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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维塔表示，到2025年7月，距离他第一次来中国就满50年了。“谈起这近半个世纪我在中国记忆深刻的经历和亲身体验到的变化，那可能要写一本很长的书……”

罗维塔表示：“我是从南半球来到北半球，从距离北京最远的城市之一来到北京。对我来说，看到的事物都是新鲜的，都是有意思的。”

罗维塔喜欢中华文化，因为其中包含的很多内容他都亲身经历过，有着不一般的情感。比如他很喜欢汉字，在清华大学读书的经历是他记忆最深刻的体验，当时记笔记、学课文、做作业、考试等都要用中文，而他至今都保留着当时的笔记本；他举例说，他来中国后度过的第一个春节，与父母一起去中国朋友家学习包饺子，从那以后的每一个除夕夜，不论他在哪里，一定要吃饺子，“即使我一个人，也要找一个中国商店买一份速冻饺子”。

罗维塔与中国的缘分始于孩童时期，他的父亲是一名书商，20世纪60年代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创办了新生书店(Nativa Libros)，在乌拉圭和南美地区发行出售有关中国的各类书籍。

ag体育官网app下载1975年，一位乌拉圭少年跟随父母来到中国，开启了在中国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他说，与中国的缘分几乎贯穿他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生。他就是乌拉圭汉学家罗维塔(Pablo Rovetta)。近日，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罗维塔讲述了他作为亲历者观察、感受到的中国发展和变化的故事。

“从改革开放初始一直到现在，我看到了中国及中国百姓在各个方面的变化。”罗维塔表示，“不用看经济统计数字，不用阅读分析家的评论，我从民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国交通现代化等诸多方面，可以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并不是一种口号，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实。”

年幼的罗维塔首先被讲述中国的画报深深吸引，有孙悟空、愚公移山等故事，有故宫、天坛等景致，也有农村生活、农业生产等场景。对罗维塔而言，地球另一边的中国既陌生又有趣。渐渐地，放学后或星期六，他常去父亲的书店津津有味地阅读与中国有关的各种图书，从画报到文学作品，读了老舍、巴金等人的作品，看过徐悲鸿画的马、齐白石画的虾……他对中国的兴趣和感情日渐浓厚。

巴勃罗·罗维塔(Pablo Rovetta)，乌拉圭汉学家，乌拉圭“东方深思网”创办人，著有《70年代在中国》一书，讲述他作为亲历者在中国经历的历史性大事，参与作品集《中国现代短篇杰作选1919—1949》《拣珍珠——短篇小说佳作》等多本中国文学著作的西语翻译工作。

罗维塔笑着说：“中国人很聪明，可能很早就预见到世界上会出现手机。所以，中国人可以用一只手吃饭，用另一只手表示数字1到10。”他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说：“这样，他们可以一边打电话一边吃饭，或一边打电话一边比划数字。”

在罗维塔看来，虽然自己是个外国人，但通过近半个世纪与中国交往的经历，自然而然地吸收了中华文化的很多元素。“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我是个‘中国化’的外国人，我的文化背景除了来自乌拉圭以外，还饱含着中华文化元素。”

美食，是罗维塔对中国感兴趣的另一个点。在他的记忆里，20世纪70年代，大部分中国民众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吃上一顿丰盛的佳肴。而现在，只要想吃美食，随时随地都可以实现。让罗维塔高兴的是，有越来越多的拉美产品端上了中国人的餐桌，走进了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他说：“中国民众的生活品质明显提高，引进来的世界各地的美食非常丰富，现在去餐厅可以吃到乌拉圭牛肉、喝到乌拉圭葡萄酒，这在5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还有智利车厘子、秘鲁蓝莓、墨西哥牛油果……”

此后，罗维塔在中国生活了20年。他学会了夏天喝热水、冬天吃冰棍、在雪地上骑自行车等等。1995年，他前往西班牙生活，但与中国的缘分一直延续。从1995年到现在，他来过中国200多次，平均每年约8次。他说：“我或许是来中国次数最多的乌拉圭人。”

1975年，17岁的罗维塔与父母和妹妹一起前往北京。第一次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他说：“我在画报上看到过这里。”当画报中的场景真实地出现在眼前时，罗维塔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天安门广场真大。有人告诉我，这个广场可以容纳100万人，当时乌拉圭的总人口不到300万，也就是说，可以容纳三分之一的乌拉圭人口。”

不仅如此，便捷的手机支付、精准的导航定位、及时的外卖服务、焕然一新的首钢园、酒店大堂工作的机器人……这些变化，罗维塔都亲眼看到了，也亲身感受到了。他说：“如果接下来5年我不来中国，到时候，我将不敢讲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子，因为肯定会有许多我难以想象的发展和变化。”

罗维塔习惯随时携带一个小本子，遇到新鲜事和新奇的词语就记下来，或者让别人帮他写下来。“研究中国的时间越长，越是发现每天都能从中国学到新东西。”他说，中国有句古话“活到老，学到老”。他每次来中国都要打开电视看新闻，不仅是为了练习中文，还能从中学到很多新鲜词。

今年春节前夕，罗维塔再次来到北京，感慨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他以出行为例，刚来中国的时候，他曾在清华大学读书，那时如果要去北京市中心，只有两种方式“进城”——骑自行车或坐公交车。而现在，北京街头车水马龙，而且路上行驶着很多电动汽车，数量比他在西班牙马德里街头看到的更多，也更现代化。他还提到，“在北京，现在如果说去机场，别人会问去哪个机场，因为北京的国际机场就有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