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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中提到：640年，唐朝统一高昌以后，在高昌的交河城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开启了中央政权对西域治理更加完备的时代。

最初的交河城作为车师人的活动中心，受限于人口规模、生活方式以及技术水平，显然不大可能在交河台地上进行高密度、大规模的修建工作，而在汉、匈“五争车师”期间，交河城始终处于战争环境之中，其后汉军在交河屯田，一直到魏晋时期，包括交河在内的吐鲁番盆地战乱频仍，也无条件对交河城进行大规模建设。通过今天的考古发掘，基本可以断定在汉代，交河城的建筑主要集中于台地南端，也就是今天游客进入交河故城的大门附近。

到了麹氏高昌时期，由于中原地区南北朝的互相征战，无暇过多地顾及西域，加之河西等地的大量世家望族迁入吐鲁番盆地，高昌国反而迎来了一个较为安定和繁荣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交河城的布局、规划基本形成，但即使如此，作为偏安一隅的割据政权，麹氏高昌国毕竟人力、物力有限，也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建设。通过现有遗址的叠压情况来判断，麹氏高昌时期，交河城的东门、东部居民区和衙署区应该已初具规模，进入麹氏高昌中后期，随着佛教在吐鲁番盆地的兴盛，大量寺院也在这一时期的交河城内兴建，构成了后期寺院群落的布局。可以说，麹氏高昌时期的交河城，为紧接下来的唐西州时期的交河城建设，打下了基础。

交河城这个名字在汉文史料中第一次出现，是在《汉书·西域传》，所谓：“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意思很清楚，就是说交河城是车师前国的王治，也就是管理中枢所在，而交河的得名，是因为城下的河水环绕交汇。

这也就是说，高昌回鹘时期的交河城，基本还是保持了唐西州时期的原貌。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交河故城，也主要是唐代的遗留，行走在交河故城之中，就是行走在一个被时光凝固了的唐代城市之中。

从今天的遗址情况看，交河城的总体布局和规划，在麹氏高昌的基础上，有着鲜明的唐代城市建设特点，如有着意图非常明确的功能区划、等级观念、城市内中轴线的强化以及唐代风格的寺院布局、庭院建设等，都与北魏的洛阳城、唐代的长安城建设有着诸多相同的理念。

从战略角度上说，只要控制了交河城，便可以控制住吐鲁番盆地的西、南、北三个方向的交通咽喉，进而牢牢地锁住西域门户，堪称西域锁钥。

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我们至少可以得出结论，交河故城现有的布局与建筑，奠基于麹氏高昌国时期，主要形成于唐西州时期。

交河城至少自西汉开始，便已经成为西域的一座军事重镇，其后依次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高昌郡时期、高昌国时期、唐代的西州时期以及安史之乱后的高昌回鹘(亦称西州回鹘)时期，在两千年的岁月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使得交河城在历史上，多次被扩建、改建和修葺，因而交河城像是一个千层饼一般，不断地叠加着历史。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交河故城，这些城内的规划与建筑遗址，又主要是哪个朝代所遗留的呢？

而唐朝在取得吐鲁番盆地后，首先是将其作为一统西域的桥头堡，在交河置县，设岸头府，不仅在交河城内建立了完善的行政、军事、交通和仓储机构，一度还将安西都护府设在交河城。随着西域疆域的不断延伸，大唐将安西都护府迁往更西的今轮台附近，而吐鲁番盆地也转变为大唐在西域的大本营，交河城也因此得以大规模的发展和变化。

随着丝绸之路贸易活动的兴盛，儒学、道教等中华传统文化及剪纸、饺子等中原民俗、食品在吐鲁番盆地盛行。在交河沟西墓地出土的粟特人康延愿的墓志铭文记载，其先出自中华，迁播于交河郡，表明他完全视自己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交河故城遗址无疑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例证。

