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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流画家面前，我不过多懂点植物学知识，少点个性张扬；在植物学家面前，我是小学生，只会画点画；在邮票设计家面前，我只是把博物画的理念带入邮票设计领域，顶多算个票友。我那点植物学知识是支离破碎的，岂能称专家。我就是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是画标本的博物画家。

因此，退休后我仍画了很多画。有自定的“百花”“百鸟”，也有为生态文明建设有关活动尽力的作品。这些是机遇也是挑战，更是应尽的职责。我曾写过一首打油诗自娱自乐：“平生无大志，就好画两笔。已是垂暮之年，拙性不改，一意孤行意未了。末了末了，还有人找。尽力而为，一件一件做好。还好还好，老迈之作，还有人瞧。”

1997年退休后，曾孝濂投入“百花”“百鸟”的创作中，并为2017年在中国举办的国际植物学大会、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2021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等大会，创作《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等不少作品。

曾孝濂：我这一辈子很简单，只进了一家单位，只干了一件事：就是为植物画像。而且，一干就是一辈子。虽然我有幸参与到《中国植物志》项目，但只尽了微薄之力。这个项目前前后后共有164位画师参与绘制工作，其中有好几位是我国植物科学画创始人冯澄如先生1943年创办的江南美术专科学校的学生，是我的老前辈。他们承前启后、薪火相传，培养了一批青年生物画家。我是后来者，怎敢妄称“中国植物科学画第一人”。

生有涯，学无涯。人生没有尽善尽美，只能争取问心无愧。任岁月凋零，任时光流转，我心依然。没有了却的心愿，自会有年轻一代去接力实现。(完)

曾孝濂：西方有不少博物画家用油画、丙烯等绘画形式，创作近乎超写实的精美生态艺术画，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我正在用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形式画生态景观。我把它称之为“水墨生态”。

曾孝濂：对我而言，画画，小时候是爱好，工作时是职责，那退休之后就成了一种停不下来的癖好和精神支撑。更何况，笔墨当随时代。当下，生态回归已成全人类的共识。植物科学画作为博物画的分支，也已从科研院所走向大众，且更加追求表达动植物原初的自然美、生态美和它们对生存的渴望，力求和观众产生心灵共鸣，唤起大众的认同感和亲切感。

365sf03.com中新网昆明6月29日电(记者 胡远航)“我是曾孝濂。一个画画的老头儿！画了一辈子花鸟鱼虫、森林大地……没画够！现在年纪大了，但还想再折腾几年，争取完成‘水墨生态’创作计划。”

曾孝濂：没有满意的。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也没法完全表现出植物的生命状态。花未全开、月未圆，许是人生的最佳境界。不过，年迈体弱，不是停滞不前的借口。日落前还会有晚霞，霞光也还会照到老树桩上。正是因为意犹未尽，就必须努力，不停地感知和思考，寻找新方法、学习新技术。

近日，中国博物画家曾孝濂接受中新网专访。85岁高龄的他，用这段轻松、幽默的开场白介绍自己。正如曾老选择客观呈现物种形态特征及生命力的博物画一样，记者也选择“简历+问答实录”的白描手法，来呈现此次采访。

曾孝濂：人的认知，总是从局部和细节开始，然后随着岁月的沉淀逐步深化。在如今的我看来，大自然是由美的原则构成的。从微观的大分子基因排序到肉眼难见的孢子和花粉粒，从维管束的交织组合到根茎叶花果的特殊构造，从生命个体到各式各样的植被类型和生态景观，无一不是美妙绝伦的。实际上，大自然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物种，以及每一门学问、每一门手艺的源头，也是我们的老师。

曾孝濂，1939年生于云南昆明。1958年，高中毕业的他，进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从事绘图工作。后参与到《中国植物志》项目中，和众多植物学家、画师一道，为华夏大地的301科3408属31142种植物树碑立传。每个人各司其职，做好自己所承担的一部分，共同完成了这部国家巨著。60余年，曾孝濂共创作发表2000余幅植物科学画，参与逾50部科学著作的插图工作，出版个人画集多种。而由他设计的11套邮票中，《杜鹃花》《杉树》《君子兰》在历届全国最佳邮票评选中被评为最佳邮票，《中国鸟》获第十三届政府间邮票印制者大会最佳连票奖。

曾孝濂：人生就是场没有终点的长跑。从《中国植物志》，到“百花”“百鸟”，再到《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总是会有新的目标和新的工作出现。一路走来，当年顽童已成白发翁，但总有追不完的梦。一息尚存，不舍罢手。我还有很多想要画的选题，还想实验新技法。如果老天爷多给我一点时间，还想再折腾几年。

曾孝濂：科学画和其它画种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绘画理念不同，它以植物动物及其环境因素为创作主体，反应生物物种原初的自然面貌，准确呈现物种的形态特征，来不得半点歪曲和任意夸张。它的表现形式是具象写实的，二者缺一不可。而主流艺术理念的核心，在于抒发画家本人对绘画客体的感受和情绪，是个性的宣泄和发挥。表现形式可以是具象的也可以是抽象的，更多是表现主义的。

曾孝濂：最开始，我们画植物主要还是以标本为依据，还原物种真实的自然形态特征，以准确为最高标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因参与国家“523”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项目，我第一次走进真正的原始热带雨林。大自然的狂野，让我从最初的无知惧怕逐渐过渡到惊奇赞叹，进而产生了理性的崇拜，从那些奇妙物种的特殊意象中，感悟生命的神奇和奥妙。慢慢地，我意识到画植物科学画不仅要画得像、画得准，更重要的是要表现出它们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