的诉求，要求被告人对其赔礼道歉、要求法律对被告人严惩，在这个过程中会一定程度上得到心理的安慰。相反，一旦满足于‘已经是死刑’，对6名孩子被拐卖的事实失去痛感，不将其纳入法律评价，正义将有缺失。”

而从另一方面而言，对于新增加的犯罪事实，法律也赋予了余华英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这些权利只有通过发回重审才能实现，让余华英被判得心服口服，这也正是我国司法公正的另一种体现。

可能很多网友认为，“都是死刑，是不是没有必要？”对此，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伟认为，“完整的刑事评价体系，不仅包括对罪犯的最终处刑，也包括对其所犯罪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评价”。

也就是说，余华英拐卖了17人，如果只对拐卖11人做事实认定和法律评价，那么，对她的刑事评价就是不完整的。“不放过罪犯犯下的每一笔罪恶，这是法治的要求，而不能因‘反正是死刑’而放弃对部分犯罪的评价。将本案发回重审，是依法办案的必然结果。”徐伟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