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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浙江省衢州市下发《退休返聘人员参加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用人单位聘用男性65周岁及以下、女性60周岁及以下退休返聘人员期间，可为其单独办理工伤保险。截至当年11月底，近5000人参加了此项工伤保险。

根据新近出台的相关法律，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超过退休年龄并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工作者只要仍在工作，不再适用劳动法规范，而归入民法调整范畴，也就是通过签订劳务合同调整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权利义务，一旦双方没有签订劳务合同，或者劳务合同中对相关内容语焉不详，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就存在真空地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研究室副主任王天玉说。

像李珀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当下，有不少超过退休年龄的人(男60岁，女工人50岁)基于各种原因仍在工作。根据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多部门今年10月联合发布的《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以下简称《数据公报》)，2021年，我国19%的老年人从事有收入的工作。而根据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2023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2023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9697万人。

到龄后，夫妻俩相继开始领取养老金，但数额不高，他们仍需要打工挣钱。李珀长期受雇于当地一家物业公司，在罗江区一小区从事保洁工作，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

“随着相关法律的出台，我们应在借鉴劳动关系基本保障的基础上，适应老龄化时代要求，全面清理阻碍老年人就业的不合理规定，针对老年人进入职场出台顶层设计，与时俱进保障老年人就业权益。”杨保全说。

受访专家指出，对于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老年人来说，即使超过退休年龄，他们也愿意继续工作，用人单位招用他们，不能让他们的权益处于制度保障之外，但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又不能构成完全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构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依法赋予他们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

可不久后，意外发生了。王树梁在一次安装变压器时不慎从高空坠落，多处骨折，内脏出血。他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2023年4月底出院，仅医药费就花了好几万元。

王天玉认为，对就业老年人来说，其工作岗位、工作内容与其他未退休的劳动者相同，其遭遇的劳动风险是一样的，应该纳入工伤保险的保障范畴之内。“毕竟，劳动行为才是工伤保险要保障的基础，而不是年龄。”

李珀是德阳市罗江区当地人，在从事这份保洁工作之前一直务农。她和丈夫养育了一个女儿，但女儿没有固定工作，成家后生育两个孩子，目前都在上学，家里开支还需要老两口帮衬。

超过退休年龄后仍从事工作的老年人不在少数。根据《数据公报》披露的抽样调查，2021年，我国19%的老年人从事有收入的工作。分城乡看，城镇14.4%的老年人从事有收入的工作，农村24.5%的老年人从事有收入的工作。分年龄组看，低龄老年人中从事有收入工作的占26.5%。

在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娄宇看来，老年人就业结构从以前的第一、第二产业为主，转变为现在的以服务业为主，他们即使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也有能力做相应的工作，企业从降低成本的角度，也愿意招用他们，但同时应该给与他们相应的劳动保障。

随后，李珀向德阳市罗江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24年3月，罗江区法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审理过程中，法官主持双方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双方确认李珀因滑倒受伤导致的损失为22万余元，由物业公司承担70%的责任，李珀承担30%的责任，物业公司再赔偿13万元。

十几年前，李珀家的承包地纳入征地范围，当地政府除了土地补偿之外，还为他们办理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他们自己出一部分，政府补贴一部分。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一般，不用务农的夫妻俩开始外出打工，她干保洁，丈夫干装卸工。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一种思路是，应该放开劳动关系主体的年龄限制，这样在现行劳动法律框架下，老年人仍然是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参加工伤保险。另一种思路是，扩大工伤保险的参保范围，在地方实践的基础上，将就业老年人纳入工伤保险，比如把工伤保险与其他险种拆分，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老年人就业时，单独参加工伤保险。”王天玉说。

他同时提出，在现行退休年龄制度下(男60岁，女工人50岁，女干部55岁)，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一直存在，即使新的退休年龄制度实施后，还会存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因为总有老年人有劳动能力又有劳动意愿，有劳动就会有风险。基于上述客观事实，不能因为老年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就不能和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不能把这个群体推到劳动保障制度无视或者空白的区域，而应该在制度上认可这种劳动，构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

赵竹梅12年前退休，一直闲在家里。2023年初，她儿子准备买套学区房以方便孩子上学。她想缓解下儿子的购房压力，于去年5月经别人介绍到西宁市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负责梳理账目和财务审计，双方签订一份劳务合同，一个月8000元。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不少老年人一边领养老金一边工作是一个客观现象，但囿于现行法律制度，他们只能与用人单位构成劳务关系，很难基于劳动事实享受劳动权益保障，比如他们在工作中存在伤亡风险，但又难以参加工伤保险，导致劳动权益保障存在空白。

