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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真正成为民俗节日是在唐代，使其具有了时令与节日的双重意义，放纸鸢、打秋千、蹴鞠、斗鸡、镂鸡子、走马等游春时的娱乐活动逐渐被纳入寒食、清明的节俗中。

在寒食节的所有仪式中，禁火改火是最主要的，而且很严格。唐代统治者重视寒食节，节日更增添了皇家色彩，朝廷明文规定寒食节禁火三天，并设置假期，最初是四天，后因与清明时间相连，双节连休，假日延长至七天。除了休假，宫廷内还会举行寒食内宴。张籍有诗云：“朝光瑞气满宫楼，彩纛鱼龙四周稠。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骑逐飞球。千官尽醉犹教坐，百戏皆呈未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问行由”，就描绘了宴会的热烈气氛。

但隋代以前，寒食禁火风俗，大概只流行于山西的原晋国旧地。如《后汉书·周举传》说：“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周举就任刺史后，曾“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遂改为只吃三天冷食，并“宣示愚民，使还温食”。

“江烟白，江波碧，柳户清明，燕帘寒食”，燕帘节俗也与介子推的传说相关，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7《清明节》记此日宋朝人“用面造枣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楣，谓之‘子推燕’”。画卵节俗起于何时已不可考，但在隋唐之际就已颇为流行。据隋人杜台卿的《玉烛宝典》记载，当时就流行把鸭蛋染成“蓝茜杂色，仍加雕镂”作为寒食节见面时“递相饷遗”的礼物。元代虽废除了寒食禁火之俗，但寒食之名犹存，节日里的祭祖茔、插柳枝、斗鸡、荡秋千等风俗，与清明节仪式浑不可分矣。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风俗》记载，元代的“清明、寒食，宫廷于是节最为富丽，起立彩索秋千架，自有戏蹴、秋千之服”。

旧火与新火交替之际，必须准备出足够的熟食以备食用，比如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记载的“造饧、大麦粥……斗鸡，镂鸡子，斗鸡子”。这些熟食是在禁火之后改火之前冷吃的，所以叫“寒食”。由于寒食节最早是在冬至之后第105天，所以又称“百五节”。

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对清代清明节的食俗产生了较大影响。满、回等少数民族的饮食，也加入到清明节寒食的行列中。姜丝排叉、硬面饽饽、糖卷馃、艾窝窝、马蹄烧饼、豌豆黄、螺蛳转儿、馓子麻花、驴打滚、糖火烧、糖耳朵、芝麻酱烧饼、萨其马，被京城人称作“寒食十三绝”，用以祭祀先人并分而食之，以期获得先人的庇佑和祝福。因此，寒食节传袭到了清代，完全被符号化了，正所谓“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千年的历史前尘，生出太多的情感寄寓，文人士子借节日抒发细腻情感，让寒食、清明节俗愈发历久弥新。李渔的《清明前一日》“正当离乱世，莫说艳阳天。地冷易寒食，烽多难禁烟。战场花是血，驿路柳为鞭。荒垄关山隔，凭谁寄纸钱”，反映了兵荒马乱的动荡环境里，烽烟弥漫，人民颠沛流离、骨肉分散的愁肠百结和惨淡悲凉。

斗鸡本是民间的一种游戏，《左传》上就有季郈斗鸡的记载。到了唐朝，公鸡成为达官贵人的宠物，斗鸡人也因此身价百倍，甚至成了显赫一时的人物。一首《神鸡童谣》里这么写：“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其二十四》也有：“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

宋朝沿袭唐朝寒食禁火风俗，据南宋周密的《癸辛杂识·别集下》“绵上火禁”条记载：“升平时禁七日，丧乱以来犹三日。相传火禁不严，则有风雹之变。社长辈至日就人家，以鸡翎掠灶灰，鸡羽稍焦卷，则罚香纸钱。有疾及老者不能冷食，就介公庙卜乞小火，吉则燃木炭，取不烟，不吉则死不敢用火。或以食暴日中，或埋食器于羊马粪窖中。其严如此。”

江南地区则流传寒食、清明食青精饭之俗，宋陈元靓的《岁时广记》中云：“杨桐叶、细冬青，临水生者尤茂。居人遇寒食采其叶染饭，色青而有光，食之资阳气，谓之杨桐饭，道家谓之青精干石饭。”至明代，青精饭竟成了“仙家服食之法……释家多于四月八日造之，以供佛耳……日进一合，不饥，益颜色，坚筋骨，能行益肠胃、补髓、灭三虫，久服变白却老”。除了青精饭，明郎瑛在其《七修类稿》中还提到寒食吃“青白团子”：“古人寒食，采桐杨叶，染饭青色以祭，资阳气也。今变而为青白团子。”青团子就是在糯米中加入雀麦草汁，蒸熟后色泽翠绿可爱。

