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日记》的故事始于一封未署名的遗书，驱使中学老师郑Sir踏上挽回自杀学生的行动，由此勾连出他曾经的童年日记，往昔的窒息、晦暗的童年创伤复上心头，令他再省走至今日的种种。

获得如此的掌声与认可，实属他意料之外，“《年少日记》题材很严肃，我以为会吓走很多观众。”甚至在埋头剪辑的近两年内，他无数次心灰意冷地认定没拍好，几乎快被这种焦虑吃掉了。

卓亦谦理解同辈的困境，“尽管我总觉得拍摄成本不是一个借口，但它确实会影响到很多创作的东西。比如只有500万港元的成本，很难拍到一个太空人的故事。所以我完全理解为什么有时候(新导演)会偏向创作社会题材或个人化的故事，起码你敢写。”他也理解电影公司和市场，无法轻易将一部动辄成本上亿的大制作，交由新人掌舵。

在这场采访开始前，记者先见到了沙发上端坐着的粉色河马。卓亦谦来后，顺势将它抱在怀里，“它出生于1984年，是我父亲求婚时送给母亲的礼物，后来他们给了我。”

有时，他躺在床上，恍惚间，那张单人床摇身一变太空船，载着他轻盈腾空，悬于静谧的星河之间，他在梦里又与动漫里的恐龙战队重逢，守护世界。

尔冬升看着严肃，令卓亦谦一度认定他是“老海鲜”，“就是那种看不起新人、欺负新人的老前辈。”结果相处后发现恰恰相反，“他没有什么阶级观念，很喜欢跟年轻人聊天，跟他相处很舒服。”这令卓亦谦受益匪浅，“他让我学习到，在这个行业做什么都没什么了不起，做导演也是。在现场我是导演，一下班我就是阿卓。”

而对于电影细节的执着，则得益于早年师从香港电影“新浪潮”领军人物谭家明导演获得的严格训练。每节课，谭家明都会带着他们拉片，逐帧分析电影片段。“他曾跟我们说，如果你对细节没有追求，那你根本没资格做导演。”卓亦谦觉得，比起拍摄技巧，从谭家明身上学到的更多是一种对待电影的态度。

同样的状态，贯穿剧本创作和拍摄过程。虽然传闻导演在片场几乎每场戏都哭，但在整个悲剧性强的故事结构下，电影语言却是节制的。“我不停地提醒自己，不要被当下的情感蒙蔽，冷静下来想清楚，看每一场戏在整部电影中的位置，有没有太重或是太轻。”在卓亦谦那微一沉吟的眼神中，流露出非常理性的艺术思考。

这些想象故事，有没有尝试把他们写出来？卓亦谦不假思索地答道：“没有，我小时候成绩不好，会考只有8分，所以总有种负罪感，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事情上。”几乎在每次采访中，他都会用“失败的小孩”形容自己，曾一度被负面情绪牵动。

近年来，在香港电影发展局推出的“首部剧情电影计划”“薪火相传计划”等助力下，如卓亦谦这代香港电影“后浪”层出不穷，他们以精心构造的故事迷局和兼具美学的画面，带出对各类社会议题的诘问，在一层层情绪波涛之中流露出对弱势社群的关怀。

卓亦谦回忆，结识尔冬升时，自己还不足30岁。当时他因导演庄文强之故加入金像奖颁奖典礼的设计工作，而尔冬升则刚上任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主席。

这部自编自导的初试啼声之作，在首映后一路高歌猛进，令卓亦谦成为本年度各大电影节“最大黑马”，更一举夺得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新晋导演。该片在香港及台湾累积出色的口碑及票房后，于4月19日进军内地市场。

爱体育体育官方细看他的成长背景，光是拎出些关键词就已足够特殊：从小成绩不理想，中学会考(现被香港中学文凭试取代，相当于内地“高考”)只有8分，自认是“永恒的失败者”，后被电影拯救，不想再遭逢打击——大学好友轻生离世，只留下一封信给他。

在金像奖颁奖典礼上，获奖的卓亦谦捧着“金像女神”，感谢一众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更感恩首次拍戏便遇上尔冬升这位监制，“能够与他合作是刻骨铭心的幸福。”台下的尔冬升则催促他快点讲完，场面搞笑。

但谁知道呢，有时机遇就在这小成本的起步里，“这种规模的戏也可以看出导演是什么样的人，如何在资源不够的情况下控制电影美学，如何和演员沟通，故事的底蕴和价值观是什么。”他始终相信，一个人拍的电影就代表了他。

卓亦谦的记忆，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躲在了影像之中。年幼的有杰面对严父的压力、“蛋糕”弱听的状态，某程度就是他的儿时映照，还有始终徘徊于传统精英主义框架外的无措、好友轻生猝逝的悲恸，串起故事，叠起重量。

但很快，人们发觉，这种由特区政府资助、前后辈结对指导模式带来的弊端不可忽视——题材局限，难以适应市场，于是不少新导演一鸣惊人之后，长久地沉寂下去。

日前，卓亦谦凭借电影《年少日记》获得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新晋导演”奖。图为卓亦谦发表获奖感言。 中新网记者 侯宇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