澳门百老汇酒店《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在介绍我国秦汉时期边疆政权演化时，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城市：交河城。其中写道：“车师国国都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东向敦煌，南通楼兰、鄯善，西达焉耆，西南连乌孙，东北接匈奴，扼丝绸之路的要冲。西汉与匈奴‘五争车师’，前89年，车师开始归附于汉，汉朝控制区域得以扩展，但尚不稳定。”那么，交河城到底有着怎样的过往，这里保留着哪些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

仅从这一点来看，车师的战略意义就非同凡响。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吐鲁番不仅土地肥沃，利于屯田，更是从河西通往西域的咽喉，而交河城则是吐鲁番盆地这个咽喉中的咽喉。

而交河城位于吐鲁番盆地靠西北角的位置，南对也木什塔格(盐山)北侧缺口，东连吐鲁番腹地，北对大河沿，扼控天山前山的盐山与火焰山交接处，从交河城出发向北越天山，可抵达唐代的北庭，也就是今天的吉木萨尔，事实上这条道就是今天著名的车师古道。而交河城的西北沿白杨河，经唐代的白水涧道，通唐代的轮台城，即今天的乌鲁木齐方向，西南通唐代的天山县，即今天的托克逊，如果由托克逊继续向西南，经唐代的银山道，便可抵达焉耆，进入南疆，再向西便进入塔里木盆地，如果从托克逊直接向西，经阿拉沟，则可以直接抵达伊犁盆地。

李世民派遣侯君集平定高昌后，高昌被更名为西州，直至安史之乱后，吐蕃攻陷西州为止，这一阶段维持了150余年，而这150余年，也恰是大唐最为兴盛的时期，因而交河城、高昌城等的城池发展都达到了巅峰状态。

打开地图我们就能知道，吐鲁番盆地的北面是连绵高耸的北天山主脉，东、东南、南均为广袤的大漠戈壁，西、西北、西南则分别通过山脉的豁口连接盆地之外。形象地说，吐鲁番盆地就像是标点符号中的一对括号，一半被山包围，一半被大漠戈壁环绕，有着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

公元791年，吐蕃攻陷西州，占据吐鲁番盆地，交河由此衰落。公元866年，漠北回鹘入主吐鲁番盆地，建立高昌回鹘，交河城的地位已大不如前，这一点从交河城的考古中有着清晰的反映，如最初奉摩尼教为国教的高昌回鹘，无论是在高昌城内及周边、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等均留下大量的摩尼教遗迹，但在交河城内迄今也未发现摩尼教遗存，仅从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我们得知交河城内在这一时期，曾存在过一个小型的摩尼教寺院。这说明，对当时的高昌回鹘来说，交河城已经无足轻重，或因城内人口锐减而十分凋敝败落。

所谓“减地起凸法”，就是在建造房屋前，规划好建筑物布局、确定墙壁位置之后，直接在台地上往下挖，留下来的部分，即为房屋的墙壁；掏出来的空间，则为房间、庭院和道路。而地面上则采用板筑法，即“干打垒”增加一定的高度，屋顶用木材搭建。

交河城在史料中出现之后，与它直接相连的大事件，就是所谓“五争车师”，也就是汉廷与匈奴围绕着交河城而进行争夺的五次战役。汉、匈两大势力在吐鲁番盆地像是拉锯一样，反复争夺了几十余年，最终以西汉的胜利而结束。

10世纪初之后，高昌回鹘改奉佛教为国教，直至公元1283年，元朝政府要求高昌回鹘王室东迁甘肃永昌为止，这一阶段，佛教在吐鲁番盆地再次兴盛，而交河城内的佛教寺院也因此而再度复苏。考古发掘证明，虽然高昌回鹘在这一时期改建、扩建了交河城内的一些佛寺，但均是在唐代形成的框架之内进行的，而交河城内出土的回鹘高昌时期的佛教文书，其重要性从纵向上看远逊于唐代，从横向上看也不如同时期的高昌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