“柳户清明，燕帘寒食”，柳户与燕帘，是宋代民间流行的寒食、清明节俗。所谓柳户是指插有柳条的门户，插柳风俗源自对介子推的纪念，据传，介子推被烧死后，晋文公悲痛追悔，次年上绵山祭拜介子推，坟前老柳死而复活，晋文公折柳为环，赐名“清明柳”。以戴柳而言，开始时人们喜欢把攀折下来的柳枝插在屋檐下或门窗上，“都城人家皆插柳满檐，虽小坊幽曲，亦青青可爱”。《清明上河图》中也可见一斑，画中有一顶自郊外扫墓归来的轿子，上面就疑似插满了杨柳枝。到后来，人们则直接把柳枝插在头上，民间俗语“清明不戴柳，来生变黄狗”即是明证。以至柳枝成了抢手的东西，当时就有诗云“莫把青青都折尽，明朝更有出城人”。

魏晋南北朝战乱不已，人口损失严重，自难听任因寒食而“岁多死者”的现象存在。所以曹操占领并州后，就以“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将有不堪之患”而下《明罚令》，规定“人不得寒食”，如有违犯，家长判徒刑半年，主吏判徒刑一百天，令长罚一个月俸。于是自隋代，寒食节自一个月缩为三日而大行其道。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广阔的时期，明杨升庵在《升庵集》卷72提到，禁火之制“废之当自前元入主中国时也”。因此，元代寒食节的节日内涵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娱乐化的节日娱乐主题活动。元戴表元脍炙人口的《林村寒食》“出门杨柳碧依依，木笔花开客未归。市远无饧供寒食，村深有纻试新衣。寒沙犬逐游鞍吠，落日鸦衔祭肉飞。闻说旧时春赛罢，家家鼓笛醉成围”即是明证。

清明不仅从寒食中分担了祭墓的功能，同时也将一些原本属于寒食节的风俗如祭祀、扫墓、游春、踏青、种树植花、插柳、放风筝、荡秋千、蹴鞠、斗鸡等活动置于自己名下。南宋周密的《乾淳岁时记》记述了宋代寒食扫墓、踏青的盛况：“朝廷遣台臣、中使、宫人，车马朝飨诸陵原庙，荐献用麦糕、稠饧，而人家上冢者，多用枣䭅、姜豉。南北两山之间，车马纷然，而野祭者尤多。”上坟扫墓、饮酒游乐的寒食节俗，与清明节相连。

寒食和清明时值仲春，花明柳媚，杨柳青青，又是人们观赏大好春光的节日。唐人顾非熊的《长安清明言怀》“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雨初晴”，记述了当时清明节游春的盛况。敦煌曲子词《菩萨蛮》：“清明节近千山绿，轻盈士女腰如束。九陌正花芳，少年骑马郎。罗衫香袖薄，佯醉抛鞭落。‘何用更回头？谩添春夜愁’”，更是通过策马奔驰，而后佯醉、鞭落、勒马、下马、拾鞭、窥看等一系列神态和动作，刻画出了清明时节骑马踏青游玩途中路遇倩女的天真少年，偷窥心仪女子的憨态童心。

寒食节一过，需要“改火”，皇帝会命尚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榆木、柳木取火，于清明日将新火种分赐予王公贵戚、元勋重臣。中唐诗人韩翃名句“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描绘的就是寒食节京城长安风光：全国禁火之夜，一队队宫人将燃起的烛灯奉命送至各权臣勋戚家中，以示恩宠。

寒食节后便是清明节。清明与物候相关，直到唐朝之前，文献中关于清明的记载大多与农事有关。如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就载有“清明节，命蚕妾，治蚕室”等。

古不墓祭，春秋战国时期，以酒食墓祭之风渐盛。《孟子·离娄下》中“乞食墦(坟墓)间”的寓言故事，就反映了当时富贵之家以酒食祭墓的情况。汉代以孝治天下，人们对托寄祖先魂魄的坟茔更加重视，如严延年就不远千里从京师“还归东海扫墓地”。但至唐代之前，往往是“寒食野祭而焚纸钱”，唐玄宗鉴于士庶之家无不于寒食上墓祭扫，于是下诏：士庶之家“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这样，朝廷以政令的形式将民间扫墓的风俗固定在清明前的寒食节。

明代的清明节延续了以往祭祀先祖与踏青游春风俗。明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载：“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节庆活动也相当丰富，张岱《陶庵梦忆·扬州清明》中便说：“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踘；茂林清樾，劈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果，瞽者说书。立者林林，蹲者蛰蛰。日暮霞生，车马纷沓。宦门淑秀，车幕尽开，婢媵倦归，山花斜插，臻臻簇簇，夺门而入。”

宋代将寒食节视为与冬至、元旦并重的“三大节”之一，为让人们能有时间扫墓、踏青，祠部在一年共76天的休假中，规定“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假期，并特地规定太学放假三日、武学一日。节日活动更加丰富。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7《清明节》记载了京城汴梁的清明日“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吴自牧的《梦粱录》卷2《清明节》记载的南宋临安清明节，也是“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以尽思时之敬。车马往来繁盛，填塞都门……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更生动逼真地描绘了东京汴梁清明时节，从郊外到城里“花光满路、箫鼓喧天”的盛况和宋代清明上坟、探亲、游春、宴会、大商店搭彩牌坊等各种风俗特征。

