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纯净下载
纯净官方版中国与西方许多国家之间都有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以文化活动为推手,以学术交流为依托,以“东西互鉴”“达己达人”为进路,也取得了重要成效。当前背景下,中西方亟待思想层面的深入对话和双向阐释,从而才能为中国自身的全面发展和升级转型提供有利的舆论环境,为当今世界的紧张关系和利益格局输入必要的平衡机制,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奠定持久的长效基础。
世界杯押注平台以“构建发展共同体,共创人类新时代”为主题,第二届通州·全球发展论坛于10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受邀出席论坛的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大华讲席教授杨慧林19日在主题为“多元文明历程与全球文明发展”的分论坛上与多位外籍学者论道。
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都有所不同,其背后则是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中国与西方交往过程中,我们常说有“三大支柱”——经贸、政治、文化,实际上以法国为例,中法之间最开始并不是商贸往来,而是文化之间的相互认识、沟通乃至欣赏,这种真正深层次的沟通非常重要。
这就能理解,我们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译为“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用“shared future”(侧重表“共”意)而非“common destiny”(侧重表“同”意)。
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米歇尔·埃斯巴涅(Michel Espagne)教授和我有过多次对话。他曾公开表示,“当今世界越是充满冲突和误解,就越是需要学术层面的对话,只有‘对话式’的学术研究才能帮助人类达成真正的相互理解。”我非常赞赏他的看法。
中新社记者:从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到武夷论坛再到此次通州·全球发展论坛,您常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对话,探讨文明交流互鉴。不同文明之间为何能实现互鉴?
我们主张的“文化自信”,也必然取道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通过文明对话,你会发现,如果没有对话,不仅是我们不了解别人,可能对自己也不够了解。对话不仅是自我表达,也是在比较中自我辨识;不仅是让他人理解我们,也是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对话式的研究既是在比较中重述中华文明的独特肌理,也是针对西方话语的叙述模式;既启发了重访自身传统的机缘,也为“进入”西方知识系统提供了可能。
杨慧林:我们倡导文明互鉴,首先应该思考什么是“互鉴”。互鉴,现在一般英译为mutual learning,即相互学习。但实际上中文“鉴”字与英文reflection(有反映、反思、表达、沉思、回忆等多重含义)之间有着更有意思的关联,所谓“互鉴”正是一种相互之间的reflection。在英文中,mutual reflection具有多重涵义(polysemy)及模糊空间(ambiguity),恰与中文“鉴”字的一字多义相似,因而二者亦可互释。从“互鉴”一词的中英文互释即可看出,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基础性的共通之处。
正如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有一首诗《天真的预言》(Auguries of Innocence),徐志摩、田汉等人曾多次将其译成中文,措辞却基本一样:“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这一相似的翻译深深地刻在中国人的理解结构之中,因为“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式的表达在《梵网经》《法华经》等佛教典籍中随处可见。这也许是“异邦的想象”,但最后达成了多样性的互释。(完)
实现互鉴的重要前提和方法是比较。中文语境下,《说文解字》言,“二人为从,反从为比”;《汉书》载,“气同则合,声比则应”。《广韵》则解释“较”为:“与校通,比较也。一人独校曰校,二人对校曰雠。”这就是汉语本身的内在结构,包含着“相与”而“共在”,而不是“由己”而“求同”的逻辑。这种“对言结构”可见于整个中国传统。
“相反以见相成”的内容在中国文化典籍中非常多,其思想原型可从《周易》说起,例如《易传·系辞上》的“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德经》也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在《庄子·秋水》便是“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
从“世界之中国”的角度看,我们的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而中西互鉴的对话式研究,应该是超越“异邦的想象”、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路径和前提。正如著名西方宗教研究学者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在其名作《宗教学导论》中所言,“所有的高深知识都是通过比较获得的,并且是以比较为基础。”文明互鉴也需要在对话和比较的方法下进行。
例如,法国著名诗人谢阁兰(Victor Segalen)写的东西可谓“非常中国”,被誉为“法国的中国诗人”。他有一本著作《画&异域情调论》,其中的论题包括“夏朝的危岌”“商朝的败亡”“周朝的羞耻”“秦朝的皇陵”“西汉的禅让”“东汉的狂奔”等,简直完全是“中国化”。谢阁兰另外有《异域情调论:一种“多异”的美学》。他把“多异”看成是所有异域的、异常的、意外的、惊异的、神秘的、超人的乃至神圣的,都用“divers”来表达。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体现出“他性”,也就是欧陆哲学的“otherness”或“alterity”。有趣的是,中国文化经常被法国人看成是“多样性”的坐标,中国和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往往互为“异邦的想象”。
事实上,中国现代学术本身就是中西对话的产物。例如吕思勉认为,世界上并无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但是“各别的文化,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存”,所以“欲了解中国史,固非兼通外国史不行”。钱穆也表示,“最近学者,转治西人哲学,反以证说古籍,而子学遂大白。……余杭章炳麟,以佛理及西说阐发诸子,……绩溪胡适、新会梁启超继之,而子学遂风靡一世。”
“从‘世界之中国’的角度看,我们的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杨慧林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中西方亟待思想层面的深入对话和双向阐释。中西互鉴的对话式研究,应该是超越“异邦的想象”、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路径和前提。
西方著名宗教史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经过详尽的考察后仍相信,“阴阳消长和相生相成”包含着“中国思想的原创性”。从现代话语方式来看,中国人在讲“同”的时候,其实更多是在讲“共”。中国人既可以说和而不同,又可以讲天下大同;既支持各国保持自身文化特色,又主张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命运与共、美美与共,也是因“相与”而“共在”,并非由“一己”而“求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同”并非与“和而不同”相对立,由“共”释“同”恰恰是中国思想的独特性。
冯友兰更在其用英文出版的《中国哲学简史》中“以西释中”,不仅从孟德斯鸠式的“地理环境”说明“普天之下”和“四海之内”,以释“中国文明、特别是中国哲学何以为然”,还将儒家“内圣外王”(inner sage and outer king)比之于柏拉图的“哲学之王”(philosopher-king),将“反者道之动”(Reversal is the movement of the Tao)比之于黑格尔“一切都包含着对自身的否定”(Everything involves its own negation)。他认为,任何一种哲学都包含着“恒久的”(permanent)的观念,也包含着“可变的”(changeable)和“共同的”(in common)因素;因此不仅差异之间可以比较,而且可以“用彼方的概念(in terms of the other)予以翻译”。
杨慧林,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大华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先后担任过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等,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宗教学研究。近年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意义》(2018修订版)、《神学诠释学》(2018增订版)等,以及英文论文集Christianity,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Culture(2014)。
杨慧林:按照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说法,“没有法国史,只有欧洲史;……没有欧洲史,只有世界史。”梁启超则在《中国史叙论》中将黄帝至秦代的“上世”称为“中国之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至清代乾隆末年的“中世”为“亚洲之中国”,“与西人交涉竞争”的“近世”则是“世界之中国”。
世界杯押注平台是一款有着众多可爱角色形象的全新魔幻题材角色扮演手机游戏,
726MB/2024-12-05T19:17:36
立即下载792MB/2024-12-05T19:17:36
立即下载723MB/2024-12-05T19:17:36
立即下载486MB/2024-12-05T19:17:36
立即下载329MB/2024-12-05T19:17:36
立即下载125MB/2024-12-05T19:17:36
立即下载192MB/2024-12-05T19:17:36
立即下载955MB/2024-12-05T19:17:36
立即下载370MB/2024-12-05T19:17:36
立即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