检查结果很严重。医院给她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安排她住院十几天进行治疗。出院时，医嘱建议休息3个月，避免外伤，避免久站或久坐，避免剧烈运动。在治疗期间，经过交涉，物业公司垫付了3.8万余元医疗费。

据她回忆：从地下室到一楼的楼梯太滑，一不小心就滑倒了，脚动不了。她先是给公司负责保洁工作的主管打电话，但等了十几分钟也没见公司安排人员过来。她只好给女儿打电话，女儿赶过来把她背到小区地面上，然后在居民的协助下坐着女儿的电动车到医院检查。

2021年，在电力公司从事高空作业的王树梁退休。2023年2月，希望再挣点钱的他被原单位返聘，工作内容是安装高速隧道变压器。与退休前不同的是，双方没有签订合同，仅约定工资日结，一日300元。

李珀出院后，因为不能继续工作，多次前往物业公司协商赔偿事宜，但物业公司在承担医药费之后仅愿意赔偿两三万元，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她还多次前往当地社保部门咨询工伤事宜，被告知其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无法认定工伤。

王宇告诉记者，根据她的工作牌等相关证据，她长期从事保洁工作，物业公司负责人也认可她因工受伤的事实，本案基本事实，系超龄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受伤。

他呼吁，根据法律规定尽快出台配套制度，针对就业老年人突破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绑定关系，比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认定在工作中受伤的老年人构成工伤，保护他们的权益。同时，用人单位也要与时俱进，依法保障就业老年人的基本权益。

无奈之下，她只好委托当地律师王宇维护自己的权益。在王宇指导下，她向当地一家司法鉴定中心申请伤残鉴定。同年12月25日，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显示，被鉴定人属九级伤残。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保全认为，为了依法鼓励条件合适的老年人进入就业市场，需要将老年人就业纳入工伤保险的体系中，可以针对就业老年人专门进行工伤保险制度设计，不用跟现行社会保险挂钩，既降低用人单位的用工负担，又对就业老年人加以制度保障，还能分散就业老年人遭遇的工作风险。

他的代理律师告诉记者，这条路走不通，接下来将向法院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他摔伤以后，再也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电力公司愿意赔偿的金额还不够支付医药费”。

“这意味着，原来定位成劳务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从相关法律实施之日起正式被纳入劳动保障体系，受劳动法律调整。也就是说，虽然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不能构成典型的劳动关系，但通过构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他们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门的群体受到劳动法律的保障。”王天玉说。

冰球突破网站登录她虽然在当地一家物业公司长期从事保洁工作，但因为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已领取养老金，不能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难以被认定为工伤。无奈之下，她只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物业公司作出民事赔偿。

2016年3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相关意见提出，用人单位招用已经达到、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或已经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在用工期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如招用单位已按项目参保等方式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

“我没有意识到要跟公司签订合同，公司的保安、保洁没有听说签合同的，我也没觉得保洁工作有多大的受伤风险，最多就是磕着碰着。”李珀告诉记者。

2024年3月施行的《四川省超龄等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规定，已经达到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年龄在65周岁及以下的从业人员，可由从业单位为其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

然而，根据我国现行劳动法律的规定，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就业，无法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只能签订劳务合同，因此用人单位通常无法为超龄人员缴纳社会保险。

在他看来，从长远而言，未来应在这些实践探索基础上，改革现行劳动法律制度，将就业老年人纳入劳动法律调整范畴。特别是根据相关法律，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他们在工作中的基本权益。

王树梁申请劳动仲裁，但因为他是退休返聘，而且已经享受养老待遇，他的申请未被受理。随后，他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认定与单位构成劳动关系，然后寻求工伤认定。法院经审理，没有支持他的诉求。

为解决实践中出现的超龄劳动者遭遇工作风险问题，有关部门和一些地方陆续出台相关文件，探索将已达到退休年龄仍从事工作的人员，与工伤保险体系相关联。

“根据现行法律，虽然工伤途径能为当事人争取更多利益，但因当事人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已领取养老保险，认定工伤可能性较低。若社保部门未认定工伤，我方又提起行政诉讼，则诉讼时间成本很高，并且无法确定是否能争取到更多利益。”王宇说。

出院后，王树梁找公司商谈赔偿事宜。公司表示，他受伤是因为违反安全规定没有系安全带，愿意赔偿半年的工资5万元，医药费用后续补发。然而时至今日，公司仅给王树梁转账了3.7万元，赔偿的事情无法谈拢，双方不欢而散。

“我干了一年多，一分钱没给我结。”今年8月，赵竹梅无奈之下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对方支付费用。但劳动仲裁机构不予受理，因为劳务合同不属于受理范围，建议她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