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音落下，课堂气氛轻松了下来。大家自发鼓掌。朱锐摆了摆手：“下面大家不用鼓掌，我们就正常地上课。”之后的一个半小时，有讲解、有对谈，还有讨论，朱锐说到兴奋时，眼里闪着光。

新加坡圣淘沙这门课是《艺术与人脑》，授课老师是该校哲学院教授朱锐。“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我相信大家过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健康状态下还在教书。”18时，朱锐拄着拐杖准时走上讲台。北京已是春暖花开，他还戴着厚厚的毛绒手套和围巾。朱锐嗓音透着些嘶哑，坦然地说：“这样状态的我，如果真的激励到了大家，我觉得很自豪。”

关于生死的思考贯穿在朱锐的课堂上。有一次，朱锐分享了一个“好消息”：以后再也不会因为化疗耽误上课了，因为化疗停止了。不是因为病治好了，而是因为化疗没用。担任课程助教的博士生赵海若说：“朱老师说，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倒在了课堂上，希望学生们不要悲伤，要为他感到骄傲。”

朱锐望着台下一个个充满朝气的面庞，耐心地说：“我不太清楚，你们是不是接受得了课堂上突然发生什么事，也担心会不会给你们留下什么阴影，所以我其实是希望自己的坦白能劝退一些学生。”他顿了几秒，接着说：“没想到，大部分学生还是留了下来……这门课至少到目前上得还是很好，给了我自己很大的鼓励。谢谢大家！”

“他笑着说出这样的话，让大家觉得特别难过。”人大哲学院办公室教职工李京徽说，“朱老师总是尽量传递正面的内容。”他特意戴围巾和手套上课，把接受治疗的痕迹藏起来，担心有学生看到不舒服。