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的发展、漕运的兴衰、船舶的升级、商贸的繁荣、淮安城的演变……走进中国漕运博物馆,一段淮安和大运河共生共长的历史画卷铺展开来。
在博物馆内的拐角处,一个堆满碎瓷片的展柜吸引了不少游客注意,这里还原的是一处龙泉窑瓷片堆积遗址发掘现场。展品资料显示,这处遗址位于淮安河下古镇,2008年被发掘,长17米,宽9.7米,堆积着约20吨碎瓷片。这些破碎的瓷器来自著名的龙泉窑,元、明时期烧制,大多为普通日用品,极少量为官器。
“来自浙江龙泉窑的瓷器,通过运河来到淮安进行检验,不合格的被打碎。”张驰说,这处遗址的发现,见证了元明时期淮安的繁盛,也见证了运河运输的庞大体系,“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水运发达程度可想而知”。
特殊的地理位置不仅衍生出一个“换乘点”,还让淮安成为历代漕运枢纽。陆运为转,水运为漕,朝廷组织的公粮水运即为漕运。自隋起,朝廷在淮安设漕运专署,宋设江淮转运使,明清设总督漕运部院衙门,以督查漕运事宜,主管南粮北调筹运工作。
购彩中心app下载购彩中心官方版“我们今天能在这里看到它,正是因为有大运河。”邱云珂介绍,这面铜鼓是运河清淤时,在淮安城郊一艘沉船中发现的。据专家考证,这件来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铜鼓由船运输,途径淮安时沉没于此。
“御舟先至候河干,此日登舟暂解鞍。”乾隆第三次南巡时,在淮安写下此诗,描述的是由马到船的“换乘”场景。楚州博物馆副馆长、中国漕运博物馆策展人张驰介绍,因地理差异,我国古代南北交通方式有“南船北马”的特征,即南方以船为主、北方以马为主,“淮安处于大运河的中部,由此往北骑马更方便,往南则乘船更便捷,这便是‘南船北马,舍舟登陆’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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