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2038—2050年间，高等教育生源的需求规模从1472.02万人增加至1816.86万人，根据悲观情景下的低方案、稳定情景下的中方案、乐观情景下的高方案三种情形预测，生源供给规模可能从1198万人分别减少至645.01万人、820.08万人、995.17万人，形成从274.02万人分别扩增至1171.85万人、996.78万人、821.69万人的供给缺口。

另一方面，建立高等教育生源预警及退出机制，做到早研判、早预警、早应对。高校管理者应具备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对所在地区的出生人口数量、高中毕业生人数、高考报名人数和高校招生规模以及招生计划完成情况等系列数据进行监测分析和风险评估，当风险数据达到相应等级的预警阈值后，第一时间向高校发出生源危机预警，并对其实施优化专业结构、调减招生计划、政府接管、合并收购等措施以有效防范和化解生源危机。

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包括中国、德国、日本和俄罗斯在内的63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数量已达到顶峰，预计在未来三十年内，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将减少14%。中国可能在2024年至2054年期间经历最大的人口损失，预计人口将减少2.04亿。

上述研究预测，我国高等教育2038年左右将迎来历史性“生源拐点”，届时将可能引发生源数量危机和质量危机，并造成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失衡。对此，应多措并举大力提振社会生育水平，开源节流不断增强生源供给能力，建立生源监测及危机预警机制，促进招生规模与生态承载力适配，以实现高等教育生源供给与需求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两位研究者贺祖斌和郭彩清使用“供需缺口=供给规模-需求规模”计算公式对高等教育生源供需缺口状况进行测算发现，中国高等教育将在2038年左右迎来历史性“生源拐点”，生源供需关系从供大于求转变为供小于求。

当乐游戏中心模拟器联合国最新发布的人口报告指出，将近五分之一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意大利、韩国和西班牙，现在面临“超低生育率”，女性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少于1.4个。

基于预测结果，研究发现：在2024—2037年间，高等教育生源的供给规模从1585.02万人减少至1460.26万人，年均下降约9.6万人；高等教育生源的需求规模从1070.36万人攀升至1356.07万人，年均增长约21.98万人，形成从514.66万人缩小至16.98万人的需求缺口。

这意味着从2038年到2050年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生源呈现出供给小于需求的发展态势，生源供给状态由上一时期的过剩转变为短缺，生源供需差距也从需求缺口转变为供给缺口，且呈现出显著的持续扩大趋势。

另外，上述研究解释，生源供给下降还将造成教育教学资源的闲置浪费，招生不足和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又引发部分高校财政危机以及教师和管理人员的职业危机，最终部分高校因经营不善而被迫缩小办学规模、合并重组、接管转型或者走向破产倒闭，长此以往将形成“生源数量减少—录取分数降低—生源质量下降—教学质量下滑—招生严重不足—生存倒闭危机”的恶性循环。

该研究认为，在2038年左右“生源危机”全面来临之前，应该抓好用好未来14年战略窗口期，发挥人口预测在教育战略规划中的前瞻作用，促进高等教育生源需求与人口供给的适应性可持续发展。

人口少子化趋势下，高校是否会出现生源危机？今年6月，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育学部教授贺祖斌和教育学部科研助理郭彩清合作刊发了《少子化趋势下2024—2050年高等教育生源供需预测与危机预警——基于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的论文。

研究进一步阐述，当生源数量下降时，部分高度依赖学费收入的民办高校和专科层次高职类院校可能会竞相降低录取分数以吸引更多的学生，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生源质量下降。因为高考成绩是评价学生生源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高考成绩低的学生往往在学习兴趣、学习态度、学习能力、知识基础等方面较为薄弱，因此录取学生的高考成绩越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学校的生源质量越差，这将影响教育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

该研究选用PADIS—INT国际通用人口预测软件作为预测工具，以及使用SPSS27.0软件构建ARIMA时间序列预测模型，以此测算2024—2050年高等教育生源的需求规模。

研究者还建议，建立生源监测及其危机预警机制，应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强人口数据统计，建立教育、公安、民政、卫生健康、医保、社保等共享开放信息平台，实现多部门人口服务基础信息融合共享与动态更新，为密切监测地区人口变动趋势和准确把握高等教育生源供需状况提供及时权威的数据服务。

研究认为，在此循环机制下，如果未来仍然大幅度超常规地扩大招生规模，那么进入高等教育系统的学生就会增多，彼时在校生规模即系统承载量也会变大。一旦规模承载量超出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自身能够承受的最大阈值，就会导致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与高等教育系统生态承载力不协调，进而打破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最终引发高等教育生态危机。

研究者提出的对策建议包括，一方面，面向传统适龄生源，提高实际生源转化率。未来高等教育将成为新增劳动人口的“基础教育”，应当采取扩大高等教育机会供给的举措。一是全面放开异地高考，废除高考报名限制，同时实施按照生源地考生人数来均衡分配招生指标的制度，促进外来务工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数量获得和质量获得均等化；二是延长义务教育年限至高中，解决高等教育入学前阶段的入学、辍学等问题，防止适龄生源中途流失，有效缓解生源供给不足；三是借鉴国外经验，通过供给优质教育资源、提供奖学金和经济支持、优化留学生支持服务、开展文化交流和活动、提供就业机会等，以吸引国际生源来补充国内生源供给。另一方面，打破传统招生限制，扩大生源基本面。高等教育不但要满足传统生源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个性化需求，还要满足“非传统生源”对继续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

上述研究指出，在人口少子化与高等教育普及化并存的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规模过度扩张与适龄生源规模减少的影响叠加将为“生源危机”埋下伏笔，并可能进一步引发生源质量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