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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每个国家都希望把就业机会留在国内：印度总理莫迪推出了“印度制造”战略；法国总统马克龙忧心法国的就业问题；德国总理朔尔茨则关注德国汽车工业的未来。所以，仅靠中国出口绿色产品是不行的，中国企业将被要求在欧美、亚非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我很高兴能看到比亚迪在巴西投资，宁德时代在匈牙利投资，以及隆基绿能在越南投资……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投资。

同样，西方国家应该邀请比亚迪、宁德时代、隆基绿能、通威股份、金风科技和远景科技投资欧洲和美国，这才能让他们的企业加速发展。

如今，中国在几乎所有绿色部门都占据主导地位，在太阳能、风能和水力发电技术，以及电动汽车和电池方面的产量均占全球60%以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绿色转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中国能不能实现绿色转型？也许能，但成本会高得多，速度也会因而慢得多。

2023年，中国的清洁技术研发投资额高达6760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38%；而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总投资达8900亿美元，太阳能和风能新增装机300千兆瓦，是挪威总水力发电能力的10倍。这些水电在严寒冬季温暖了所有挪威居民，并满足了所有的电力需求。

我清晰地记得2009年在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结束时，一些环保人士非常绝望，他们几乎看不到解决方案。是啊，当时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总理温家宝、德国总理默克尔、印度总理辛格和巴西总统卢拉都在场，但结果却不尽人意。

关于中国“产能过剩”的论调是反常识的，而且也与从亚当·斯密开始发展起来的所有经济理论相悖。我的国家挪威在石油和渔业方面存在巨大的“产能过剩”。我们出口的石油远远超过国内消费量，我们捕捞的鳕鱼和鲑鱼也远远超过自给自足的消耗量。但正是这种“产能过剩”使我们能够从美国购买手机，从法国购买葡萄酒，从中国购买电动汽车。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大约在同一时间访问了北京，这使我有了不同的思考。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大规模推广绿色技术并非对世界的巨大贡献，而是一个“问题”——耶伦认为，中国在绿色领域存在“产能过剩”问题。

当我们离开哥本哈根时，没有人会想到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太阳能的价格会下降近80%，海上风能的价格会下降近70%。这在很大程度上(当然并非完全)归功于中国。我以为这正是我们所有人梦寐以求的。包括拜登政府在内的一些政府认为，我们需要将生产转向绿色，而且必须是以创新、规模化、低成本的方式。

中国也应认真考虑那些抱怨中国市场没有公平竞争环境的企业。例如，目前在中国的风电设备市场上，已经基本见不到外国企业了。这也许只是单纯因为它们的竞争力不够。但通过对话来确保市场的公平互惠准入，可以让质疑者闭嘴。

可能我的想法有些简单了，但我真的认为这正是世界所期冀的。对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投资，不仅降低了成本，还将绿色能源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使中国能够在2030年前如期实现其碳排放达峰的目标。

在近现代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从“过剩”的产能中受益更多。在20世纪中叶，美国占全球经济总量近一半，在几乎所有产业部门都存在产能过剩，这使美国变得非常强大。目前，硅谷的数字产品产能同样严重过剩。如果硅谷的产品只供给加利福尼亚州或美国，那么这个小山谷也就不会闻名世界了。

去年我参观了宁德时代公司，这是一家世界领先的电池制造商，为特斯拉及其他许多公司提供电池产品。宁德时代对德国的宝马公司赞誉有加，多次表示宝马对他们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并通过分享技术和专业知识帮助他们起步。

麻将胡了模拟器今年3月，我去甘肃省武威市考察。我不住地提醒自己这不是做梦：广袤的沙漠上布满了太阳能电池板，一直延伸至地平线的尽头。这座光伏电站是由中国三峡集团和内蒙古亿利资源集团建设的，这两家公司还有大量的风能发电业务。

西方国家应该及早行动，面对中国在绿色转型方面的领导地位，正确的做法是追求创新和绿色竞争，而不是走向保护主义。保护主义是“逐底竞争”，而绿色竞争则是“逐顶竞争”。

中国邀请特斯拉在上海建造超级工厂，为中国电动车市场带来“鲶鱼”效益，倒逼许多较小的中国企业力争上游。效果立竿见影，比亚迪、吉利、小鹏、蔚来等公司现在都成为了强有力的市场竞争者。华为和小米等科技公司也加入了这场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