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淹在昆明南菁中学读完了初三和高中，本想在大学报考时选择文学专业，而一本《居里夫人传》改变了父母和她的想法。于是，抱着科学救国的决心，章淹于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而当年考入联大物理系的女生仅有两人，章淹便是其中之一。这一年，她才17岁。

章淹后来出色完成了近十次国庆阅兵的气象保障服务，更是在随后几十年中，见证与参加了新中国科学发展的崛起。她以认真、严谨的态度，投入到暴雨、水文的研究中，她的一生获奖无数，研究成果丰富。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也结束其办学使命，组成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决定北返复校。1946年5月4日，学校宣布胜利结束办学，三校师生复员北返，学生根据各自专业转入各校。章淹随校回到清华，于1947年从气象系毕业。正当她计划留校任教时，突然接到分配通知，要求她尽快到华北气象局就职。1949年北平解放，华北观象台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航空处通信科接收。章淹成为了一名新中国气象预报员。

昆明自1939年起便开始遭到日机轰炸，跑警报成为了人们的“家常便饭”，一跑警报就没法上课，师生们不堪其扰。雾天与雨天成为了学习的最佳保护伞，飞机难以测定目标，轰炸会暂时停止，章淹因此对天气预报产生了兴趣。恰逢当时学校决定选出几名学生专门学习气象专业，章淹主动报名转入了气象系学习，成为了联大气象系的第一位女生。从此，她与她一生热爱与追求的气象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优迈教育澎湃新闻记者从中国气象局相关部门获悉，著名气象学家、新中国的第一代天气预报员章淹教授，已于2024年3月4日逝世，享年100岁。

章淹长期从事暴雨理论与应用开发的教学与科研，主要致力于数量化、精细化降水机理和预报的研究与实践，是新中国水文气象交叉学科的创建与开拓者之一。对暴雨、中国梅雨及其与我国洪旱灾害和南水北调等的关系进行了系列研究，在世界性难题暴雨预报领域，水文气象学和减灾方面都做出突出贡献。

她曾任北京气象学院研究生部教授，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科协常委、中国气象学会常务理事兼天气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水利学会理事兼水文气象学委员会第一、二届主任、北京气象学会十三至十五届理事长、北京减灾协会第一届副会长、长江三峡防洪专家、国际动力气象学会中尺度（精细）气象学委员、世界银行援建水库安全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八、九、十届人大代表等；为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天气预报员。

1925年1月26日，章家小囡呱呱坠地，父亲章廷谦欣喜地写下《一个小动物的出生》：“枝头开着黄花，说这名儿叫迎春，人们放鞭炮，说他们是在迎神，东方露着白光说，据说这是日出，就在这个时节，这个小动物诞生了。”这篇刊登在《语丝》上的文章，一直被章淹爱惜地收藏着。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24岁的章淹接到开国大典天气预报的任务。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容不得半点差池。气象预报需要准确的云与雾预测，以保证阅兵当天飞机可以顺利飞行。章淹回忆，她与同事们各处翻找，想要找到北京周边范围的预测资料，可“好多有用的资料在日本人走的时候全都烧毁了，只剩一个破大木箱子里头有一些破碎的图”。最后，他们靠着加强与空军气象台方面联络，更新气象信息，同时在清华气象系搜集资料，科学分析数据，计算降雨概率，加班加点深夜工作成了家常便饭。

章淹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私塾教师。父母是五四运动时期积极分子，父亲章廷谦是鲁迅好友，1924年曾同鲁迅等创办《语丝》周刊，并以“川岛”为笔名，成为《语丝》的主要撰稿人。

章廷谦曾任北大校长办公室秘书，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教育部命南迁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章廷谦随校南下，妻子和孩子暂时留在北平，待安顿下来之后再举家南下团聚。长沙临大开学不久，南京沦陷，武汉震动，战火即将蔓延至长沙，学校已不能维持正常办学，只能再度迁移。长沙临大迁往云南后，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章淹的母亲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辗转从天津、香港多地后，到达越南海防，与章廷谦汇合，再经河内转滇越铁路到昆明。

章淹的先生朱上庆也是西南联大地质系的毕业生，夫妻二人一位研究气象，一位研究地质。这样的工作让他们与家人聚少离多。在暴雨研究的十几年时间里，因为经常要深入一线研究暴雨和洪水，章淹总是哪里有暴雨就驻扎在哪里，一刻不停地追随暴雨的脚步，一次又一次地走进一个又一个灾区一线。

公开资料显示，章淹，女，1925年生，浙江上虞（原绍兴县）人，著名气象学家。1942年进入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就读气象学专业，1947年从清华大学气象系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