修整坟墓，清除杂草，培添新土，是寒食节扫墓的又一活动。王建有诗云：“牧儿驱牛下冢头，畏有家人来洒扫……但看垄上无新土，此中白骨应无主”，可见唐朝人很在意这种习俗行为，并由墓上有无新土来判断墓主有无子孙的存在。所以民间也有一套自发形成的民俗压力，如“清明不祭祖，死了变猪狗”等，告诫那些试图不履行祭祖义务的不孝子孙。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7《清明节》记载了京城汴梁的清明日“士庶……各携枣䭅、炊饼、黄胖、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雏，谓之‘门外土仪’”。金代在熙宗天眷二年(1139)专门规定“元正、冬至、寒食各节前后共休务三日”(见《大金集礼》)。寒食节，官民谨遵禁火礼俗，“以出新火”(白珽《湛渊静语》)。时人食用的冷食，大致同于宋代流行的节日食品，金人高廷玉《道出平州寒食忆家》中即有“上国春风桃叶渡，东阳寒食杏花饧”诗句。除了禁烟、改火、吃冷食，寒食上坟祭奠先人的习俗也被保留下来，朱弁留金时所作《寒食》诗中即有“纸钱灰入松楸梦，饧粥香随榆柳烟”。其《寒食感怀次韵吴英叔》诗中，也有“榆钱何处迎新火？杏粥频年系此心”。

清代清明节在时间、地点、规模、礼仪等诸多方面都逐渐形成了定制。同时，寒食节和清明节逐渐融并，进而被清明节取代，节俗也多被吸纳为清明节的活动内容。如寒食的标志性节俗吃冷食，清顾禄的《清嘉录》有：“市上卖青团、(火+亐)熟藕，为居人清明祀先之品……今俗用青团、红藕，皆可冷食，犹循禁火遗风。”民间的清明节基本仍以扫墓、祭祖、踏青、插柳和宴饮等活动为主。据《乾隆宁夏府志·风俗》记载：“清明日，挈榼提壶，相邀野田或梵刹间共游饮，曰‘踏青’。插柳枝户上，妇女并戴于首。”《宛平县志》记载：“清明，男女簪柳，出扫墓，担樽盒，挂纸钱，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以纸钱置坟巅。”一抔新土，一壶浊酒，感念逝者，是为清明。

由于寒食与清明相连，寒食后一日即清明，唐朝时就已将寒食、清明并称，于是寒食节俗很早就与清明发生了关联。“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描写的即是当时寒食、清明的墓祭情景。

寒食要禁烟断火，在居贫寒士的生活中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伍唐珪有诗云：“惭愧四邻教断火，不知厨里久无烟”；王禹偁则写道：“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一个说家中久已断炊，无须禁烟绝火；一个说挑灯夜读尚向邻家乞火，何用断火禁烟？幽默诙谐，令人解颐。

根据《事物纪原》记载，纸鸢“俗谓之风筝，古今相传，云是韩信所作。高祖之征陈豨也，信谋从中起，故作纸鸢放之，以量未央宫远近，欲穿地隧入宫中”。不过到了唐代，放纸鸢早已与军事无关，更多是通过高飞的纸鸢，传达出放飞成功后的喜悦兴奋和收放有度的人生哲理，所谓“碧落秋方静，腾空力尚微。清风如可托，终共白云飞”。

寒食与介子推产生关联，源于战国时期的《庄子》。尽管《左传》中已提及介子推隐居绵山和晋文公封山之事，但并没有关于烧山和寒食的说法。《庄子·盗跖》中演化为：“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至东汉桓谭的《新论·离事》中就有了“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故也”的记载，已明确将寒食节与介子推联系在了一起。

唐代以前已有烧纸钱祭亡之俗，但因寒食期间禁火，墓祭也不能举火，于是人们就将纸钱插、挂在墓地或墓树之上，有的压在坟头上，表示后辈给先人送来了“生活费”或“零花钱”。“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丘垄年年无旧道，车徒散行入衰草……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这种因禁火而改变的祭祀习俗在当时曾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但民间习惯一经形成，就往往成为一种特定的民俗传统，它在后世已不禁火的环境下仍然流传，于是挂纸钱也成为墓祭的特色之一。

ag电子下注寒食节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在人类懂得以太阳和月亮指示季节之前，曾有过很长一段时期是以恒星大火(心宿二)作为示时星象以安排生产和生活的。每当仲春时节大火昏见东方之时，被认为是新年的开始，并有一套隆重的祭祀仪式。仪式之一便是熄灭掉全部旧火(禁火)，代之以重新钻燧取出的新火(改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