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一声炮响，东北三省沦陷。抗日战争时期，六一织造厂藏在浙江绍兴乡间的物资被抢劫一空，工厂再次进入奄奄一息的状态。胡海秋曾痛心地说，“六一厂的血液被吸干了。”

不久，杭州市政府派人到厂视察，决定由百货公司向工厂订货，人民银行给予贷款。在该市工业布局调整时，还将旧棉纺厂厂址给了六一织造厂，使厂面积扩大了好几倍。胡海秋是历经几个“时代”的人，但他第一次深深感受到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关怀，内心十分感动，也增强了他办好企业的信心。自此，六一织造厂开始蓬勃发展。

入学法国东部安比挪市的棉纺织学院后，他陆续结识了几位浙江籍同学，共同的理想和抱负，让大家成为莫逆之交。毕业后，大家一同去当地一家纺织机械制造厂当实习生，当得知该厂是从一家棚户小厂发展成法国纺织机械业大厂时，更激发了胡海秋等人回国创办针织厂的决心。

一心指望“实业救国”的胡海秋不甘心就此沉沦，他积极向外争取资金，将工厂迁到浙江杭州降低成本，增添设备提高产品质量，并逐步打开了东北等地市场，业务蒸蒸日上。

24号看球网中新网杭州10月5日电 (王潇婧 程炜 王静)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75周年。

1925年春，胡海秋等回到阔别6年的祖国，立即开始建厂的筹备工作，他们在上海租界边缘闸北区山羊里租下一座小厂房，定名为“六一织造厂”，意为6人合办一厂。随着1926年初正式投产，胡海秋自此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

1949年5月3日，是杭州市解放的日子。那天人们喜悦的情景，在很多年以后，胡海秋仍记忆犹新。当时，历经20多年磨难的六一织造厂，经济能力极为薄弱。杭州军管会相关负责人专门到厂里约见胡海秋，向他讲解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并表示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政府就一定会大力支持。

回顾过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党派自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以来，合作初心始终不改，理想信念坚定如磐。1950年6月加入民主建国会的胡海秋就是其中一位，他一生致力于实业救国，经受了各个时期的锻炼和考验，最终成长为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忠实朋友。

抗日战争胜利时，“六一织造厂”创始人中已有4人先后去世，复业重担落在了胡海秋身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在设备流失、人员遣散、资金短缺的情况下，重整旗鼓。

新中国成立前夕，胡海秋在工商界已颇有名气，杭州市旧商会两次改组时，都有人游说要他出任理事，但他一一婉拒。彼时，通过收听延安、北平等电台的广播，他聆听到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以及黄炎培等号召爱国工商业者要相信中国共产党。当时在胡海秋看来，那是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的期待感。

建厂之初，最大问题是产品销售问题。上海工商业发达，洋货充斥市场，竞争激烈。作为一个初创小厂，六一织造厂无论是产品外观还是内在质量，均无法与洋货相比，到了年底，产品积压成堆，资金枯竭，贷款无门，工厂很快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然而，彼时在外国，不论租房、吃饭，中国人处处吃亏受气，这使得胡海秋十分气愤，在体会到弱国无外交的同时，也激发了其“实业救国”之志。

在《浙江历史上的今天》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段话：1954年4月1日，六一织造厂股份有限公司经杭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成为公私合营企业。六一织造厂由绍兴人留法学生胡海秋等于1925年在上海创建，生产针织内衣，初名六一织造公司，1927年冬从上海迁至杭州，更名为六一织造厂。当时杭州尚无其他近代机器针织内衣工厂，六一厂生产的汗衫、卫生衫裤便成为杭州独树一帜的产品，工厂得到很快发展。该厂是浙江省最早的近代机器针织内衣厂。

他们白天学习，夜间做工，用节省下来的钱购买技术书刊。1919年至1924年，五年间陆续购买了数百本纺织技术书刊。他们将这些书刊取名“六一藏书”，为实现实业救国投下了第一笔资金。

1950年，民主建国会在杭州筹建分会，胡海秋被民建总会指定为筹备委员，他作为民主党派成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积极从事民主党派活动。此后，胡海秋除了做好厂里工作外，还积极投身社会工作，通过民建工商联组织，向工商界人士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推动工商业者会员提高思想认识。

胡海秋一生为振兴民族工业自强不息。他和六一织造厂，在旧中国虽然历经艰难坎坷，从创业、发展、兴旺直至被摧残，但在新中国成立后，最终获得新生。在80岁时，胡海秋还拿起笔来，为六一织造厂的创建与发展，也为自己一生实业救国的经历，写下近万字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