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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最高法发布法答网精选答问(第六批)，其中一个问题涉及劳动合同争议，也是法答网精选答问发布以来第3个涉劳动者权益的问题。

当天，英山法院立案庭开启“绿色通道”当场立案，并迅速分流至速裁团队。下午，经过速裁法官的组织协调和释法析理，这11起劳务合同纠纷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成功达成调解协议。

全国人大代表买世蕊曾向本报记者表示，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可以有效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引导形成合理诉讼预期，培养用人单位、劳动者的自觉守法用法意识，具有较高的社会普法价值。

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争议案件实行劳动争议仲裁前置。“仲裁前置”能够充分发挥调解和仲裁的作用，有利于劳动争议在最初阶段予以化解、及时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如2023年，上海仲裁机构受理案件20.7万件，法院一审案件收案2万件，起诉率降至10%以下。

今年1月，最高法先后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人社部等联合印发《最高人民法院、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交流会商会会议纪要》和《关于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工作的通知》，指导各地法院围绕劳动领域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化解、劳动者权益保障等工作，完善定期会商机制，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畅通调解、仲裁与诉讼、执行衔接渠道，积极履行指导调解的法定职能，切实提升劳动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随着最高法工作报告内容的迅速传播，致力于解决我国超龄劳动者面临突出问题的“5号司法建议”，受到社会瞩目。

为政之道，民生为要。最高法始终厚植党的执政根基，关心关注就业问题，把就业当作民生头等大事来抓，紧密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坚持依法能动履职，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除了充分运用案例库，通过“法答网”平台及时解答下级法院案件审判中遇到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促进统一法律适用，也是最高法抓实保障就业工作的抓手。

澳门威斯尼平台app“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今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事关”道出对就业工作的深切牵挂。

“有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在创业发展过程中，因经营管理不当触犯法律，企业生产经营难以为继。只有保住企业，让企业活下来、留得住、经营得好，劳动者‘饭碗’才保得住、端得稳，民生才能保障好。”最高法刑二庭负责人表示。

“协同推进‘一函两书’工作，有利于人民法院立足专业优势，与工会形成工作合力，进一步提高协作质效，推动劳动法律法规贯彻执行，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最高法与中华全国总工会每年也会对‘一函两书’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和通报。”最高法民一庭负责人表示。

天山脚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与自治区总工会合作，建立“法院﹢工会”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加大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等主体权益保障力度。

淮河岸上，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安徽省总工会会签《关于建立职工劳动权益保障协作配合工作机制的意见》，建立联席会议机制、通报会商机制、诉调对接机制、司法建议与工会监督衔接机制、合作共建机制，共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是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开展合规整改，让符合条件、可以挽救的涉案企业重获新生，有利于从源头保障劳动者就业、减少劳动争议。

记者了解到，目前劳动人事争议案例已经入库43个，涉及确认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合同、试用期、竞业限制、追索劳动报酬、工伤保险待遇等多个方面。

欠薪，社会治理的一大顽疾。国务院《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施行4年来，最高法切实落实这一条例，推动各级法院充分发挥简易程序和小额速裁机制功能，降低诉讼成本，快审快结，全面提升欠薪案件审判质效。

为确保“真金白银”落到劳动者的口袋里，最高法加大涉欠薪案件执行工作力度，推进各级法院畅通“绿色通道”，充分运用“总对总”“点对点”查控系统，强化线上线下财产调查工作，进一步推进交叉执行，有效防止权力、关系、人情干扰，遏制滥用执行权乃至执行腐败问题。

截至今年5月底，人社部门、工会已有1.98万余家调解组织、3.4万名以上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累计诉前调解劳动争议112.39万件，调解成功92.3万件，诉前调解成功率达83.5%。

近年来，为更加公正高效化解“薪”结，深化劳动争议源头治理、多元化解，最高法会同中华全国总工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建立“总对总”诉源治理、多元解纷机制，通过“法院﹢工会”“法院﹢人社”，促推大量劳动争议预防在源头、化解在前端——

2023年以来，最高法联合人社部等多次发布典型案例。除了上述6个劳动争议典型案例，还有13个涉欠薪纠纷典型案例，以及6个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典型案例，推动全社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2022年，最高法联合人社部印发《关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有关问题的意见(一)》。“建立裁审信息比对制度”试点工作，目前已在上海、福建、山东等地展开。

根据这一文件，人民法院和工会将探索建立双向通报和信息共享机制、司法建议与工会监督衔接机制，县级以上地方总工会可以商请人民法院派员开展业务指导，提升工会依法开展劳动法律监督的能力水平。据了解，目前已有27个省(区、市)总工会与同级法院建立了协作机制。

“法院、仲裁机构通过裁审信息比对，分析裁审结果不一致的原因，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促使更多案件在仲裁阶段解决。”最高法民一庭负责人表示。

“目前，诉至法院三分之一以上的劳动争议通过诉前调解方式解决，不收取当事人费用，劳动争议解决成本大大降低。”最高法立案庭负责人告诉记者。

农民工权益保护、工伤保险待遇、超龄劳动者保护、经济补偿、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认定……截至目前，最高法已答复劳动争议问题33个，及时有效指导全国法院加强劳动者权益司法保障，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在发布典型案例之外，今年2月正式上线并向社会开放的人民法院案例库，也是最高法统一裁判尺度、引导正确劳动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在一起纺织印染企业环境污染案中，涉案企业因超标排污多次被罚，又因资金链断裂而陷入半停业状态，劳动者面临失业风险。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会同环保部门促其合规整改、更新环保设备，全面复工复产后，产值同比增长显著，几近压垮企业的债务基本清偿。

长江中游，湖北省“法院﹢工会”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模式实现市县两级全覆盖，县级以上工会调解组织全面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推动矛盾纠纷前端化解。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最高法发布6个劳动争议典型案例，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提供司法指引。案例一经发布，官方新媒体阅读量迅速达到10万﹢。

为提醒用人单位落实好劳动法律法规，或纠正其违法劳动用工行为，工会及相关单位所适用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和《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被简称为“一函两书”。

在我国，“超龄劳动者”的概念并不陌生。据最高法统计，超龄劳动者数以千万计，每年约5万件涉及工伤认定、社保缴纳等的劳动争议诉至法院。

如纳入案例库的“隐形加班案”——李某诉某科技公司劳动争议案，审理法院明确以付出实质性劳动和明显占用时间作为线上“隐形加班”的认定标准，确保劳动者不因弹性工时和远程劳动的工作模式而被区别对待，保障了劳动者的休息权和获得劳动报酬权，为解决网络时代具有普遍性的劳动争议新问题提供范本。

目前，人社部已采纳该司法建议，正在积极推进明确超龄劳动者劳动基准适用范围和标准、加强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障、完善养老保险信息查询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切实保障“老有所为”。

对此，最高法民一庭法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答复。该答复明确了在劳动者符合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况下，用人单位负有强制缔约义务，劳动者具有单方选择权的裁判规则，为劳动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撑起了法律“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